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托管下的耶路撒冷：1920-1936年治理成果

48　英国的托管 公元1920年—公元1936年

穆夫提对市长：阿明·侯赛尼对拉吉卜·纳沙希比

被选为市长的那个人是典型的阿拉伯纨绔子弟拉吉卜·纳沙希比。他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拄着拐杖，是第一个拥有美国豪车绿色帕卡德的耶路撒冷人，总是让他的亚美尼亚司机载他出行。温文尔雅的纳沙希比是最富有家族的最新继承人，[1]拥有橘园和豪宅，会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曾担任奥斯曼议会中的耶路撒冷代表，多次雇佣瓦希夫组织聚会，还曾请瓦希夫教授自己和情妇弹奏乌得琴。当上市长的他每年举办两次聚会，一次为他的朋友们，一次为高级专员。作为一名反对复国主义的老手，他一本正经地扮演了耶路撒冷领主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角色。

被推举为大穆夫提的那个人是纳沙希比家富有的表弟哈吉·阿明·侯赛尼。斯托尔斯将这位先知穆萨节骚乱上的年轻煽动者引见给了高级专员，这位高级专员对此人印象深刻。侯赛尼“温和，聪明，有教养，衣着考究，带有充满阳光的笑容，金黄头发，蓝眼睛，红胡子，富有诙谐的幽默感”。市长的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Wasserddin Nashashibi）回忆说，“他还能用冷酷的眼睛讲笑话。”侯赛尼问塞缪尔：“您更喜欢哪一个——一个正大光明的对手还是一个不牢靠的朋友？”塞缪尔回答：“一个光明正大的对手。”魏茨曼冷冰冰地评论道：“虽然格言这么说，但是指望一个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人是永远不现实的。”用黎巴嫩历史学家吉尔伯特·阿胥喀（Gilbert Aohcar）的话说，侯赛尼确实是“一个自称整个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妄自尊大者”。

令人尴尬的是，侯赛尼未能赢得穆夫提的首轮选举，获胜的是一名贾拉拉家族的成员。侯赛尼能最终胜出，显然是因为以“仁慈和集权主义相济”自居的英国人粗暴否决了选举结果并任命了他，尽管他才二十六岁，且未能完成开罗的宗教学业。塞缪尔支持他参选新穆斯林最高议会主席，希望借此增强他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

侯赛尼属于伊斯兰传统派，纳沙希比属于奥斯曼人。两者都反对复国主义，但对于英国人的统治，纳沙希比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妥协，而侯赛尼在经历一场坎坷和反复无常的生涯后，成为一个终生不渝反对任何妥协的不屈不挠的民族主义者。起初，侯赛尼扮演了英国人的消极联盟者的角色，但他最终像许多阿拉伯人一样采取反英的立场，而且变成了一个种族反犹分子，并支持希特勒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塞缪尔最为不朽的成就便是提拔了这个复国主义和英国人最有力的敌人。但有人争辩说，侯赛尼恰恰是造成他的民族分裂的元凶，也是促进复国主义斗争的最大资产。

穆夫提：西墙之争

首任英国总督庆祝自己驯服了耶路撒冷。1925年6月，怀揣着妄想，塞缪尔返回伦敦时，宣称“违法乱纪已经销声匿迹”。一年后，斯托尔斯离开和平且市容已远较过去美观的耶路撒冷，被提升为塞浦路斯总督，接着又担任了北罗德西亚总督。尽管如此，他依然叹息：“耶路撒冷之后，再无晋升。”新任高级专员是普卢默（Plumer）子爵，一个长着海象式胡子的陆军元帅，外号“老普卢姆”或“普卢默老爹”。由于经费削减，老普卢姆不得不用数量远逊于塞缪尔时期的士兵维持秩序。他亲自巡视耶路撒冷，并表现出一种安抚人心的镇定。当他的下属向他汇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时，他采取了鸵鸟政策，回复道：“这里没有政治局势，就不要创造一个！”

老普卢姆因健康不佳而退休，但当政治局势开始紧张时，新的专员还未上任。1928年悔罪祈祷日，就在犹太人赎罪日前夕，犹太人在西墙按照犹太律法树立了一道屏风以分开男女朝拜者。屏风和供年长礼拜者歇息的椅子是每年都会准备的，但今年穆夫提却提出抗议，认为犹太人违反了规定。

