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之早晨

耶路撒冷的早晨：从那时到现在

六日战争不仅改变、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得耶路撒冷更加复杂化。这个过程同时具有弥赛亚与启示的色彩，也具有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新的景象本身也改变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中东。一个仓皇之中作出的决定，一场从未经过周密计划的征服活动，一次从灾难边缘窃取的军事胜利，改变了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渴望相信点什么的人。

那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很清晰，不过回顾往事，拥有耶路撒冷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统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如果这个国家有宗教的话，这个宗教既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探索的犹地亚考古学，又可以说是正统派犹太教。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在当今世界他们是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从巴比伦迁徙到科尔多瓦和维尔纽斯的犹太后裔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数千年来一直期待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种征兆、一次拯救、一场救赎，是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是流亡的终结，他们要重建大卫城，再次走进圣殿的大门和庭院。对许多拥护民族主义、军事复国主义，自诩为雅布廷斯基继承人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军事胜利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赐予的建立拥有安全边界的大以色列的机会。信教的犹太人和拥护民族主义的犹太人同样相信，他们必须充满活力地肩负起重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并永远维护它的存在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20世纪70年代，这些怀有救世主情结、反对妥协的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完全不逊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活力。这个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生活中心还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但民族主义和救赎主义的计划是上帝交办的紧急工作，并且这种神圣的诫命不久将改变耶路撒冷的外貌和血液。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数量更多、势力更强大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人也经历了瞬间的近乎天启的狂喜。福音派相信末日审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以色列建国和将耶路撒冷归还犹太人——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第三圣殿的重建和七年的苦难，继之而来的是末日大决战，圣米迦勒出现在橄榄山，与圣殿山上的敌基督者作战。最终，犹太人要么改宗，要么被毁灭，基督再临，开始耶稣基督的千年统治。

弱小的犹太民主政府击败了苏联武装的阿拉伯独裁军团，这场胜利使得美国相信，以色列是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的特殊朋友，是它抗击共产主义俄国、纳赛尔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盟友。除此之外，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理念之上的国家：一个是山巅之城——新锡安，另一个是重建后的老锡安。美国犹太人满怀热情地支持以色列，而今美国福音派相信，以色列是受神灵庇佑的。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一度期盼基督再临耶路撒冷。不管调查数据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基督教复国主义者确实支持犹太人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也对此深表感激，尽管犹太人在他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扮演的是悲剧角色。

来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犹太流散地的犹太人涌入老城去触摸西墙，并在那里祈祷。拥有这座城市是如此令人兴奋，所以放弃它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也不可想象的——对大量资源的动用使得放弃耶路撒冷变得极为困难，就连务实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时提出，以色列应该放弃西岸和加沙，以换取和平——但永远不可能放弃耶路撒冷。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9英尺（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期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正统派宗教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一分为二：拉比们控制着从祈祷区到马格里布北部的区域，而考古学家则可以向南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穆斯林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卡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玛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上的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成了重建后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1]就像托管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西岸的阿拉伯人——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所有党派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我记得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2]向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过来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了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了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最终战胜从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他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然而，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的。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访问了大屠杀博物馆，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长摩西·达扬的协调下，贝京将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但是，同之后不久就辞职的达扬不同，贝京对阿拉伯世界知之甚少，他还是那个波兰犹太小镇的孩子，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以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心态看待犹太人的斗争，在感情上非常依恋犹太教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在吉米·卡特的倡议下，贝京与萨达特进行了谈判，他坚持“耶路撒冷仍将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经过投票决定，以色列议会将该原则写入了以色列法律。贝京受到其农业部长阿里尔·沙龙推土机般精力的驱使，决定“确保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民族永久的首都”，他加速了沙龙所谓的“围绕阿拉伯社区外围”“发展一个大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

1982年4月，一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艾伦·古德曼（Alan Goodman）在圣殿山射杀了两个阿拉伯人。穆夫提经常提醒阿拉伯人，犹太人想要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圣殿，经此事件，现在阿拉伯人急切地想知道是否真有这个秘密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排斥这样的事情，并且大部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人类不应该插手上帝的工作，仅有大约一千名犹太基要主义者组成各类组织，如主张谋求在圣殿山祈祷权利的“圣殿山信仰者”，以及声称为第三圣殿培养祭司的“建立圣殿运动”。但即便在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中，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阴谋摧毁这座清真寺，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警察已经挫败了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这种暴行不仅对穆斯林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以色列国来说亦是如此。

1982年，贝京通过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在那里取得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击了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被迫离开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然而，这场由国防部长沙龙策划的战争使以色列政府陷入泥潭，它最终演变成基督徒民兵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三百至七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残酷屠杀。对暴行负有间接责任的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失望、辞职和众叛亲离中结束。

双方的毫不妥协、对平民的杀戮以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使得1977年燃起的和平希望破灭。1981年，萨达特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暗杀，这是对他飞往耶路撒冷寻求和平的惩罚，也预示着伊斯兰世界一股新势力的崛起。1987年12月，一场自发的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激战中镇压了起义者。耶路撒冷街道上向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头的年轻人取代巴解组织凶残的劫机者，成为世人眼中受迫害但英勇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形象。

