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冲突的关联

一、宗教与冲突选题的缘起⁽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庞大的苏联突然解体，两极对立的冷战随之落幕。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这场变故事先既鲜有准确预测，也没有充足的理论准备。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针对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袭击又将以国家为基础、权力政治为核心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大厦骤然撞得摇摇欲坠。冷战对立走到尽头，却并不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仇恨的藩篱随铁幕一同消亡。失去了两大超级大国对联盟国家的威权钳制，遍布全球的热点地区局势反而日益不安。“9·11”事件之后，长久以来被贴上“古老的憎恶”⁽⁶⁾标签的宗教唤起了普通民众对宗教本身更多的关注。“9·11”恐怖袭击的突发性以及影响力使得整个世界惊魂甫定之余，后续各种专注于追溯、反思、分析、预测，专注于世界暴力冲突的研究“井喷”似地涌现。这些论著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关注探究人类终极目标和宇宙深邃本体的宗教在暴力循环中的表现。

现有世界各大主要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均具有跨地区、跨国界的超国家特征，因此极易与一国外交政策或者国家之间关系产生关联。宗教由此被认为是“无国界的政治现象”⁽⁷⁾。甚至在没有形成民族国家之前，苏菲教修士司祭、天主教传教士和佛教僧侣就已经将其宗教理念和实践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宗教的自由流动是市民社会的景象。⁽⁸⁾后现代的今天，宗教群体已经成为渐具雏形的跨国市民社会的积极创造者。宗教传播在某些情况下比今天的经济更具有全球化属性。宗教流动带来的政治性现实问题在于:主权国家领土边界之外存在隐性的，并且不断变化的宗教边界，而宗教边界往往与领土边界并不一致。国家领土之间不可能有重合，否则就会产生争端，而宗教边界的重合有可能造成比政治边界冲突更为严峻的危机。⁽⁹⁾政治意义上国家边界被框定在国际法和各国双边协议的保护之下，各国武力也大都强势维持边界安全，所以国家边界相对较为稳定。但是宗教边界却因为非传统军事安全的软性因素（新的移民潮、信教人口比重转换、传教热情消长等）而不断蠕动变化。不同宗教板块之间的摩擦激发了宗教群体保卫自身界域的冲动，地区宗教冲突的升级就体现了这一结构困境。政治边界与宗教边界的不重合会导致宗教力量存在争夺超越传统政治主权边界以外领土，抑或政治力量同样会无视宗教天然分界而强行分化或者聚合新的宗教边界，这些对既有地图重新排列组合的举动都大大增加了地区宗教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依照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¹⁰⁾，我们进一步推衍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无国界的政治现象”——宗教的认同是地区冲突对抗和暴力循环的主要动因之一。综观冷战之后多极、多文化世界之中冲突频仍的地区:犹太教以色列与伊斯兰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之间在中东地区久而未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两伊战争中伊斯兰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同室操戈；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与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之间长期斗争的克什米尔领土归属问题；还有比如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信徒和基督徒之间、波黑的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旁遮普的锡克教和印度教之间、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科索沃的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之间时断时续的交锋等等，几乎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宗教维度上发生的对抗和争斗。在某些悲观主义者看来，世界似乎都笼罩在讨伐异教的圣战气氛之中。希伯来联合教会首席拉比（Chief Rabbi of the United Hebrew Congregations）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在“9·11”事件尚未发生之前就曾明确指出“宗教往往处于冲突的核心。在波斯尼亚、科索沃、车臣、克什米尔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另一些地方，北爱尔兰、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一些地点，这样一些冲突地区，宗教问题尤其尖锐。”⁽¹¹⁾依据美国战略智库“国际危机监察机构”⁽¹²⁾（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统计数据，仅在2007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七个事实上的或者潜在的冲突地区状况恶化，其中包括巴基斯坦、肯尼亚、阿尔及利亚、乍得、黎巴嫩、巴斯克和吉尔吉斯斯坦。这其中大多数是含宗教因素的冲突地区。⁽¹³⁾“9·11”事件发生之后，许多研究调查数据均表明这一事实:以神圣之名而发起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暴力事件一直都处在逐步升级的状态中。有学者缘此认为全球化下的宗教复兴现象的本质与其说是宗教被引入政治，不如说是政治生活中曾经的边缘群体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¹⁴⁾也正是基于宗教回归政治舞台的大环境，宗教群体得以把渗透着它们的伦理观、价值观的政策主张比冷战时期更便利地影响国际关系的走向。以全球范围内宗教的大举复兴为时代背景，宗教正多层次、多角度地挑战着既有的国际秩序和格局。

