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对话合作产生成果

一、对话与合作

尽管有种种针对宗教引发政治冲突的指责，人们仍然愿意相信宗教可以提供实现和平的工具。2003年几位主流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结集出版《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大胆地期待不同宗教之间基于信仰的外交可以推进和平建设。该书主编认为信仰外交这种新的外交形式有五个特点，⁽⁸¹⁾这五个特点同样基本适用于对本书的宗教功能单位合作型互动行为的分析。其一，宗教外交仍然秉持属灵原则来推进和平建设。这一特点决定了宗教行为体与一般世俗理性行为者的根本不同，对后者而言，祈祷、禁食、宽恕、悔悟、从神圣文本寻找行为依据这些行为不属于理性行为，但对宗教行为体来说正相反。用宗教性行为来推进和平与把宗教信仰作为合法性来源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后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客行径，而前者是对国内和国际政治有影响力的宗教信仰主体采取的专业行为。其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行为体都有某个核心的精神权威。换言之，所有参与冲突调节的宗教行为体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认可，要么来自可信的宗教机构授权，要么来自个人灵性魅力。大多数宗教功能单位都可以提供这两种宗教授权，因为它既可以是一个本地宗教社区的宗教生活权威，也可以提供出色的宗教领袖。其三，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核心是多元主义。宗教行为者并不以放弃信仰换取一致，但他们尝试接受和平建设调节过程中出现其他宗教的神学观点。如果冲突调解者以为所有的宗教传统根本都是一样的，那么他可能面对用异教冒犯信徒的危险。其四，基于信仰的外交提供了世俗方式不可能提供的解决冲突的超然路径。宗教行为体因为细腻敏感而比急功近利的政客们更懂得读懂人心。其五，宗教行为体参与和平调解的动机来自内心深处的宗教召唤，因而当他们面对巨大的失败可能之时仍然能够保有坚忍的精神。作者认为，正是宗教信仰的支持才能解释有这么多宗教和平调解者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到最危险的冲突前线。

道格拉斯·约翰逊（Douglas Johnston）和布莱恩·考克斯（Brian Cox）总结的信仰外交的五个特征有很强的信徒特质，对非信仰人群而言，这种对以信仰为基础之外交的乐观和信任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就主体陷入地区暴力冲突的宗教功能单位来说，事实是现实情况也不一定允许陷入暴力冲突情境的宗教功能单位还能完全体现所有的和平外交精神，其应对危险和其他行为体互动的方式就不见得符合这五个特征表述。冲突造成的极端政治环境，使宗教功能单位之间的互动，即便是合作型的互动，可能也无法平心静气利用这些特征实现期待中的和平效应，可能是一时间很难接受在其他信仰带来直接攻击的同时还要尊重所有异教神学，也可能是没有时间去拣选合适的冲突调解人。虽然存在有效性的质疑，但必须承认，对立的宗教功能单位彼此之间的确有对话交流互动的努力，具体表现为宗教功能单位空间内部的尊重交流型互动、非实体空间的沟通型互动和宗教功能单位空间外部的混合型互动三个层面。

1.在不损害自身信仰的基础上，尊重对方宗教仪礼、宗教神学、宗教传统，以清真寺、教堂、会堂、庙宇等等这些以宗教功能单位为场所和平台，互访、联合祷告、提供敌对方难民以庇护场所，这就是尊重交流型互动，是为“请进来”的互动。2009年5月12日，作为首位访问伊斯兰教圣地圆顶清真寺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进入圆顶清真寺范围之时，尊重伊斯兰教传统惯例，脱去了红色教皇鞋，赤脚走入清真寺。圆顶清真寺大穆夫提先向教宗致辞，提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圣所的侵犯与限制”。教宗致大穆夫提的答谢辞中说:“圆顶清真寺反映了创造的奥秘和亚巴郎的信德，这正是三大宗教相遇的道路”，“在分裂导致的忧伤痛苦世界中，这个地方对于有善意的男男女女是个激励，也是一项挑战，就是要努力克服互不了解的过去和冲突，走上坦诚对话的路，旨在建设一个为今后世世代代的人公正与和平的世界”。⁽⁸²⁾梵蒂冈教宗友好访问清真寺，清真寺真诚接待天主教的宗教领袖，这是宗教功能单位以直接互访的形式努力消除分裂承认相互依存的典型例子。就在访问圆顶清真寺几天之前，同样是教宗在清真寺内与伊斯兰教领袖会面呼吁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团结，却因为本笃十六世在约旦安曼侯赛因国王清真寺（King Hussein Bin Talal Mosque）没有依照伊斯兰教传统在清真寺内脱鞋而遭到质疑，这次访问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初衷。⁽⁸³⁾