穆斯林认为西墙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时拴战马卜拉格的地方，但在19世纪，奥斯曼人曾将附近的地沟用作驴厩。在法律上，西墙是阿布·玛伊登捐献的建筑物，在时间上可上溯到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时期，因此它是“纯粹的穆斯林财产”。穆斯林担心，一旦犹太人占有西墙，就会促使第三圣殿出现，而圣殿正位于伊斯兰圣地（犹太人的圣殿山）上。但是西墙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并且巴勒斯坦犹太人相信，英国的限制条例以及拥挤的朝圣空间是数世纪以来穆斯林压迫犹太人的结果，它们证明了复国主义的必要性。英国人甚至禁止犹太人在最神圣的日子里吹起羊角号。

第二天，斯托尔斯的继任者，喜欢自称“耶路撒冷帕夏”的爱德华·基思-罗奇（Edward Keith-Roach），命令警察在赎罪日（犹太历中最神圣的节日）仪式期间突袭西墙。警察殴打了正在祈祷的犹太人，并从年长的朝拜者那里拉走椅子。这绝不是英国最光荣的时刻。穆夫提欢呼雀跃并发出警告：“犹太人的目的是逐渐占有阿克萨清真寺。”他因此发起了一场抵制犹太朝拜者的运动，用石头袭击他们，用噪音惊扰他们。雅布廷斯基的贝塔青年组织游行示威，要求进入西墙。

双方正在改变着奥斯曼人时期的格局，因为所谓的现状已不再反映真实情形。犹太人的移民和土地购买已引起阿拉伯人的忧虑，这点是可以理解的。自《贝尔福宣言》以来，已有大约九万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仅1925年，犹太人便从几大家族手中购得了4万4千英亩（约17806平方米）土地。不过，其实只有极少数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梦想建立第三圣殿，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想在自己的圣地上祈祷。据说，新的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John Chancellor）像“一个英俊的莎士比亚演员”，他要求穆夫提出售西墙，以便犹太人在那里建立一座庭院。穆夫提拒绝了。对于犹太人而言，圣殿是他们自由祈祷的象征并永存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之中；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卜拉格成了反抗和国家主义的象征。

不祥之兆和恐惧笼罩着这座城市。“这就是沙漠中一座四面围墙的山中城堡的傲慢和荒凉之美，毫无净化的悲剧之美。”阿瑟·库斯勒，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并为雅布廷斯基的报纸撰稿的匈牙利复国主义者观察说。这种“悲剧美”和“冷酷气氛”使他产生了一种“耶路撒冷的悲伤”。库斯勒渴望逃到庸俗的特拉维夫。他在耶路撒冷感觉到“耶和华愤怒的脸，正郁郁沉思着人类强烈的欲望”。

1929年夏，穆夫提命令打开一个缺口，使犹太人的西墙成为驴子和行人通过的一条阿拉伯大道，同时也让宣礼员祈祷的号召声和苏菲派的诵念声压过犹太人的祈祷声。犹太人在附近的小巷里受到攻击。巴勒斯坦全境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高喊着“西墙是我们的”进行游行示威。8月15日，在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勒（Joseph Klausner，以色列作家阿莫司·奥兹的舅舅）和贝塔成员领导下，三百多名复国主义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在英国警察保护下，举着复国主义旗帜，唱着歌，静静地向西墙进发。当时钱塞勒已离开。第二天，周五祈祷之后，两千名阿拉伯人自阿克萨清真寺涌来攻击犹太朝拜者，将他们赶出西墙，并殴打那些被抓到的犹太人。17日，一个犹太儿童将足球踢进了一个阿拉伯人家的花园，他跑进去拿，结果遭到杀害。在葬礼上，犹太青年曾试图去攻击穆斯林区。

8月23日，周五聚礼日，受穆夫提鼓动，成千上万穆斯林朝拜者涌出阿克萨清真寺攻击犹太人。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尝试用各种手段去煽动和控制人群，一些勇敢的阿拉伯领导人试图抵制这种暴徒行为，但是无济于事。朝拜者攻击犹太区、蒙蒂菲奥里区附近及郊区，造成三十一名犹太人丧生。耶路撒冷的一户人家中五人被杀；在希伯伦，五十九名犹太人遇害。1920年建立的复国主义民兵组织哈加纳对此予以还击。整个巴勒斯坦仅有两百九十二名警察，所以要从开罗调集军队。据统计，在此期间共有一百三十一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杀害，同时有一百一十六名阿拉伯人丧生，这些阿拉伯人主要是死于英军的射杀。