因提法达导致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新领导人和新理念填补上了：巴解组织的精英与巴勒斯坦人失去联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正取代纳赛尔老掉牙的泛阿拉伯主义。1987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该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发动圣战，摧毁以色列。(www.xing528.com)

科勒克承认，因提法达也“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改变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它摧毁了城市团结之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不再一起工作，也不再穿过彼此的住宅区。不仅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断针对世俗犹太人制造骚乱，后者开始搬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古老世界正快速萎缩，到1995年，这里仅剩下一万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没有稍歇他们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沙龙公然搬进穆斯林区的一间公寓；1991年，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紧挨大卫城原址的阿拉伯西尔万地区定居。看到自己毕生的工作被富有侵略性的救赎主义者击溃的科勒克谴责沙龙和这些定居者，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在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提法达间接促成了奥斯陆和谈。1988年，阿拉法特接受了两国分治方案，并决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侯赛因国王放弃了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阿拉法特则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镇压了因提法达。拉宾为人直率且韧性十足，拥有取得以色列人信赖的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必要品质。美国人主持了胎死腹中的马德里和谈，但大部分主要参与者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场和谈，正是这场秘密和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这场和谈始于以、巴学术界的非正式和谈。他们曾多次在被视为中立地区的美侨区、伦敦、奥斯陆举行会议。和谈之初，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并没有让拉宾得知此事。直到1993年，他们才向拉宾报告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谈，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9月13日，在克林顿总统的见证下，拉宾和佩雷斯在白宫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部分移交给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机构借用侯赛尼的老宅邸“东方之家”作为其耶路撒冷总部，由这座城市最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那个1948年英雄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3]管理。拉宾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确认由侯赛因国王担任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所的监护人，这个角色至今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扮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通过谈判达成了学术领域的和睦，并且热情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

耶路撒冷难题被搁置到以后的谈判中，在达成一致前，拉宾加紧了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贝林和阿拉法特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商谈后提出，在一个统一的市政管理下，将耶路撒冷划分成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并给予老城几乎和中东的梵蒂冈市类似的“特殊地位”，但是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奥斯陆协议》可能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而且双方都对这个协议表示了激烈反对。八十二岁的市长科勒克在选举中被获得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支持的更加强硬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打败。1995年11月4日，贝林和阿巴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一项非正式谅解之后的第四天，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被运回耶路撒冷，葬在赫茨尔山上。侯赛因国王发表了一篇悼词，美国总统和两位前总统参加了葬礼。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访问了以色列，威尔士王子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王室访问。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1996年9月，内塔尼亚胡开通了一条从西墙出发，经圣殿山通向穆斯林区的隧道。[4]当一些以色列激进分子试图向上挖掘圣殿山时，瓦克夫的伊斯兰当局迅速用水泥封住了洞口。谣传隧道挖掘旨在暗地破坏伊斯兰圣地，这一谣言引发了骚乱，动乱中七十五人被杀、一千五百人受伤，这证明在耶路撒冷考古学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不光以色列人的考古学被政治化，历史也无法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巴解组织禁止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承认耶路撒冷曾有个犹太圣殿——这项命令来自阿拉法特本人：他是一个世俗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就连世俗的民族国家叙事也以宗教叙事为基础。1948年，阿拉法特曾与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的武装力量被称为“吉哈德·穆卡达斯”，意为“耶路撒冷圣战军”）并肩作战，他还相信这座城市对伊斯兰教而言有特殊意义：他称法塔赫的武装派别为“阿克萨烈士旅”。阿拉法特的助手承认耶路撒冷是他的“个人迷恋”。他把自己等同于萨拉丁和哈里发欧麦尔，并否认耶路撒冷与犹太人的任何联系。“犹太人对圣殿山施加的压力越大，”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博士说，“巴勒斯坦人就越否认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在骚乱后的紧张日子里，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所罗门马厩建造犹太会堂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以色列人允许瓦克夫清理阿克萨清真寺下的古代过道，然后用推土机挖出一个楼梯，并在希律走廊上新建一座宽敞的地下清真寺——麦尔旺清真寺。珍贵的碎片轻易地被他们抛弃了。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种加诸世上最脆弱遗址上的粗鲁的挖掘行动感到震惊，考古学成了宗教信仰和政治之战的牺牲品。[5]

以色列人并未对和平失去信心。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内让以色列新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巴拉克大胆地提出一项“最终”协定：将约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和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郊区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意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阿布迪斯建都。老城仍将处于以色列统治之下，但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以及圣殿山则将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监护”下。圣殿下面的土地和通道——尤其是圣殿的基石——将仍是以色列人的，而且犹太人首次获准在圣殿山的某个区域祈祷，只是人数有一定限制。老城将由巴以双方联合巡逻，但解除军事管制并向所有人开放。巴拉克已经答应让出老城一半的住宅区，阿拉法特又进一步对亚美尼亚区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同意了，最终让出了老城的三个区。尽管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协议，但阿拉法特认为他既不能就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以方进行谈判，也不能赞成以色列人对属于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有主权。

