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冲突

三、宗教功能单位间的张力

冲突过程中，属于对立方的不同宗教功能单位并不一定始终持续发生实际行为和互动，然而没有直接交手也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不产生交集，在群体冲突的结构下，对立的两个宗教功能单位维持着一种张力状态，而释放张力状态的活动仍然是冲突。张力是冲突过程中宗教功能单位互动的特殊形式，张力变动也会对冲突进展产生影响。科塞总结了齐美尔冲突影响功能的命题，“有经常冲突的机会并不必然导致频繁的冲突，使其避免冲突的恰恰是关系的紧密和成员间很强的感情上的相互依附，但冲突一旦发生，这种压抑很可能导致冲突的进一步激化”⁽¹⁰⁹⁾。宗教群体是成员感情聚合度很高的社会群体，当宗教信仰接近的其他宗教功能单位受到直接攻击的时候，宗教功能单位会随之认为冲突针对的是整个信仰体系，自己不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宗教功能单位与直接受害者距离越近，或与直接施暴行为体距离越近，挫败感伴随的紧张与担忧夹杂的张力关系就越稳定，群体内部结构就越得到强化，隐匿的对其尊重、支持和赞美的群体与其他行为体彼此之间就越团结。对施暴行为体而言，攻击某一目标的暴力行为是敌对压抑情绪的释放，是反抗压迫的成功复仇。然而对抗和敌意都没有因为冲突而消失，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的对方行为体与赞赏攻击行为却没有实施暴力的行为体之间仍然保有张力关系。与国际关系所定义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非常类似的是，不同信仰张力之上没有，甚至同一宗教信仰不同教派之间的张力之上同样没有垄断权威，⁽¹¹⁰⁾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张力除了受到强大政治势力干预之外，具体还需要宗教功能单位自己做出突破的努力，要么扩大联盟谋求更多的保护力量牵制对方，要么整合内部使联系更紧密为继续对抗积聚力量。没有发生暴力事件的社会内也有宗教群体之间，包括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张力，但常常因其他社会问题，比如移民问题、殖民地后遗症问题等，被忽视成社会边缘地带的“第三空间”⁽¹¹¹⁾，掩盖了其宗教对峙内核。暴力冲突发生地区的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张力相比前者有更充分的表露机会，同时尽快做出行动反应的形势的压力也更紧迫。

安斯利·恩布里（Ainslie T.Embree）分析决定克什米尔信仰群体之间互动张力的三个特定因素:首先是真相，包括对事实的客观状态和主观领悟；其次是佛法德性；最后是宗教的灵修和神秘主义表现。⁽¹¹²⁾同理，不仅在锡克教和印度教冲突的克什米尔地区，而且在世界其他宗教冲突地区，一般说来宗教功能单位对这三个因素都可以加以引导而在张力变动上有所作为。波黑战争期间，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彼此争斗，都有某种程度的种族清洗行为，在激烈的地区暴力冲突过程中，以同样信仰基督教的塞尔维亚正教和克罗地亚罗马天主教的宗教功能单位间张力下的应对行为为例，1991年至1992年担任塞尔维特巴纳特教区（The Eparchy of Banat）主教的神学家，曾任贝尔格莱德东正教神学院院长的阿特纳斯耶·耶维迪奇（Atanasije Jevtić）发表多篇文章，强调塞尔维亚以外的南斯拉夫境内处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管辖下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正在面临“唯一”的种族屠杀，塞尔维亚正教杂志《东正教》（Pravoslavlje）刊登文章揭示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塞尔维亚人悲壮的牺牲历史。⁽¹¹³⁾为了支持波黑的塞族人独立，1993年，尤彼帕里波维奇（Dragomir Ubiparipovic）神父写道“上帝亲自派他们拯救塞尔维亚人”⁽¹¹⁴⁾。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和克罗地亚红衣主教、大主教都明确支持把克罗地亚人与天主教身份联系起来看待。大量宗教符号，比如蔷薇花和十字架，在战争中被装饰到士兵服装、武器和兵车上。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普利茨（Zelimir Puljic）主教在谈到对争端未来的展望的时候说:“为克罗地亚人而战就是为天主教信仰而战。”⁽¹¹⁵⁾克罗地亚的天主教界一度为南斯拉夫分裂、“克罗地亚解放”⁽¹¹⁶⁾兴奋不已，而无视克罗地亚军队对塞尔维亚平民所施行的暴行。由是观之，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张力由于宗教功能单位对现实的修正解读，以信仰作为内部团结的象征，鼓励对抗，最终以民族国家分裂为张力的释放。(www.xing528.com)

张力下宗教功能单位同样可以选择自我反思，寻找与其他行为体所具有的共同性，推动一致性行为，改善紧张程度。联合的对象可以是潜在的宗教文化亲近者，可以是有志于调解冲突的政府，可以是跨国政治、宗教、文化力量，甚至可以是期待缓和的敌对方。格斯瓦米（Srivatsava Goswami）是一位博学而文雅的智者，他的家族侍奉位于印度布林达班镇（Vrindaban）内数百所印度教寺院当中的一座奎师那（Krishna）神庙，他认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需要有与公民社会积极接触对话的宗教领袖，却并非不煽动草根运动。⁽¹¹⁷⁾这位并不身处克什米尔地区的草根宗教人士体会到了不同宗教行为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的理解是联合世俗力量对改善整个社会的宗教群体张力可能有积极作用，利用地方性宗教权威强化基层团体却并没有这样的作用。欧洲伊斯兰教的发展引起了不少人的不安心理，特别是建造清真寺的行为往往造成当地不同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前清真寺多数情况下只是被“隐藏”⁽¹¹⁸⁾的组织，原本是地方性的争执嵌入了伊斯兰政治地位的内涵之后就衍生为全球性政治命题，可见清真寺冲突在欧洲伊斯兰教从私人转向公共空间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缓解张力，有的清真寺尝试对非穆斯林让步，比如1991年4月，波黑伊斯兰社区领袖卡查特（Fikret Karčić）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Zagreb）清真寺主持召开“伊斯兰教律法”会议上提出伊斯兰教法（Shari’a）只是“穆斯林个人的道德实践法典”⁽¹¹⁹⁾，希望以此减轻非穆斯林邻居的疑虑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