这场骚乱——阿拉伯人称之为“卜拉格起义”——使英国人惊慌失措。钱塞勒告诉他的儿子：“我知道，除上帝之外无人能胜任高级专员。”贝尔福政策正在瓦解。1930年10月，殖民部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曾经的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费边主义者］提交白皮书提案，建议限制犹太人移民并令他们放弃犹太民族家园，复国主义者对此感到绝望。卜拉格起义引燃了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暴力和帕斯菲尔德的白皮书使魏茨曼这一系亲英派威信扫地：复国主义者不再依靠英国人，许多人开始转向雅布廷斯基更为严酷的民族主义。雅布廷斯基在第十七次复国主义大会上攻击了魏茨曼。魏茨曼当时正在游说英国首相拉姆塞·麦克唐纳推翻白皮书。麦克唐纳在议会上宣读了写给魏茨曼的一封信，再次确认《贝尔福宣言》及重新开放犹太移民一事。阿拉伯人把这封信称为“黑色信件”，但这封信已经无法挽回魏茨曼的声誉，那时他已被解除复国主义大会主席职务。魏茨曼受到极大伤害，暂时返回了科学界。哈加纳仍在集中力量守卫农业定居点，并已开始进行武装。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对移民限制感到沮丧，受到雅布廷斯基的激励，他们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并建立了伊尔贡·萨瓦韦·柳米（民族军事组织），不过规模依然很小。雅布廷斯基因其煽动性的演讲被逐出巴勒斯坦，但他在巴勒斯坦和东欧的犹太青年中越来越受欢迎。不过取代魏茨曼的不是雅布廷斯基，而是戴维·本-古里安，他脱颖而出成了犹太社区的铁腕人物，就像穆夫提成为阿拉伯人的铁腕人物一样。

1931年12月，穆夫提作为一个泛伊斯兰和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者主持在圣殿山上召开的世界伊斯兰大会，这标志着他开始登上世界舞台：这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他也因此被冲昏了头脑。他仍激进地反对在巴勒斯坦进行任何复国主义移民活动，但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市长、达贾尼家族和哈立德人却认为，和解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而言都将是更好的选择。穆夫提不能容忍任何反对的声音，他指责他的对手是支持复国主义的叛徒，还指控纳沙希比家族有犹太血统。纳沙希比试图在最高伊斯兰大会上罢免穆夫提，但未获成功。接着，穆夫提开始从他控制的所有组织中清除反对他的人。虚弱又无自信的英国人倾向于激进派取代温和派：1934年，新任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爵士放弃对纳沙希比的支持，转而支持选举哈立德家族成员担任市长。侯赛尼家族和纳沙希比家族之争无疑将变得更加激烈。

世界正逐渐走向黑暗，危险正在不断逼近。法西斯势力的增长使妥协变得苍白无力，而暴力不仅能被接受且极具吸引力。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2]仅两个月后的3月31日，穆夫提就秘密访问了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海因里希·沃尔夫（Heinrich Wolff），他宣称“巴勒斯坦境内的穆斯林欢迎新的政权，希望传播法西斯的反民主领导能力”。他又补充道：“穆斯林希望德国发动一场抵制犹太人的运动。”

此时，希特勒已对欧洲犹太人发出了警告，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开始剧增，耶路撒冷的人口结构不断改变着。1933年，三万七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1934年，又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来到此地。截至1936年，耶路撒冷已有十万犹太人，相比之下，基督徒及穆斯林阿拉伯人相加才只有六万。正当纳粹侵略扩张和反犹主义威胁欧洲，且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加剧时，[3]阿瑟·沃科普爵士开始着手建设一座新耶路撒冷，这是英国托管期间的一段黄金时期，新耶路撒冷是黄金时期的都城。

