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政治进程一览

一、政治进程与宗教功能单位

就国际政治而言，讨论有国际影响力的宗教功能单位行为是以处于某个政治进程中的国家为背景的现实行为，国家政治进程是动态的基础。宗教功能单位所在国家的政治进程是限制其行为国际影响力效果的国内环境基础。国家法律对宗教宽容的程度、政府与宗教分离的程度、国家对武力的垄断程度等这些国内政治背景框架，成为理解宗教功能单位如何发挥国际影响力的起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阶段并不决定宗教冲突发生与否，但是宗教功能单位的行动却无法回避国家能否提供相对恒定的政治现实和秩序制约。英国战略家罗伯特·库珀（Robert F.Cooper）认为当今的世界处在分裂之中。库珀把国家分为三种异质类型:法制缺失、失败的“前现代国家”，直接公开追求国家利益的“现代国家”，还有基于公开、法制和共同安全运转的“后现代国家”。⁽¹⁶⁾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是宗教功能单位无法选择的政治生态，它们提供一些左右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规则，虽然并不是所有宗教功能单位都会遵守这些规则。相对于模棱两可的国际体系而言，国内政治体系更加明确，宗教功能单位预测形势和采取对外行动最初的注意力总是放在最贴近自己也更容易利用的国内政治体系上。

（一）前现代国家内的宗教功能单位

前现代国家生活在前现代状态中，通常是前殖民地，这些国家在摆脱殖民帝国控制后陷入混乱，比如索马里和阿富汗。前现代国家不满足马克斯·韦伯国家机器法垄断武力的判断标准，国家结构是失序并且脆弱的。⁽¹⁷⁾支持文明冲突论的研究者阐明，“失败国家”充斥了相互斗争，宗教冲突为所有冲突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宗教因素是影响冲突变化的动能之一。⁽¹⁸⁾公允的评论家不同意亨廷顿所谓伊斯兰教内核是暴力这种偏见，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向东看的时候拣选了伊斯兰世界加以批判，却主动无视自己天主教的拉丁美洲紧邻和非洲的基督教世界。不在少数的血腥冲突肆虐于非洲大陆，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天主教国家，比如布隆迪、卢旺达和安哥拉。因而与其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敌意导致冲突，毋宁如实承认这些冲突发生在宗教教会与国家政府正处于权力争夺态势之社会里的几率更大，在这一类社会中本可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到调解作用的政治机构被削弱了。在这类冲突过程中，正是那些教堂和清真寺假以制度因素，以组织动员优势煽动群体认可公共极化（communal polarization），导致了冲突升级。⁽¹⁹⁾此外，“失败国家”这样的表述有失公允，比如库珀在定义前现代国家的时候认为美国在现代国家与后现代国家之间摇摆，但美国无政府主义学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却认为美国反复在对外战争中滥用了武力和摧毁了民主，美国自己正在成为一个失败国家，从而威胁到本国和世界人民，⁽²⁰⁾增加了行为体所处政治进程判断的变数。

（二）现代国家里的宗教功能单位

现代国家是那些依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成熟国际规则，崇尚国家利益、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现实主义国家，比如印度和巴西。⁽²¹⁾现代国家有完好的国家体系，国家政府对疆域范围内施行有效的武力专断，有能力保卫国家自身安全。但对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家而言，不仅“失败国家”是危险的，现代国家崛起也同样对世界构成潜在的危险。⁽²²⁾现代国家在外部过分审慎的注视下，细微的冲突事件会被当做弱化压制现代国家实力上升和平衡地区权力对比的契机而刻意放大。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国家政府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压制宗教功能单位的行动空间。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国内清真寺发展的境遇很有启发意义。比如1997年，距离莫斯科500公里的沃罗达格（Vologda）市建起一座由俄罗斯各地建筑师参与建造的清真寺，但当这座清真寺建好之后，当地政府和国家保护历史古迹理事会启动法律程序要求移除这座刚建成的清真寺。2000年12月，穆夫提雷夫（Ravil Gainutdin）给总统普京写信抱怨这次诉讼的不公，提醒总统这是20世纪60年代无神论战斗的回声，他认为整个国家到处都有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作为回应，当地政府官员向这位穆夫提保证拆除清真寺的行动与伊斯兰恐惧症完全无关。沃罗达格的穆斯林受到极大鼓舞，也弄明白了努力方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方面不断制造舆论压力，另一方面由宗教领袖多次向最高政治领袖求助，2002年8月，他们终于拿到了沃罗达格政府首脑签署的允许清真寺继续存在的解决方案。⁽²³⁾伊斯兰恐惧症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为了表示政治正确、社会民主开明而创造的新词，尽管也有反思的声音认为伊斯兰教之间共同性较弱，但到了“9·11”之后，伊斯兰恐惧症已经被提高到与反犹主义这样的政治词汇一样具有警示歧视可能引发人类悲剧意义上的重要性。⁽²⁴⁾在沃罗达格清真寺去留冲突中，俄罗斯官方面临最大的谴责伊斯兰恐惧症就是这个外部环境所制造的政治术语，沃罗达格的清真寺在现代法制国家体系内积极行动，通过与政府交往成功地实现了自我保护。(www.xing528.com)