笼统地看，诸多涉及宗教问题的地区冲突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动员模式，其一是涉及非善即恶、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最典型的无疑是中东地区巴以之间的冲突对抗。在这一动员模式中，对立的一方将自视为善的民主等价值观强加于对方，而被强迫接受方却将这种行为视为恶的干涉。反过来，对立的一方高度赞扬的宗教效忠行为却遭到另一方的极度反感（图0-1）。图示简明地显示了这一模式的冲突双方基于信仰的对善和恶的认知是根本对立而没有交集的。以暴力冲突旷日持久的中东为例，中东局势中的各方，不管是犹太教信众还是伊斯兰教穆斯林抑或外部干预力量，都过于倾向将所有政治符号简单进行善恶二元分化。美国国内将民主与宗教极端势力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漠视基地组织、哈马斯和伊朗所表现出的非暴力因子；当然后者也不遗余力地极力丑化西方反对势力，将其视为是敌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对手。

图0-1　善恶二元对立模式(www.xing528.com)

另外一部分非简单对立的关乎宗教问题的地区冲突，则可以借用经典的囚徒困境，通过某些持续发生的地区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宗教安全困境”⁽¹⁵⁾来进行解释（图0-2）。如果同一地区不同信仰的群体之间并不共享同一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宗教资源），并且宗教群体之间缺乏信任，交流对话渠道不畅，同时外部制约机制缺乏，那么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就能说明宗教群体A和宗教群体B都具有不安全感。并且宗教群体的行为选择不同于国际政治外交政策抉择，后者倾向于选择共同损失最小的a2b2，但是各方宗教利益宗教资源共享的几率小于国际交往中其他事务共赢的几率，宗教上的不安全感更直指人心也更容易影响根本行为价值判断。因而在现实中，a2b1和a1b2的情况即便出现，原本不采取斗争态度的一方也有很大可能性会转而积极应对资源争夺，最终演变成正式冲突。适用宗教安全囚徒困境模式的宗教冲突很多，比如为了争夺圣地耶路撒冷的地区冲突，为了水源或者油田的非洲宗教地区冲突，为了克什米尔地位问题的印度人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人之间的嫌隙。即便在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当代欧洲其实也不乏例证，比如有不少政治力量与宗教激进势力互相利用并表现出严重宗教间对抗，信仰东正教为主的希腊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两族对塞浦路斯的争夺等，不一而足。