沃科普之都：狩猎、咖啡馆、聚会和白袍

沃科普是一个富有的单身汉，喜欢交际。这位头戴羽毛头盔的将军，在两名身着深红上衣、挥舞着镀金指挥棒的士兵的陪同下，将宾客们迎入新的政府议会大厦，一座位于城南恶意之山（Hill of Evil Counsel）上的富丽堂皇又带有摩尔人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拥有一座八角塔，喷泉中各种设施俱全，还有布满刺槐和松树的树林。这座大厦就是一个迷你的英伦世界，铺满木质地板的大厅，悬垂而下的水晶吊灯，一个专为警察乐队设置的走廊，数间餐厅，多间台球室，分别为英国人和当地人准备的单间浴室，以及专为一个爱狗民族设置的耶路撒冷仅有的狗公墓。来到此地的客人们都身着制服或头戴高帽身着燕尾服。有人回忆道：“金钱和香槟，如流水一般。”

沃科普的官邸是英国人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创造出的现代耶路撒冷的核心饰品。贝尔福老伯爵亲自参加了位于斯科普斯山上哈达萨医院附近的希伯来大学的启用仪式；帝国大厦的建筑师建造了一座阴茎般的塔式外形的基督教青年会建筑；洛克菲勒家族则在城墙的正北面建成了一座哥特-摩尔风格的博物馆。充满“华丽的店铺、挂着高大吊灯的咖啡馆以及各种奢侈品店”的乔治五世大街，令一名年轻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作家的阿莫司·奥兹想起“我从电影里知道的美丽的伦敦城，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有教养的英国人混居在一起；在那里，梦幻般翘首期盼的女士们身着夜礼服休闲度日”。这是耶路撒冷的爵士乐时代，在这儿，新潮女郎带着千年的福音进行飙车。“闺房宝贝们开着福特车穿行于耶路撒冷。”《波士顿先驱报》如此描述。该报当时正在采访柏莎·斯帕福德，据报道，她“正向土耳其人兜售美国廉价小汽车和保温瓶，并宣称是上帝而非贝尔福将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还是一座缺乏奢侈品的大城市。但在1930年，耶路撒冷出现了首座世界级的饭店。宏伟的大卫王饭店以带有亚述、“圣经风格”和穆斯林装饰及其“身着白色马裤、头戴红色塔布什帽的高大苏丹服务生”而闻名，因得到富有的埃及犹太人和英国犹太金融家弗兰克·戈德史密斯（Frank Goldsimith，詹姆斯爵士的父亲）的支持，该饭店迅速变成了耶路撒冷的时尚中心。一位美国旅行家将大卫王饭店错认为重新修复的所罗门圣殿。拉吉卜·纳沙希比每天都在那儿理发。这座饭店使耶路撒冷成为黎巴嫩和埃及的衰落阿拉伯皇族富人们的奢侈胜地。外约旦的国家元首阿卜杜拉在大卫王饭店定期逗留——期间，饭店负责照顾他的骆驼和马匹。1934年10月，丘吉尔携妻子及他的朋友莫因勋爵（后来成了巴勒斯坦冲突的牺牲品）在此暂住。穆夫提不甘示弱，雇用犹太承包商，在古代玛米拉旧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饭店——皇宫饭店。

当一名曾做过护士的美国犹太妇女在耶路撒冷开设的首家美容院开张时，农民们伫立凝视，希望橱窗里的模特开口说话。城内最好的书店位于雅法门附近，由布洛斯·赛义德（Boulos Said，智者爱德华的父亲）和他的兄弟经营；最好的高级服装定制中心则属于库尔特·梅（Kurt May）夫妇，他们是逃离希特勒迫害的德国犹太人的典型代表——“梅”这个名字以希伯来语、英语、阿拉伯文的形式被刻写在门上——库尔特·梅这家店里所有的纺织品都从德国进口，很快就吸引了犹太商人、英国地方长官的阔太太及约旦阿卜杜拉的王妃们。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及其随从曾经买空了整个商店。梅夫妇是比复国主义者更有文化的德国人——库尔特曾在一战中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梅夫妇居住在店铺楼上，他们的女儿米里亚姆出生时，他们将她交给一位阿拉伯奶妈哺乳；在她长大后，他们禁止她和隔壁“没有足够教养的”波兰犹太人玩耍。耶路撒冷很小，所以春天来临时，米里亚姆的父亲经常会带她出城，步行去鲜花盛开的犹地亚采摘仙客来。每周五晚上是他们最重要的交际时间：当极端正统犹太人进行祈祷之时，梅夫妇通常正在大卫王饭店跳着舞。

