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1919-1920年战胜国与战利品

47　战胜国和战利品 公元1919年—公元1920年

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伦敦会议几周后，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还在讨价还价。为得到叙利亚，克里蒙梭试探对方：

克里蒙梭：“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劳合·乔治：“摩苏尔。”

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还有其他的吗？”

劳合·乔治：“好的，我还要耶路撒冷！”

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

伍德罗·威尔逊是首位在任内出国的美国总统，1919年1月他到达凡尔赛宫，和劳合·乔治、克里蒙梭磋商解决和平问题。中东的领导人和在劳伦斯陪同下的费萨尔一起来游说战胜国，力求阻止法国人控制叙利亚；而魏茨曼希望维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并赢得国际社会承认《贝尔福宣言》。劳伦斯作为费萨尔的顾问，身着英国制服，戴着阿拉伯头巾，恰恰是他的出现激怒了法国人，他们设法禁止劳伦斯参加会议。

威尔逊之前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弗吉尼亚州教授，后来成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现在则是一位国际仲裁者，他宣告：“一切战争涉及的领土解决方案都必须依据利益，考虑民众的利害关系。”他拒绝支持帝国主义瓜分中东。三巨头不久就互相怨恨起来。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狡猾”；七十八岁的克里蒙梭夹在自以为是的威尔逊和掠夺土地的劳合·乔治之间，抱怨说：“我发现自己处在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之间。”幽默的威尔士人和沉默寡言的美国人逐渐缓和了关系：劳合·乔治赞美后者的理想主义，但前提是英国得到他想到的一切。在巴黎一间整齐地摆放着书籍的木屋里，这些奥林匹亚山神们将塑造这个世界。贝尔福饶有兴致地分析着前景，并嘲弄说：“这三个无所不能却又极其无知的人物将要分割世界各大陆。”

克里蒙梭的野心和劳合·乔治的一样恬不知耻。会见劳伦斯时，他解释说，法国人在十字军东征时就已经统治巴勒斯坦，以此为自己关于叙利亚的主张进行辩护。劳伦斯回答：“是的，但十字军东征失败了。”不仅如此，十字军从未占领过大马士革，完成克里蒙梭最初的目标，也从未实现过阿拉伯人建立国家的渴望。法国人还希望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下分享耶路撒冷，但英国人此时否绝了协议的全部内容。

美国总统支持《贝尔福宣言》。“我是牧师之子，”威尔逊说道，“应该支持将圣地归还给它的人民。”他既受到新教希伯来精神的影响，又受到他的顾问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的影响，后者是来自肯塔基的犹太人，曾被威尔逊提名为大法官。布兰戴斯以“人民律师”而著称，是美国学术界和公共服务界洁身自好的模范人物。在1914年，三百万美国犹太人中仅有一万五千人加入他建立的美国复国主义联盟。到1917年，则已有几十万美国犹太人加入。福音派基督教徒为复国主义游说，就连前总统泰迪·罗斯福都支持“在耶路撒冷周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在童年时期曾和其父母一起到访过圣城。

尽管如此，威尔逊还是面临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自决这一痛苦的矛盾，英国人曾一度建议由美国人“托管”——一个描述保护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新词汇。实际上威尔逊考虑了这种可能。但面对英法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攫取，他派遣了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调查阿拉伯人的意愿。金-克兰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在一名芝加哥阀门制造商和欧柏林学院院长的领导下展开调查，报告称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阿拉伯人愿意居住在费萨尔的大叙利亚王国内，当然需要美国的保护。但当威尔逊不能约束他的盟友时，这些调查结果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刚成立的国联在两年以后才确认英国人得到了巴勒斯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劳伦斯称之为“托管的骗局”。

1920年3月8日，费萨尔加冕为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王，他任命耶路撒冷的赛义德·侯赛尼为他的外交部长，至于穆夫提的兄弟阿明，则暂时在皇宫中供职。新王国成立所带来的兴奋感，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胆挺身，反对复国主义的威胁。魏茨曼警告这样做可能会招来麻烦，因为雅布廷斯基和前俄国革命者平卡斯·鲁滕伯格（Pinkhas Rutenberg）[1]组建了一支六百多人的犹太自卫力量，但斯托尔斯无视了这个警告。

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

1920年4月20日周日的早上，在挤满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朝觐者的城市里，六万名阿拉伯人集结起来，在侯赛尼家族的领导下，准备庆祝先知穆萨节。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注意到，他们在唱着歌抗议《贝尔福宣言》。穆夫提的弟弟哈吉·阿明·侯赛尼举起费萨尔的画像，煽动民众：“这是你们的国王！”暴徒们咆哮着“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并冲入老城。一位犹太老人遭到棍棒痛打。