图0-2　宗教冲突的囚徒困境模式

巴尔干地区是欧洲宗教分歧与地区冲突的痼疾:从希腊到波斯尼亚，从普里什蒂纳到萨拉热窝，巴尔干不断受到战火洗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冷战”、“热和平”⁽¹⁶⁾时期，巴尔干却仰仗铁幕的庇护反而获得了鲜有的平静。英国巴尔干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对那一时期的描述是:“巴尔干已自西方人意识中消失……明媚的景色取代了暴力，大多数游客想象中最麻烦的问题是差劲的道路和匪夷所思的盥洗设备。”⁽¹⁷⁾然而，巴尔干地区各种宗教、文化之间巨大的长期历史鸿沟却事实上并没有消失，想象的群体政治观念隐藏在东南欧冷战阵营认同之下，根植于巴尔干民众内心深处。巴尔干棱镜折射出的是各种势力相互角力的政治光谱。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巴尔干半岛的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勉强维持的松散联邦国家正是因为反感被迫接受主导国宗教，为维护自身宗教信仰的纯正和独立而继续走向分崩离析的。⁽¹⁸⁾1999年饱经暴力冲突之苦的科索沃在西方所谓人道主义危机下，再次遭遇战火:北约以轰炸南联盟实现对科索沃“人道主义干预”。科索沃战争后，在联合国和北约托管下科索沃以特殊的自治身份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共存，但是科索沃分裂势力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脱离联邦的努力，直至2008年2月18日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新一轮对该地区和相关议题的关注以及探讨随着科索沃的独立行为再次成为研究热点。科索沃的独立在引来穆斯林世界的一片欢呼之余，也激起不少外部世界对地区和平的忧虑。从长远来看，科索沃独立的举动有不可小觑的放射效应和连锁效应。比如同年8月格鲁吉亚南奥塞梯所发生的冲突虽然有其独特性，但不可避免地经常被类比科索沃独立问题。⁽¹⁹⁾

尽管学界对“文明冲突论”有颇多争议，⁽²⁰⁾但冷战后的国际交往中发生的许多地区冲突与宗教实体之间的分歧相关的这些现实事件，部分支持了亨廷顿所认为的“当今现实世界不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对抗性”⁽²¹⁾的基本观点。比如，东欧剧变后巴尔干的科索沃地区冲突中就有宗教因素介入。科索沃地区的宗教结构主要由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和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裔组成，另外还有信仰东正教的罗姆人、说阿尔巴尼亚语的阿希卡利人和埃及裔穆斯林。宗教信仰是科索沃地区划分族裔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标准和来源，不同信仰的族裔之间彼此仇恨，难以化解。同样曾经属于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的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尚有共同生活传统，甚至有过通婚记录，但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穆斯林与塞尔维亚裔基督徒之间却几乎没有过通婚现象。⁽²²⁾科索沃的宗教对峙不仅包括善恶二元对立模式，更是彼此之间为争夺相关资源而缺乏或者拒绝信息交流的宗教安全困境，兼具了宗教冲突两个动员类型的特质。科索沃的东正教基督徒在科索沃内部属于少数派别，但是因为科索沃地区很难摆脱塞尔维亚东正教圈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影响，从大塞尔维亚地区来看，独立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反而成了少数派。科索沃各级地方政府人员在基本构成上以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为主，但社会生活中占经济优势地位的却是塞尔维亚族基督徒（科索沃战争前）。科索沃既是塞尔维亚族东正教在巴尔干的发源地，又是自认为伊利里亚人后代的穆斯林心中巴尔干半岛伊斯兰教的摇篮。科索沃的宗教仇恨和斗争在巴尔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各种宗教冲突中极具典型性意义。

塞尔维亚族东正教德卡尼（DeČani）修道院是科索沃境内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巴尔干中世纪东正教教堂，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被列入濒危名单，修道院主体教堂的建筑及内饰是拜占庭文化在巴尔干地区的代表之一；而希南帕夏（Sinan PaLa）清真寺是科索沃境内建造最早的清真寺之一，保留了17世纪奥斯曼帝国东方文化的精美印记。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分别是科索沃乃至整个巴尔干甚至更大地区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朝圣地，也有时恰恰因此成为仇视者攻击与破坏的首选对象。以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为代表的宗教行为体包含了固定的宗教场所、它们所秉持的精神信仰、它们的教职人员、它们的信众、它们与外部相关宗教组织机构的相互联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多层的、立体的、工具性的理性宗教功能单位。宗教功能单位是地区冲突中重要的直接参与者，是理论化剖析宗教与地区冲突关系体系的基本单位。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作为宗教功能单位在科索沃危机到科索沃宣布独立期间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它们对地区安全、族群关系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本书试图以科索沃的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为个案和切入点，见微知著地分析、理解和评判宗教功能单位和地区冲突格局变化之间错综复杂的行为变化和相互关系，以探求宗教与暴力格局的关连和宗教对建设安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