英国人似乎把巴勒斯坦当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陆军准将安格斯·迈科内尔（Angus McNeil）建立了“拉姆勒谷胡狼狩猎协会”，用一群猎犬追逐狐狸和胡狼。支持复国主义的顾客在军官俱乐部里注意到，如果不是最近的马球比赛或赛马大会的话，所有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射杀鸭子的。还有一个年轻军官驾驶着私人飞机飞进了城里。(www.xing528.com)

在贵族制度繁文缛节的熏陶下，英国公立学校的男生都陶醉于耶路撒冷的等级体系，特别是政府大厦的宴会上必要的社交礼仪。约翰·钱塞勒的助手哈里·卢克（Henry Luke）爵士还记得，在政府大厦，宴会主人是怎样欢迎各位高级专员、大拉比、大法官、市长和族长们的：“专员阁下，法官阁下，主教大人，红衣主教阁下，神父大人，教长大人，市长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这座兴旺发达的新耶路撒冷，到1931年已有十三万两千六百六十一名居民，这证明英国的统治和复国主义移民确实有助于经济的繁荣，并增加了阿拉伯移民：移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还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是叙利亚或黎巴嫩人口增速的两倍。[4]十年内，耶路撒冷吸引了两万一千名新阿拉伯人和两万名新犹太人。这段时间也是大家族的鼎盛时期。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的家族王朝，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占有了四分之一的土地。后来成为巴勒斯坦哲学家的萨里·努赛贝（Sari Nusseibeh）写道，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还“适应了英国人引进的社会秩序，并且与之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属于同样的绅士社会，英国军官私下里比较喜欢与这些人接触，而不喜欢与俄国犹太暴发户来往”。

大家族的生活极其奢华：哈齐姆·努赛贝的父亲拥有两处“宫殿式的宅邸，每处都有二十到三十个房间”。父辈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子孙们则进入谢赫贾拉的圣乔治公立学校，后来又进入牛津大学。萨里的叔叔哈齐姆·努赛贝回忆道：“观察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大贵族是很有趣的。夏季，他们身着熨烫平整的白色丝质长衫，脚穿系着丝带的锃亮皮鞋。”哈齐姆的兄弟安瓦尔·努赛贝经常乘坐耀眼的别克汽车（这座城市里的第一辆）漫游耶路撒冷。

许多阿拉伯中产阶级、穆斯林和正统犹太人为托管政府工作。他们居住在位于谢赫贾拉、塔尔比赫、巴卡和卡塔蒙的前奥斯曼人区的粉红色石头别墅中。这里属于耶路撒冷的郊区，阿莫司·奥兹将其形容为“一座阴霾的城市，充满着十字架、塔里特（犹太披肩）、众多清真寺和神秘事物”，还充斥了“修士和修女、法官和宣礼吏、显贵、戴面纱的女人和蒙斗篷的教士”。在拜访一户富裕的阿拉伯家庭时，奥兹赞美了“八字胡的男人、珠光宝气的妇女”和“体态优美、双手涂红指甲、留着优雅发型和身着运动休闲裙子的迷人少女”。

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一个在美学上“拥有剑桥大学教授般洞察力的叙利亚爱国者”，每年都举办“各种奢华的聚会、午宴、晚宴和招待会”，他有一个“迷人漂亮”又令人无法抗拒的妻子凯蒂，凯蒂是一个拥有埃及多家报社的黎巴嫩经营者女儿。[5]他们在谢赫贾拉的别墅（现已归穆夫提所有）藏书一万两千册，成为阿拉伯贵族、英国精英、名人贵客的社交总部，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沙龙。“漂亮的女人、美味的食物、机智的对话，每一个到场的人都身处耶路撒冷最好的聚会，”纳萨尔丁·纳沙希比记得，“宴会上总是充满愉快而邪恶的氛围。”据说，安东尼乌斯的婚姻生活是开放的，凯蒂是众人皆知的轻浮女子，喜欢身着制服的英国人。“她既玩世不恭，又对一切充满好奇，”一个耶路撒冷老人回忆道，“她会捏造流言蜚语，并将人们对号入座。”安东尼乌斯后来告诉他的女儿，他曾参加当地一位社会名流举办的带有伴舞乐队的聚会，那次聚会上，他提出在耶路撒冷举行换妻派对，其他宾客对此十分震惊：他会邀请十对夫妇，但每人都只能带不是配偶的异性前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英国人对复国主义的热情逐渐冷却，因此和犹太人渐行渐远。英国人中最典型的或许就是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他抱怨犹太人是“忘恩负义的民族”。每个犹太社区都反映出不同的国家文化：里哈维亚（Rehavia），世俗德国教授和英国官员之家，是最令人满意的居住区，文明、平静又富有欧洲韵味；布哈拉区则中亚风情十足；哈希德派的米歇雷姆（Mea Shearin）破旧不堪、贫困交加，使人想起17世纪的波兰；阿莫司·奥兹回忆说，齐科隆·锡安（Kerem Avraham）兴奋于“少有的阿什肯纳兹菜肴香味，其中夹杂着罗宋汤、大蒜和洋葱以及酸白菜的味道”；塔尔皮奥特（Talpiot）是“一座柏林花园郊区的耶路撒冷翻版”；奥兹自己的房子在克列姆·亚伯拉罕，位于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老房子附近，它像极了俄国建筑，“属于契诃夫的风格”。