卡里尔·萨卡基尼回忆说“愤怒变成了疯狂”。许多人抽出匕首和棍棒喊叫道：“穆罕默德的宗教是用刀剑建立起来的！”贾瓦哈里耶观察到，这座城市“变成了战场”。人群高喊着“杀光犹太人”。萨卡基尼和贾瓦哈里耶都痛恨暴力，但他们不仅开始厌恶复国主义者，也开始厌恶英国人。

斯托尔斯在英国国教会教堂做完晨祷后，发现耶路撒冷已经失控。他冲进位于奥地利人旅客招待所的指挥部，感觉仿佛有人“在我的心脏上刺了把剑”。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仅有一百八十八名警察。第二天，暴乱加剧，犹太人担心他们可能会被杀光。魏茨曼闯入斯托尔斯的办公室请求帮助，雅布廷斯基和平卡斯·鲁滕伯格则拿起了枪，并在俄侨区的警察局召集了两百人。当时斯托尔斯禁止他们行动，雅布廷斯基因此只能在老城外巡逻，和阿拉伯持枪歹徒交火——枪声正是从这天开始响起的。在老城，犹太区的一些街道遭到围困，阿拉伯闯入者又轮奸了一些犹太姑娘。与此同时，英国人正努力维持着圣火仪式的治安。但当一个叙利亚人搬动一把科普特椅子时，“情况一团糟”，而且教堂的门被火舌吞没了，“场面一片混乱”。一名英国军官离开圣墓大教堂时，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流弹击中，从附近的窗户上摔了下来。

雅布廷斯基的部下纳赫米亚·鲁比佐夫（Nehemia Rubitzov）和一个同伴用医用白大褂盖着他们的手枪，乘坐一辆救护车进入老城去组织防御。鲁比佐夫出生于乌克兰，被本-古里安招募到犹太军团，并改名为拉宾。此时，正当他安慰受到惊吓的犹太人时，他遇到并解救了“红蔷薇”科亨，后者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刚从俄国来到这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我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儿子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说。许多年后，伊扎克成为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攻下了耶路撒冷。

赫伯特·塞缪尔：一个巴勒斯坦，交接完毕

截止骚乱平息，共有五名犹太人和四名阿拉伯人死亡，二百一十六名犹太人和二十三名阿拉伯人受伤。三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六十一名阿拉伯人因为参与这场骚乱，被以先知穆萨节的叛乱者的罪名判刑。斯托尔斯下令搜查魏茨曼和雅布廷斯基的住处，雅布廷斯基因被发现持有枪支而获判十五年监禁。年轻的阿明·侯赛尼——用斯托尔斯的话说，是骚乱的“主要煽动者”——被判处十年监禁，但他逃出了耶路撒冷。斯托尔斯解除了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不过英国人还幼稚地指责来自俄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要为此次事件负责。

自由主义者魏茨曼和社会主义者本-古里安仍希望渐进地发展民族家园，并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本-古里安拒绝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想让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共享“一种和谐和友好的生活”，但有时他也惊呼：“没有解决方案！我们想要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的，阿拉伯人则想要它成为他们的。”现在，复国主义者们开始重组老组织“哈什摩尔”——巡夜者，并将其改造成更为有效的民兵组织“哈加纳”——国防军。(www.xing528.com)

每一次暴力行动都是对双方极端分子的一次培养。雅布廷斯基完全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一样，都是真实的。他执拗地认为，犹太国——应该包括约旦河两岸——将遭到暴力反对，只能用“铁墙”来防守。20世纪20年代中期，雅布廷斯基从组织中分裂出来，和身着制服游行的青年运动组织“贝塔”组建了复国主义修正者联盟。他想创造一种新的犹太激进分子，不再依靠魏茨曼那上流社会的游说。雅布廷斯基固执地认为，他的犹太共同体将建立在两个民族间“绝对平等”的基础上，而且不会驱逐任何阿拉伯人。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时，雅布廷斯基嘲笑对元首的称谓“杜切”是“所有英语中最荒谬的词汇。水牛群会有一个杜切，文明的人则没有”。然而魏茨曼称雅布廷斯基为“法西斯主义者”，本-古里安则干脆给他起了个绰号“元首”。

费萨尔国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的希望，他的理想因法国决心占有叙利亚而破灭。法国人强行赶走了国王，并击溃他的乌合之众，使劳伦斯的计划彻底破产。大叙利亚的终结和那场骚乱促使巴勒斯坦人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2]