“您想参加我的葬礼吗？”他向克林顿吼道，“我不会放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但是他拒绝签约其实是出于更基本的理由：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坚持声称耶路撒冷从来就不是犹太圣殿的遗址，事实上，圣殿只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存在过，而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他的这些话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在稍后进行的谈判中，即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中，以色列人决定让出圣殿山的全部主权，仅保留与至圣之所象征性的某种联系，但阿拉法特仍然拒绝了。

2000年9月28日，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护卫下，带着明显威胁伊斯兰世界至爱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和平信息”，趾高气扬地登上圣殿山，从而使巴拉克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次行动引发的骚乱升级为“阿克萨因提法达”。这场起义中既有像以前一样的向犹太人扔石头的攻击行为，又有法塔赫和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有预谋的人体炸弹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帮助了巴勒斯坦人，那么这次起义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信任。阿克萨因提法达导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并且致命地分裂了巴勒斯坦人。

沙龙通过打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包围和羞辱阿拉法特来镇压因提法达。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以色列人不允许他葬在圣殿山上。他的继任者阿巴斯在2006年的选举中输给了哈马斯。短暂的冲突之后，哈马斯占领了加沙，同时阿巴斯的法塔赫继续统治着西岸。沙龙修建了一道横穿耶路撒冷的隔离墙，一个令人沮丧的刺眼的混凝土怪物，然而它确实成功地阻止了自杀性爆炸。

和平的种子不仅遭到了扼杀，而且还被涂上了毒，连推动和平的人也名誉扫地。耶路撒冷至今还活在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焦虑状态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敢冒险进入彼此的街区；而世俗犹太人则要避开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为这些人会因他们不守安息日或穿戴不敬而向他们扔石头；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信徒试图通过在圣殿山祈祷检验警方的决心，并挑起穆斯林的担忧；而基督徒的各个教派一直吵个不停。耶路撒冷人神色紧张，他们的声音充满愤怒，而且每一个人，甚至那些相信他们正在履行一项神圣计划的三大宗教信徒，都不确定明天将要发生什么。

注释

[1] 科勒克生在匈牙利，长在维也纳，并以西奥多·赫茨尔的名字命名，专门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各种秘密任务。在镇压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运动中，他负责联络英国情报机构，之后又为哈加纳置买武器。后来，他曾担任本-古里安私人办公室主任。

[2] 对耶路撒冷疯狂行为进行的主要学术研究描述了那些典型的病人，如“强烈认同旧约或新约中的人物或确信他们就是这些人物之一，并在耶路撒冷爆发精神病的人”。导游应该注意你的周围是否有表现出以下症状的人：“1. 激动；2. 脱队；3. 不断地沐浴，不由自主地剪手指甲或脚趾甲；4. 会利用饭店床单制作类似‘托加’之类的长袍，这种长袍通常是白色的；5. 有大叫的渴望，想大声地吟唱出《圣经》经文；6. 列队前往耶路撒冷的圣地；7. 在圣地布道”。耶路撒冷的克法绍尔精神健康中心专治耶路撒冷综合征，据说，这个中心就建在代尔亚辛遗址上。

[3] 费萨尔·侯赛尼，阿卜杜·卡迪尔的儿子，因提法达的领袖之一。侯赛尼曾受训成为法塔赫的爆炸专家，并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度过数年，这是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领袖必备的荣誉徽章。从监狱出来后，他成为第一个主张与以色列举行一轮会谈的巴勒斯坦领袖，为使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更为清晰，他甚至学习了希伯来语。侯赛尼参加了马德里和谈，此时成为阿拉法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公使。《奥斯陆协议》破产后，以色列人于“东方之屋”彻底关闭之前一直将他幽禁在那里。2001年侯赛尼去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被葬在圣殿山。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唯一可以取代阿拉法特的领导人。

[4]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已着手探索阿拉伯民宅下的隧道，这些隧道紧贴圣殿山的西墙。奥列格·格拉巴教授——日后耶路撒冷的资深学者——记得这些人就像变魔术一样，不断地从惊讶的居民家的厨房地板下出现。在以色列考古学家的挖掘下隧道被发现了——不断被发现——最令人窒息的发现上自希律圣殿的基石，下至马卡比、罗马、拜占庭和倭玛亚的建筑物，以及十字军教堂。甚至在离圣殿基石非常近的地方也发现了隧道，现在犹太人可以在那里进行祈祷——它通过连接犹太区和穆斯林区而将耶路撒冷连为一体。

[5] 这些争斗揭示了双方的复杂性，有时会使得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当戈伦拉比想要没收哈立迪可以俯瞰西墙的房屋作为耶希瓦时，哈立迪夫人请了两位历史学家阿姆农·科恩和丹·巴哈特在以色列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此她至今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在著名的哈立迪亚图书馆的楼上。而当信教的犹太人想要在大卫城下的西尔万扩大挖掘范围并寻求定居时，以色列考古学家通过提出诉讼制止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