魏茨曼把耶路撒冷称为“一座现代的巴别塔”，不同世界的文明在此持续不断地交融，尽管其间时而发生暴力并密布着不祥之云。哈齐姆·努赛贝写道，那座世界性的耶路撒冷是“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咖啡馆全天营业，聚集了新阶层的知识分子、纨绔子弟和浪子，他们把家族橘园收入、新闻稿的稿酬和公务员薪水捐献于此。这些咖啡馆推出高雅的芭蕾舞，还有伤风败俗的漂亮演出、卡巴莱歌唱家和传统民谣歌手、爵士乐队及埃及流行歌手。在托管初期，派头十足的知识分子卡里尔·萨卡基尼在挨着帝国饭店的雅法门内的“流浪者咖啡馆”开坛讲学。在那儿，水烟筒吞云吐雾，盛满黎巴嫩亚力烈酒的碰杯声不断。这个自称“懒散王子”的人讨论着政治并阐述着他的快乐哲学“流浪汉宣言”——“懒散是我们聚会的座右铭，一天工作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沉溺于“吃、喝、玩”之中。然而，在成为巴勒斯坦的教育督察后，他的好逸恶劳就不得不收敛了。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在市政府拥有闲差的乌得琴手，长时间过着懒散的生活：他的兄弟在俄国大院旁边的雅法路上开了家有歌舞和乐队表演的贾瓦哈里耶咖啡馆。附近邮局咖啡馆的一位老主顾回忆道：“咖啡馆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白胡子的沙皇军官、年轻的神职人员、移民画家、总讨论她的乌克兰财产的优雅女士，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男女移民。”

许多英国人喜欢这种“真正的文化融合”，哈里·鲁克爵士尤其如此，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耶路撒冷家庭：“保姆来自南英格兰，男管家是白俄罗斯人，[6]仆人是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厨子阿哈米德是黝黑的柏柏尔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厨房帮忙的亚美尼亚男孩其实是个女孩，而女仆则是俄国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融合。“我非常讨厌他们所有人，”将军“炮筒”沃尔特·康格里夫爵士说，“这些人像畜牲一样，整堆人也不值一个英国人。”

本-古里安和穆夫提：缩小的沙发

虽然穆夫提正处于名声极其显赫的时期，但他仍努力去主导广大阿拉伯人的看法，包括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如乔治·安东尼乌斯、马克思主义者、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及伊斯兰基要主义者。许多阿拉伯人厌恶穆夫提，但大多数人越来越确信只有武装斗争才可以阻止犹太人复国。1933年11月，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他不完全支持侄子穆夫提——领导了耶路撒冷的游行示威。示威引发了骚乱，三十名阿拉伯人丧生。第二年，穆萨·卡齐姆去世，阿拉伯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人们为穆萨·卡齐姆哀恸哭号，”后来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qayri）写道，“哈吉·阿明（穆夫提）则使许多人伤心悲痛。”在托管的第二个十年里，超过二十五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这个数字是前十年的两倍之多。阿拉伯人，无论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文化修养深厚的耶路撒冷精英，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此时都已明白英国人从未叫停移民，也未阻止众所周知的犹太社团伊休夫精心组织的更多活动。阿拉伯人快没时间了。1935年移民最高潮时，有六万六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在那个恐怖的年代，战争常常被看作一种净化民族的仪式，甚至知识分子萨卡基尼和美学家贾瓦哈里耶此时都相信，只有暴力可以拯救巴勒斯坦。哈齐姆·努赛贝写道，答案是“武装反抗”。

