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1870-1880年的阿拉伯帝国之都

40　阿拉伯之城，帝国之都 公元1870年—公元1880年

优素福·哈立迪：音乐、舞蹈、日常生活

真正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有着宗教和语言等级的、衣着华丽的巴别塔。土耳其的官员们穿着绣花短上衣和欧洲式样的制服；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基督徒及穆斯林则穿着长袍大衣或者白色衣服，头上戴着象征土耳其帝国新改革的崭新头饰——土耳其无边毡帽；穆斯林宗教权威学者戴着长头巾，穿着长袍，几乎和那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及传统阿拉伯人一模一样；人数不断增长的贫穷的波兰哈西德犹太人[1]穿着轧别丁[2]大衣，戴着浅顶软呢帽；那些警卫，即欧洲人的保镖，通常是亚美尼亚人，他们仍旧穿着鲜红色的短上衣、白色马裤，佩带着很大的手枪；光着脚的黑人奴隶侍奉他们的主子服用冰冻果子露；古老的阿拉伯家庭或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男人们通常很少穿戴上面提到的服饰）成员戴着长头巾或毡帽，穿着系有腰带的长外套、宽大的土耳其裤子，上身还穿有黑色的西方式的短上衣。阿拉伯人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亚美尼亚人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塞法尔迪犹太人说拉迪诺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哈西德犹太人则说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日耳曼语和希伯来语混合而成的一种中欧语言，现存有大量杰出的意第绪语文学作品。

如果这些在外来者看来是一团糟的话，那么苏丹哈里发逊尼派统治的土耳其帝国更是一片混乱：穆斯林处在最上层，土耳其人是统治者，然后才是阿拉伯人。波兰犹太人处在最底层，他们因其贫穷而被人嘲笑，他们在礼拜时“哭泣”，伴有一种癫狂般的韵律。不过，在社会中层，民间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力，每种宗教尽管都有着严格的规则，但不可避免地仍混合了各种民俗文化的要素。

伊斯兰教斋月临近结束时，所有宗教都会以举办一场盛宴、在城墙外开办集市、娱乐活动及赛马来进行庆祝，同时，小商小贩们还会展示一些淫秽的西洋镜，贩卖阿拉伯糖果、过坛龙和土耳其软糖。在犹太人的普珥节期间，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会穿上传统的犹太服装，所有三个宗教的人都会来参加在大马士革门北边“义人西蒙”墓前举办的犹太野餐。犹太人会赠送无酵饼给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并邀请他们参加逾越节晚宴，在节日结束时，阿拉伯人则会以赠送犹太人新烘烤的面包作为回礼。犹太割礼师经常给穆斯林小孩行割礼，犹太人也会开派对来欢迎他们从麦加朝圣返回来的穆斯林邻居。关系最亲密的要数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事实上，阿拉伯人称塞法尔迪犹太人是“阿拉伯人的儿子”，一些犹太人和穆斯林妇女甚至还学习拉迪诺语。如果遇到干旱，穆斯林学者会请塞法尔迪犹太拉比祈雨。会说阿拉伯语的塞法尔迪瓦莱罗家族，是耶路撒冷的首席银行家，他们是许多大家族商业上的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正统基督徒是最仇视犹太人的，当犹太人接近教堂时，他们会以唱传统的复活节歌曲或施以私刑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凌辱。

尽管贝德克尔告诫旅游者说“耶路撒冷没有公共娱乐场所”，但耶路撒冷仍是个音乐和舞蹈之城。当地人在咖啡屋和地下酒吧见面，在那里吸水烟管、玩西洋双陆棋、看摔跤比赛和肚皮舞表演。每逢婚礼和节日，人们都会跳圆圈舞，歌手们会演唱一些爱情歌曲，如《我的爱人，你的美丽伤害了我》。阿拉伯情歌与安达卢西亚塞法尔迪犹太人的拉迪诺语歌曲轮流上演。伊斯兰教苦修教士在鼓和钹的助兴下疯狂地舞动身体。在私人寓所里，犹太和阿拉伯音乐家们使用鲁特琴、小提琴、双簧管和铜鼓来共同演奏乐曲。这些乐器在六个土耳其澡堂里回荡，而这些澡堂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生活的中心。男人们（使用澡堂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中午）在那里享受着舒适的按摩，还可以修理胡须；妇女则可以用指甲花染发剂染发，并品尝咖啡。耶路撒冷的新娘们会被唱着歌、敲着鼓的女性朋友带到澡堂，在那里，她们所有的体毛都会用一种类似沥青的糖浆类药品去掉，以配合节日需要。新婚之夜也是从沐浴开始的，然后新郎和他的伙伴会把新娘从娘家接走。如果这是一个大家族的婚礼，那么他们会走在仆人撑着的华盖下面，前面由火把照明，后面跟着一个鼓手及一队吹奏笛子的人，浩浩荡荡地走上圣殿山。