1920年4月24日，基于《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在圣雷莫会议上接受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任命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担任首任高级专员。6月30日，塞缪尔抵达耶路撒冷火车站，身着白制服，头戴饰有羽毛的遮阳帽，腰挎佩剑，耶路撒冷以十七响礼炮声欢迎了他。塞缪尔虽然是犹太人，也是复国主义者，但不是梦想家：劳合·乔治认为他“枯燥乏味且冷酷无情”。一位记者说他“像牡蛎一样毫无激情”，他的一位下属则说他“一丝不苟，好像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公事”。当军事总督交出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时，塞缪尔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玩笑：他签署了一个收条，上面写着“兹收到刘易斯·J·布尔斯爵士少将移交的巴勒斯坦，共计一个，交接完毕”。然后他补充道“无错误、遗漏”，但事实上错误和遗漏都不可避免。

起初，先知穆萨节骚乱的冲击之后，塞缪尔的冷静机智确实安抚了巴勒斯坦。他在橄榄山上的维多利亚城堡设立官署，释放了雅布廷斯基，赦免了阿明·侯赛尼，并暂时限制犹太移民，以打消阿拉伯人的疑虑。英国此时的利益已与1917年不大相同。此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反对全力支持复国主义，并淡化贝尔福的许诺。这里会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一定会有一个国家。魏茨曼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连阿拉伯人也将这看成是灾难。到1921年，共有一万八千五百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接下来的八年内，塞缪尔共允许了七万人进入。1921年春，塞缪尔的上司、殖民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顾问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

丘吉尔创造了现代中东：劳伦斯的谢里夫派解决方案

劳伦斯后来说道：“我非常喜欢温斯顿，而且很尊敬他。”因为恃强凌弱的冒险、狂妄傲慢的自我推销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丘吉尔已经闻名于世。这个年近五十的殖民大臣面临着捍卫一个新帝国所需人力和物力的沉重代价：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接连发生反对统治的流血暴乱。丘吉尔于是在开罗召开会议，向英国势力范围内的阿拉伯统治者移交了某些权力。劳伦斯则提议将新成立的伊拉克王国交给费萨尔。

1920年3月12日，丘吉尔召集阿拉伯专家在塞米勒米斯饭店开会，会议期间，一对索马里幼狮在他们脚下嬉耍。丘吉尔享受这种奢侈的生活，因为不用忍受“令人讨厌的沙漠”，但劳伦斯厌恶这样。他写道：“我们住在一个布满大理石和青铜的酒店里，非常昂贵和奢侈——令人讨厌的地方，让我觉得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东领域的专家都在这儿。后天，我们将前往耶路撒冷。我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融洽：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能达成共识。”——换句话说，丘吉尔已经接受了“谢里夫解决方案”：在英国违约以后，劳伦斯终于看到谢里夫和他的儿子们重新获得了一些荣誉。

老谢里夫，汉志的侯赛因国王，不敌沙特酋长伊本·沙特（Ibn Saud）所率领的瓦哈比武士。[3]他的儿子阿卜杜拉率领一千三百五十名战士试图抵抗沙特人时，却被击溃了：阿卜杜拉不得不身着内衣从帐篷后面逃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本计划由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阿卜杜拉就任伊拉克国王。现在费萨尔得到了伊拉克，阿卜杜拉则一无所有。

此时，丘吉尔的会议正在开罗举行，阿卜杜拉带领三十名军官和两百名贝都因人进入今天的约旦——属于英国托管的一部分——为自己夺取了贫瘠的封地——就连寇松勋爵也认为“这么大的公鸡，恐怕很难在这么一小块污秽之地待下”。这种胆大妄为的消息传到丘吉尔那里时，已是既定的事实。劳伦斯建议丘吉尔支持阿卜杜拉。丘吉尔于是派出劳伦斯邀请王子在耶路撒冷会面。

3月23日午夜，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汀乘火车前往耶路撒冷，在加沙受到热情群众的欢迎。人群叫喊着“为部长欢呼”和“打倒犹太人！割断他们的喉咙”，丘吉尔不明就里，一如往常向人群友善地挥手。