（三）后现代国家中的宗教功能单位

国际体系中的后现代国家内部现代世界的传统国家体系正在瓦解，但是与前现代国家陷入无序不同，后现代国家建立了更严格的秩序。⁽²⁵⁾后现代国家形态比任何以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态更多元、复杂和地方化，其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²⁶⁾后现代国家破坏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概念，以超国家形态取代既有的国家领土和主权传统。库珀也认识到后现代国家联盟之外并不存在类似冷战两大阵营对峙所提供的那种有效的外部安全保证，后现代国家必须正视有敌意的力量（不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导弹袭击）可以轻易突破边界，并对国家内部造成伤害这一现实。⁽²⁷⁾民主和多元化的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宗教种族之间的分化就不会引发冲突，多元主义不一定使社会更加安全。正如保罗·卡利尔（Paul Callier）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恰恰是过分地强调并且容忍社会多元致使社会不断碎片化，反而可能减弱了国家与社会更加现代化的机遇。因为只有不同才会引发“文化冲突”。⁽²⁸⁾欧盟国家内的宗教功能单位并不是可以绝缘于仇恨和打击的乐园，暴力冲突同样可能存在。根据UCDP冲突分析，二战结束之后到2007年之间，非洲、亚洲、中东、欧洲和美洲所有现实发生的武装冲突按照其影响范围划分，有超体系武装冲突、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国际化的内部武装冲突和内部武装冲突四种（见图2-1），⁽²⁹⁾最常见的是发生在国家内部的那些武装冲突，虽然其具体数量有差别，但是欧洲和非洲的内部冲突比起世界其他地区国内的武装冲突更容易国际化。比如2009年5月24日奥地利维也纳市一座正在进行宗教活动的锡克庙发生枪击案，混战中16人受伤，从印度前去传教的锡克教长老（Sant Rama Nand）受重伤不治身亡。奥地利国内反对党借机向执政党发难，指责奥地利的移民政策，联合政党则着力于反击反对党煽动宗教对立。⁽³⁰⁾奥地利国内政客骂战未歇，远离奥地利的锡克教徒却在锡克教集中的印度旁遮普邦爆发激烈抗议，长老的追随者们在公路上焚烧车辆，印度政府出动大批警力高度戒备，总理出面要求各方克制情绪避免局势恶化。⁽³¹⁾

有趋异的群体就会有暴力冲突的潜质，以宗教信仰划界的区别远比其他政治人群间的区别更难以消弭，宗教功能单位作为象征特定群体的实体存在常常成为对立方敌意宣泄的对象。没有一种国家政治形态可以为宗教功能单位屏蔽潜在风险。现代性并不构成绝对避免冲突的屏障。在严格意义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宗教功能单位，从冷战结束后到“9·11”后的今天，在国家领域内不存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制度足以阻挡任何可能的涉及宗教功能单位的暴力冲突，同样要杜绝冲突的影响扩散到地区和国家之外也非常困难。冲突是全球化世界中所有宗教功能单位都可能遇到的考验，却也在客观上提供其独立行动的机遇，不同国家进程只是宗教功能单位选取行为模式的考虑因素之一。

图2-1　1946—2007年现行冲突（Active conflicts）的地区和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