这就是年老体衰、再次成为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的魏茨曼所面对的情况，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戴维·本-古里安的手里，他是新近当选的犹太代办处——伊休夫的最高权力机构——执委会主席。风格上，两个人都独断专行并聪明睿智，都致力于复国主义和西方民主。但他们也相互对立。本-古里安是一个粗鲁的工人阶级实干家，适合担任战争与和平年代的领导人。他不善闲谈（除了历史和哲学相关话题），也缺乏幽默感——身材矮小的本-古里安讲的唯一笑话是关于拿破仑的身高，这个笑话的笑点是“没人比拿破仑更强大，只能比他更高”。他有两个孩子，是一个令人不满的丈夫——他曾与一位高挑的、蓝眼睛的英国伦敦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他是个沉思的孤独者和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总是专注于事业，收集各种书籍，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二手书店里。已闻名于世时，这个“老头”学起了西班牙语以便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又为了研究柏拉图而学习希腊语；计划建国时，他看起了希腊哲学；开始战争时，他读起了克劳塞维茨的书。

魏茨曼是复国主义的显贵，身着在萨维尔街定制的西装，参加过的上流社会家庭沙龙要比暴晒下的加利利农场多得多，他拥有其朋友西弗家族赠送的玛莎百货原始股，十分殷实富有。“你是当今以色列之王。”本-古里安告诉魏茨曼，但不久他就转而反对“魏茨曼的个人崇拜体制”。魏茨曼不像本-古里安，他知道他生来就不是个军阀，但他对年轻人的战斗性则持半尊敬半蔑视的态度。在他六百页的回忆录中，魏茨曼仅有两次提到本-古里安。魏茨曼与列宁长得很像，而本-古里安则不折不扣效仿了布尔什维克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

本-古里安起初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崛起于劳工运动中。他一直坚信，通过犹阿工人阶级的合作，一个新的巴勒斯坦一定能够得以建立。本-古里安梦想建立一个犹太国，但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实现。本-古里安对于“与政治复国主义同时出现的阿拉伯民族运动颇具好感”，他相信一个阿-犹联邦是那时犹太人可以期待的最好选择。他和穆夫提彼此试探共建国家的可能性：回顾过去，彼此妥协还是可能的。1934年8月，本-古里安开始会见穆夫提的两个稳健派顾问——为英国人工作的律师穆萨·阿拉米（Musa al-Alami）[7]和作家乔治·安东尼乌斯。本-古里安提议在一个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联邦之下，建立一个犹阿共享政府，或者一个犹太实体。当然，本-古里安争论道，巴勒斯坦就像一个沙发，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民族。穆夫提对此印象深刻，但未做任何承诺。阿拉米后来忆起，穆夫提和本-古里安就民族主义曾有过一阵唇枪舌剑，很明显犹太领导人更加灵活老练。他感到遗憾的是，阿拉伯人从未有过他们自己的本-古里安。在此期间，穆夫提和他的贵族追随者们正失去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

1935年11月，一个名叫伊扎特尔丁·卡桑（Izzat al-Din al-Qassam）的叙利亚传教士开始反抗英国人，他曾是穆夫提位于海法沙利亚法庭的一名下级官员，一直规劝穆夫提拒绝任何政治妥协。卡桑远比穆夫提激进得多，他是一个相信殉教神圣性的纯粹的基本教义者，也是基地组织和圣战者的先驱。此时，他带领着他的十三个“黑手党”穆斯林游击队员隐藏在群山之中。11月20日，卡桑在山中遭到四百名英国警察围困并被打死。卡桑的殉教[8]震惊了打算起义的穆夫提。1936年4月，卡桑的继任者在纳布卢斯城外实施了一场行动，杀死两个犹太人，但放了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声称自己是“支持希特勒”的纳粹。这次事件引燃了冲突的火花。作为报复，犹太民族主义者伊尔贡杀死了两个阿拉伯人。当枪声响起时，阿瑟·沃科普爵士完全没有能力作出反应。一个年轻的军官注意到，他都“不知道做什么”。

