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调查

三、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模式

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宗教对当前世界范围内许多价值观对立的群体间的仇恨和暴力冲突负有责任，但是当把目光具体化到每一个宗教功能单位的时候，就不难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考察对象都是打破静态社会结构现状煽动冲突的改革者，甚至即便是已经被动地卷入暴力对抗的极端困境，宗教功能单位也可能仍然只是通过调试自我来改善和缓解政治局面，而并不以悲观主义的受害者身份排斥、对抗乃至恶化社会秩序。不过，暴力也会冲击宗教功能单位的生存机会，复仇情绪支配下的反抗行为也就不难理解。⁽⁵²⁾宗教功能单位在反常的社会结构——暴力冲突状态下的行为，归根结底在于确保那些自我生存的因素，其表现却是行为体源于机遇变化，夹杂着外界期许、信仰义务和主观认知所产生的选择。如果仍然把观察的重点放在冲突起源，反复为暴力寻找宗教文化根源，也许对避免冲突有学理价值，但对长期以来陷入螺旋式冲突地区的宗教功能单位个体而言却没有意义，而这些宗教功能单位才是鲜活的现实政治参与者，他们必须不断地给出暴力冲突应对的行为答案，其行动影响力可以超过传统行为分析的理论逻辑推理局限，可能才是减少那些融入宗教色彩的暴力的希望。社会冲突理论并不否认冲突的消极效应，但一定程度的冲突是构成族群和维持群体生命的基本要素。⁽⁵³⁾许多有效的冲突研究以成本—收益分析为研究路径，但他们甚至回避精确回答冲突中我与敌到底是谁这样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体边界可以通过策略改变而难以量度。⁽⁵⁴⁾按照国际化了的地区暴力冲突过程中宗教功能单位行为对群体聚合作用的客观效应，其行为模式分为强化内部聚合的行为模式和强化外部整合的行为模式。

（一）强调内部聚合的行为模式

冲突有塑造群体边界和加强群体聚合的功能。科塞认为:“与外群体的冲突可以对群体身份的建立和重新肯定做出贡献，并维持它与周围社会环境的界限。”⁽⁵⁵⁾现实性冲突过程中宗教功能单位借助对对立方的憎恨，自主地以敌对内驱力塑造己方整体主义心理，在群体内部宣传表现对群体外部的敌意，释放受难信号，强化内部趋同，而群体内部则因爱而形成更加紧密的社会关系。恰恰是这种亲密性导致了敌对感情的延续和积累，⁽⁵⁶⁾积聚的压抑对抗情绪一旦得到释放对社会关系互动而言不算是积极因素，却也不一定会削弱所有群体。宗教派别群体成员之间关系的聚合强度高于以其他形式片面性参与的群体，⁽⁵⁷⁾对危险的认知会动员起整个群体的自我保护意识，使群体内部更加抱团，抑制内斗和内耗，使群体内部生命力因威胁和受难愈加旺盛，捡起丢过来的石头可以是重建的磐石。

虽说所有宗教都宣讲非暴力的德行，但宗教功能单位却有能力支持可以带来政治权力的暴力的行为。许多宗教领袖，不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的领袖都同意，当宗教正义（spiritual justice）受损害的特殊情况下废除非暴力原则是可以接受的。⁽⁵⁸⁾20世纪80年代，印度旁遮普邦的局势非常紧张，针对锡克教徒的歧视事件甚至谋杀非常常见，在这样的冲突背景下，反政府锡克教极端宗教组织（Dandami Taksal）的领袖宾德兰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承认“对锡克教而言持有武器和残害生命是极大的罪恶”，但他更认可在极端状况下使用暴力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如果拥有了武器却不去争取正义那是更大的罪”⁽⁵⁹⁾。1983年，为躲避印度政府的追捕，宾德兰瓦勒向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的阿曼迪尔寺（Harmandir Sahib/金殿）寻求庇护，金殿的长老容许宾德兰瓦勒躲入圣座大楼，随后宾德兰瓦勒将金殿改造成反政府堡垒。印度政府为了镇压反抗军在1984年6月6日金殿内举行阿冉宗师殉道纪念日（Martyrdom of Guru Arjan Dev）期间发动“蓝星行动”（Operations Blue Star），⁽⁶⁰⁾于金殿内击毙宾德兰瓦勒从而结束了这场军事对峙。金殿接纳宾德兰瓦勒的行为给予反抗军宗教上的认可和支持，却也由此招致直接指向金殿的军事行动。金殿受辱、庙内朝圣者被杀，加深了锡克教群体对印度的仇恨，他们摆脱印度控制的欲望更加高涨，其直接后果是四个月后，印度总理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被自己的锡克教卫兵刺杀。直到2007年，“蓝星行动”仍然在警示着巴勒斯坦政府镇压红色清真寺“静音行动”（Operations Silence）⁽⁶¹⁾可能带来的暴力循环和社会群体极化。(www.xing528.com)