冲突对立的双方在宗教功能单位内联合祈祷，向因互斗而逝去的生命志哀，因为这种互斗既是人性的悲剧也是对文化和宗教情感的亵渎。联合祷告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已经发生了的暴力冲突带给双方文化心灵上的伤害。然而联合祈祷的困难也远超过理论家纸面的想象。比如前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是首位踏入清真寺的天主教教宗，2001年5月5日，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Umayyed mosque）。这座清真寺历史上几次转换宗教背景，目前可追溯最早的考古发现是寺内出土的斯芬克斯岩绘，之后它是罗马主神朱庇特的神庙，拜占庭时期改做圣约翰教堂，至今寺内仍然保留有圣约翰（伊斯兰教的什哈亚先知）的头骨和墓地，636年征服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将其改建为清真寺，多元的宗教背景使倭马亚清真寺被叙利亚穆斯林视为伊斯兰教宗教宽容的象征。⁽⁸⁴⁾倭马亚清真寺是对所有朝圣者敞开大门的理性宗教功能单位。但即使是在这样非常开放的清真寺内，按照原来的计划，教宗将会在倭马亚清真寺与伊斯兰教长共同举行一次联合祈祷活动，⁽⁸⁵⁾却因为不少穆斯林认为教宗是有计划地想把清真寺重新变回基督教教堂而最终取消。教宗选择独自在施洗约翰墓地前默默为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解进行祷告。⁽⁸⁶⁾(www.xing528.com)

帮助受伤的敌人，为对方的难民提供庇护所，是即便处在对抗的状态下，宗教功能单位之间以宗教场所为平台的又一种互动方式。“9·11”之后，塔利班的成员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成员高度戒备的对象。2006年5月，41名阿富汗难民跑入爱尔兰都柏林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St.Patrick’s Cathedral）以寻求庇护，并试图在教堂里以绝食换取允许他们在爱尔兰政治避难。有报道称其中部分难民可能同阿富汗的塔利班前政权有联系。尽管爱尔兰教会都柏林大主教约翰·尼尔（John Neil）说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并不是一个适当的绝食抗议地点，但是他仍然表示这仅指教堂内没有适合绝食抗议的设施，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并不会要求难民离开。因为爱尔兰政府拒绝谈判，尼尔大主教甚至怀疑现代爱尔兰丧失了教堂可以提供庇护所的古风。肖恩·布拉迪（Sean Brady）主教引用他3月17日在圣帕特里克节（St.Patrick’s Day）的布道提醒爱尔兰人“我们的守护圣徒帕特里克也只是这片土地上的移民”，希望更多的爱尔兰人不计前嫌帮助这些阿富汗难民。⁽⁸⁷⁾

2.借用传播媒体和官方网络，宣传、沟通和对话，为暴力冲突疗伤，尝试建立互信的开端，是宗教功能单位之间试探式的虚拟互动，是当面对面的交流尚不能实现的时候，对抗着的双方非现实性的直接对话。宗教功能单位可以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于问答之间透露己方的立场，或者制作专门的纪录片详细介绍自己的情况，述说对敌对方的理解和期望，抑或是寻求外界的帮助，最后再由媒体通过直观的声音、影像播出。这个媒体可以是“CNN效应”⁽⁸⁸⁾所代表的传统电视媒体，也可以是“Youtube效应”所代表的实时视频网络互动。评论家乐观地断言，Youtube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不仅包括政治参与，还包括宗教之间信息传递。⁽⁸⁹⁾2005年11月梵蒂冈在Youtube上注册建立官方频道，发布有关本笃十六世主要活动和梵蒂冈相关事件的新闻。⁽⁹⁰⁾以Youtube为代表的互动视频网络还可以使传统电视媒体的播放次数有效的电视节目得以永久存在，使相关影响力借此持久发挥作用。宗教功能单位的官方网络与CNN电视效应和Youtube网络草根民主效应相比有两个根本区别:其一，没有过多的商业经济竞争压力，宗教功能单位的官方网站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全面具体地表达自身完整意图，无需为了博得爆炸性新闻效应而断章取义；其二，宗教功能单位官方网站的身份限定保证了其发布信息的质量不会是粗制滥造的业余播客水准，因而有相对权威，并保证其相对温和的立场。

3.冲突中对立双方各自宗教功能单位的代表参与第三方介入的和谈会议，共同签署和平条约，这就是宗教圣地之外的合作方式，是“走出去”的互动。戈平在总结中东宗教难题的时候认为，包括具体发生在犹太教会堂、清真寺和墓地内表示悔恨、荣耀和奉献的姿态，都可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被视为对他们自己的冒犯。建立不同宗教之间机制化的互信需要非当事人的第三方势力比如美国的介入。⁽⁹¹⁾此外，各种国际组织、NGO也为对立的宗教功能单位提供了和谈的机会和场所。比如2005年成立于法国的“伊玛目和拉比世界和平大会”（World Congress of Imams and Rabbis for Peace），第一次在布鲁塞尔，而后在塞维利亚，最近两次皆在巴黎举行。其建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国际观察员、学者专家和其他宗教代表都在场的情况下，来自不同地区国家的拉比和伊玛目聚会在一起，寻求解开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死结，实现和平的可行方案。⁽⁹²⁾类似第三方介入的冲突各方的交流也许没有如设想的那样收效显著，比如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代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始终保持不可让步的政治分歧，但不可否认，参与其中的那些代表各自宗教群体的宗教学者、领袖怀有以和谈互动终止暴力实现和解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