注释

[1] 纳沙希比家族声称祖上是一名13世纪的马木鲁克当权者纳赛尔·丁·纳卡希比，他一直担任两处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监管人。事实上，他们是18世纪为奥斯曼人制造弓箭的商人的后裔。拉吉卜的父亲赚了一笔大钱，又联姻了侯赛尼家族。

[2] 他受到冯·巴本的帮助，1917年，冯·巴本就曾动念挽回德国在耶路撒冷的声誉。曾担任过总理的巴本建议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他确信他和他的贵族同党能够控制纳粹党：“两个月内，我们会使希特勒陷入困境，他将落荒而逃。”巴本担任希特勒的副总理，但不久就辞职，成为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判处几年监禁，后于1969年去世。

[3] 当英国人企图限制锡安移民时，约瑟夫·斯大林正在建设他自己的苏维埃耶路撒冷。他宣布：“沙皇没有给犹太人土地，我们会给。”斯大林关于犹太人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民族的文章中他宣称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只是“神秘、难以确定和超脱尘俗”。掌权之后，他下令禁止他称之为“嗜食同类”的反犹主义；1928年，他又批准建立一个以意第绪语和俄语为官方语言的犹太家园。1934年5月成立的“斯大林的锡安”，即犹太自治区，位于靠近中国边境的比罗比詹，那里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之后，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其他人支持在更迷人的克里米亚——斯大林式的加利福尼亚——再建一个犹太家园，这最终引起了斯大林邪恶的反犹主义。到1948年，比罗比詹已容纳三万五千名犹太人，直至今天，还有几千名犹太人生活在那里，并且当地所有的指示牌使用的仍是意第绪语。

[4] 据1938年成立的伍德海德委员会统计，在1919年和1938年之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四十一万九千，犹太人口增加了三十四万三千。

[5] 安东尼乌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富有的黎巴嫩棉花商之子，出生在亚历山大，并在维多利亚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和E．M．福斯特是朋友。他曾担任托管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安东尼乌斯在其著作《阿拉伯觉醒》——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创性文本之一——中撰写了阿拉伯大起义和英国人背叛的编年史。安东尼乌斯也曾担任穆夫提和英国高级专员的顾问。他的女儿索拉雅后来以她父母的经历为蓝本写下了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小说《神灵商议之处》。

[6] 耶路撒冷有许多白俄罗斯人，但有一位大公夫人是死后才回到这里。1918年，谢尔盖大公的遗孀，已成为修女的埃拉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布尔什维克谋杀了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皇后、尼古拉二世沙皇和他们的孩子，几小时后，她的头颅被打碎了，接着又被拖到阿拉帕耶夫斯克的一个竖井内。当白军占领阿拉帕耶夫斯克时，他们发现了那些尸体：埃拉的尸体几乎没有腐烂。她的尸体和她忠诚的芭芭拉修女姐妹途经北京、孟买和塞得港，到达耶路撒冷。1921年1月，哈里·卢克爵士在那儿接收了她们，他更改了棺材穿过耶路撒冷的路线，以避免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犹太移民的抗议。“两个简朴的棺材从火车上卸下来，一小队人马悲伤低调地曲折前行到橄榄山，”和妻子维多利亚帮助运送棺材的米尔福德·海文侯爵路易斯写道，“俄国农妇是无依无靠的朝圣者，她们一直哭泣和呜咽，为了能触摸到棺材她们几乎打起来。”米尔福德·海文夫妇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祖父母。埃拉被封为“新殉道者伊丽莎白”，并被安置在她和她丈夫建造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内一座玻璃盖的白色大理石棺内。埃拉的一些圣物已被送返她生前所在的莫斯科玛莎和玛丽女修院。

[7] 他是几大显要家族的一员。阿拉米家族的住宅是耶路撒冷最气派的：17世纪，这个家族买下了一处紧挨着圣墓大教堂的房产。这座房屋和教堂共用部分屋顶，这点令人十分吃惊。经历过拜占庭帝国、十字军东征和马木鲁克的兴盛衰落之后，这座建筑仍归该家族后代所有。穆萨·阿拉米的一个堂兄弟现在还担任着隔壁萨拉丁学校的领袖。

[8] 哈马斯——加沙的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因受到卡桑的鼓舞，而将武装派别命名为“卡桑旅”，他们的导弹火箭则被称为“卡桑火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