在耶路撒冷，丘吉尔和塞缪尔住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他在那儿四次会见了由劳伦斯陪同的“谦虚友好的”阿卜杜拉，后者是有前途的外约旦占领者。希望建立一个哈希姆帝国的阿卜杜拉，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好的相处方式是住在他统治的王国内，这个王国将来包括叙利亚。丘吉尔说，假如阿卜杜拉承认法属叙利亚和英属巴勒斯坦，那么他就愿意承认外约旦。阿卜杜拉勉强同意，丘吉尔于是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他还记得：“阿卜杜拉执政外约旦，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是这么告诉他的。”劳伦斯最终将费萨尔和阿卜杜拉送上王位，完成了使命。[4]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向丘吉尔请愿，他们依据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声称“犹太人就是一个终结世界的民族”，“在很多国家，犹太人都是最积极的毁灭倡导者”，而且复国主义者想“控制全世界”。在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引见下，丘吉尔接见了这群耶路撒冷人，但他坚持认为“犹太人应该拥有一个民族家园，那是天经地义的权利，是影响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

丘吉尔的父亲[5]早已将一种对犹太人的钦佩之情灌输给他，而且丘吉尔也将复国主义看作犹太人在两千年痛苦遭遇后应得的补偿。在列宁建立苏俄后的红色统治期间，丘吉尔相信主张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行为”的“解毒剂”，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由一个叫作“国际犹太人”的穷凶极恶的妖怪所领导的“一场犹太运动”。

丘吉尔喜欢耶路撒冷，他在斯科普斯山上的英军公墓启用典礼上表示：“哈里发和十字军及马卡比都在此归于尘土！”他被圣殿山所吸引，只要有可能他就进行参观，每次都恋恋不舍地离开。回英国之前，丘吉尔还在橄榄山上召开了会议。此时，耶路撒冷穆夫提突然去世。斯托尔斯已经解除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因此要是再撤销穆夫提这个职位，似乎就显得太急于推翻这个家族了。此外，英国人对于耶路撒冷大家族颇怀同情，因为英国的士绅阶层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塞缪尔和斯托尔斯因此决定，市长和穆夫提应该分别从两大名门望族中推选。然而，两大家族的世仇却使他们成为耶路撒冷的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6]

注释

[1] 鲁滕伯格，一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1917年克伦斯基曾任命他为彼得格勒省的副省长。斯托尔斯称他为“他们所有人中最杰出者”。在冬宫被托洛茨基的赤卫军攻下之前，他指挥着冬宫。鲁滕伯格不仅“强壮，有力，总是身着黑衣，顽固不化，说话低沉且险恶，卓越且富有魅力”，而且“多才多艺并充满暴力”。1922年，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工程师鲁滕伯格开始筹建供应巴勒斯坦大部分电力的水电工程。

[2] “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这个词逐渐开始只意味着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20世纪上半叶，那儿的犹太人被称为“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被称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魏茨曼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出版）中所称“巴勒斯坦人”，指的是犹太人。当地一份复国主义报纸叫“巴勒斯坦（Palestine）”，一份阿拉伯报纸叫“菲利斯汀”。

[3] 年事已高的侯赛因困扰于子女的忘恩负义和英国人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的李尔王。劳伦斯接受他最后的使命，被派去劝说痛苦的国王，让他在向英法霸权妥协和失去英国资金支持之间作出选择。国王哭泣、暴怒并拒绝接受任何一种选择。不久之后，侯赛因被伊本·沙特打败并让出王位，支持长子成为阿里国王。但是沙特人征服了麦加，阿里遭到驱逐，伊本·沙特自封汉志国王，接着又自称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的家族还统治着两个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哈希姆约旦。

[4] 美国科罗拉多州二十五岁的洛维尔·托马斯因推出《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一场讲述“阿拉伯的劳伦斯”传奇冒险的巡回演出而发迹。仅在伦敦就有一百万人观看，在美国，观众甚至更多。劳伦斯对此既厌恶又喜欢，他曾五次观看演出。“我看了你的演出并感谢上帝它总算结束了，”他写道，“它捏造了某些愚蠢的虚构之事，创造出一个身着华丽服饰并深受女性喜欢的男主角”。劳伦斯完成了他的回忆录，使用的是预定的书名“智慧七柱”，一部浓厚的巴洛克风格且充满诗意的作品，混合了历史、忏悔和神话——“我喜欢讲述事实，尤其是关于我的那部分。”他开玩笑说。尽管存在着不少错误，但这本书确实是一部杰作。后来，劳伦斯改名换姓，加入空军而后隐退，1935年死于一场摩托车车祸。

[5] 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他家族成了朋友，在那时，这种举动在贵族中还是被认为伤风败俗的。在参加一场家庭聚会时，一位贵族向他问候：“怎么，伦道夫勋爵，您没有带您的犹太朋友来？”伦道夫回答道：“没有。我认为他们不应该供客人们消遣。”

[6] 指《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家族。——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