（二）强化外部整合的行为模式

冲突不等于灭绝性战争和屠杀，对立的各方势力“一方面为了斗争去结合，一方面又在共同接受的规范、规则控制下进行斗争”⁽⁶²⁾。这在逻辑推理上承认了冲突一方可能联合敌对方遵守共同的对抗游戏规则的行为，在持续的冲突互动中不断修正彼此的生存策略，它以退为进地遏制了冲突走向更大规模的混乱。冲突把“其他方面毫无关系的个人或团体集合到一起”⁽⁶³⁾，“为了专门的防御目的的联合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尚存的团体组织间，特别是当这些团体是大量和异质的时候”⁽⁶⁴⁾，这是行为体联盟的努力。冲突可以使孤立的个人形成联合体，⁽⁶⁵⁾孤立的宗教功能单位也可以在冲突中占据主动，从最低限度自我保护的工具目标出发，实现跨越族群、疆界、利益、意识形态藩篱的联合体。宗教功能单位外部整合行为模式有宽大的灵活性的掌握空间，比如齐美尔就发现“天主教派通过尽可能地把反对派当作属于自己群体来形成它所需要的紧密团结阵线，但是当这不再可能的时候，就会用无比的力量将他们驱逐出去”⁽⁶⁶⁾。在发生国际性暴力冲突的地区，人员和组织的跨国流动性使更大范围的潜在群体纳入宗教功能单位的联合视野。宗教功能单位是个开放性的行为体，不会像教会组织那样以严苛的神圣标准确认其成员资格，因此宗教功能单位没有刻意设置屏障拒绝那些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甚至不是同一信仰的人员、组织；相反，在暴力冲突的极端气候下，宗教功能单位会致力于吸引那些同情、支持和帮助自身的外部群体，将他们整合成并不制度化但却有操作性的松散联盟，加速争端的解决。

强化外部整合的行为所面对的对象在结构、文化、政治立场、价值偏好等方面和宗教功能单位相对照都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异。冲突过程中，宗教功能单位如果不想在自我保护已经堪忧的情况下再陷入政治孤岛的困境，就不得不以温和的方式，弥合分歧，寻找甚至创造联合外部的共同点，努力融入公共空间，提升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围绕宗教功能单位形成的，有新的、更多行为体参与的联合体一方面平衡了对立各方的权力对比，⁽⁶⁷⁾另一方面也为冲突缓解创造了相对积极的社会环境。2002年2月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Gujarat）坊间传闻一小群穆斯林点燃了一列乘坐着印度教激进主义者的火车造成58人死亡，这个事件最后被证明只是一场偶发的炉火事故，但是却引发超过1 000名大部分是穆斯林的平民在蔓延整个古吉拉特邦的群体骚乱中丧生。当地政府和警察消极应对，几乎无意平息暴乱。同年9月，同处古吉拉特邦的甘地纳加尔（Gandhinagar）印度教丝瓦米纳拉扬神庙（Swaminarayan Temple）受到攻击，至少30人死亡，人们怀疑是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了神庙，引来国际关注。与二月政府应对态度不同的是，这一次印度中央政府迅速介入，派遣了大约3 000名军人及时遏制了可能出现的又一轮暴力复仇。⁽⁶⁸⁾政府态度前后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正是瓦米纳拉扬神庙不仅对印度教徒有崇高的宗教地位，更是一个积极进入公众视野，努力强化外部群体整合的宗教功能单位。瓦米纳拉扬神庙受攻击后第一时间就在自己的官方网站⁽⁶⁹⁾制作“瓦米纳拉扬屠杀”事件专题网页，⁽⁷⁰⁾除了公布遇袭的细节、发布相关新闻网页链接、感谢救援者之外，瓦米纳拉扬神庙在9月29日（袭击事件四天后）举办悼念死难者大型祈祷会集了众多宗教领袖，古吉拉特邦的首脑、首席部长、前首席部长，反对党领袖都被邀请出席，⁽⁷¹⁾神庙谴责暴力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安全空间。

强调内部聚合模式和强化外部整合模式并不是绝对两分的，在积重难返的冲突困境下，面对同样一个突发暴力事件宗教功能单位可能同时采取两种行为模式，不仅仅强调本地区本民族本信仰的群体聚合，也致力于实现非本地区非本民族甚至非本信仰的群体聚合到自己这一方。比如在宗教关系紧张的缅甸，北部若开邦郡（Rakhine）的数座清真寺持续遭到缅甸政府边境安全部队随意入寺搜查，政府要求这些清真寺的神职人员由政府管制，当清真寺的官方代表拒绝后，政府操纵会众摧毁了这些清真寺。若开邦穆斯林群体的宗教中心因为坚持独立主导寺内宗教生活反对军政府干预而被袭击，这对当地罗辛亚族（Rohingyas）穆斯林而言是长期受主要由佛教缅族主导的军政府镇压的又一表现，不堪的社会境遇激励该地区穆斯林不放弃独立自治的要求。若开邦郡清真寺受攻击事件被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书写进2008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⁷²⁾，作为缅甸军政府反宗教自由的例证，美国表明了同情清真寺反对缅甸政府的立场，冲突中若开邦清真寺争取独立反抗军政府而受到打击的一系列行为强化了缅甸穆斯林少数民族与美国官方的聚合效应。群体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两种聚合行为模式并行的效果和偏重有差异，并且很难否认这种聚合行为模式中现实政治博弈起到的作用。但单就宗教功能单位自身而言，不论其强调内部聚合还是强化外部聚合行为，其根本目的仍然可以归结到维护宗教功能单位三个层级的利益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