大家族们处在耶路撒冷社会的最顶端。第一个市政级官员来自达贾尼家族。1867年，二十五岁的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al-Diya al-khalidi）成为耶路撒冷第一任市长，从那以后，这一职位通常就由大家族的人来担任——有六名来自侯赛尼家族，四名来自阿拉米家族，两名来自哈立迪家族，三名来自达贾尼家族。优素福·哈立迪（其母来自侯赛尼家族）在小时候就逃离了耶路撒冷，在马耳他上了一所新教学校。随后，他在伊斯坦布尔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土耳其高官工作。他认为自己首先是Utsi——耶路撒冷人（他称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乡”），其次是阿拉伯人（即大叙利亚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土耳其人。他是个知识分子，是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的明星之一，在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中兴办了许多文化俱乐部、报纸以及出版社。[3]不过，哈立迪这个第一任市长发现，他除了要管理市政，还要打仗：土耳其长官派他率领四十个骑手去镇压克拉克地区的反抗活动，或许他是现代史上唯一一个带领骑士进行远征的市长。

每个大家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族旗，并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节日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例如在圣火节上，十三个首要的阿拉伯基督教大家族都会在游行时打着自己的旗帜。不过先知穆萨节却是最受欢迎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成千上万的人骑着马或者步行从巴勒斯坦的各个角落赶来接受穆夫提的致意，穆夫提通常是侯赛尼家族的人和土耳其政府长官。鼓和钹奏出喧闹的歌舞曲。苏菲派苦修士旋转着身体跳着，他们“一些人吞煤充饥，另一些人用长钉凿穿他们的面颊”。耶路撒冷人和那不勒斯人会打群架，犹太人和基督徒有时还会被过度兴奋的阿拉伯亡命徒痛扁一顿。当人群都聚集到圣殿山上时，那些头领们会以连续开炮的方式向他们表示欢迎。侯赛尼家族的人骑在马背上，挥舞着他们的绿色族旗，率领车队向耶利哥附近的拜巴尔斯圣地行进。达贾尼家族则挥动着他们的紫色“大卫墓旗”。不过这些拥有各自统治范围的大家族——侯赛尼拥有圣殿山，哈立迪家族拥有法庭审判权，他们都在争夺市长职位——仍旧在为最高统治权而争斗，仍旧在玩弄着伊斯坦布尔政治的危险游戏。

巴尔干地区正统斯拉夫人在俄国的支持下想获取独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在苟延残喘。新登基的强势的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苏丹以其对保加利亚基督徒的大肆屠杀而出名。在俄国的压力之下，阿卜杜拉-哈米德接受了新宪法和议会选举。而在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支持古老的独裁统治，哈立迪家族则是新的自由主义者。哈立迪被选为市长就是代表耶路撒冷，遏制伊斯坦布尔独裁势力的，但是，这个新宪法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阿卜杜拉-哈米德后来撤销了宪法，并着手开始推动巩固哈里发统治的新土耳其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忠诚运动的联合。这个充满智慧但又神经过敏的苏丹（声音小得像小羊在叫，还有突然昏厥的毛病）依靠秘密警察强制执行他的命令，这些警察曾经谋杀过他的前任大臣以及一个女奴。尽管苏丹很享受他的那些传统特权（他的后宫有九百个侍妾），但他却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床下，以防有人行刺。此外，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木工，是福尔摩斯的忠实读者，还是戏院的经理人。

苏丹的高压政策立刻就影响了耶路撒冷：优素福·哈立迪从伊斯坦布尔被赶了出来，并被解除了市长职务，奥马尔·侯赛尼（Umar al-Husseini）取代他成为新的市长。每当哈立迪家族地位下降时，侯赛尼家族的地位就会上升。同时，俄国终于准备要消灭土耳其人，而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则出面干涉以拯救他们。

耶路撒冷刺青：英国王子和俄国大公

迪斯累利刚刚以四百万英镑买下了苏伊士运河，钱是从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那里借的。

“谁给你做担保？”罗斯柴尔德问道。

“英国政府。”迪斯累利的秘书答道。

“好吧，拿去吧。”1878年德国国会里，迪斯累利指引那些欧洲国家的内阁联合起来限制俄国的发展，并强制执行一个决议，在这个决议里，允许英国占领塞浦路斯。迪斯累利的表现受到了德国首相俾斯麦这个贵族的赞赏，他指着迪斯累利评论道：“老犹太人——他就是这个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欧洲基督教领地，并被迫承认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1882年，英国控制了埃及，并使其名义上处于阿尔巴尼亚人政权的统治之下。英国在中东地区前沿阵地的两个代表人物在他们的世界之旅中拜访了耶路撒冷：一个是英国王室年轻的继承人，十八岁的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也就是艾迪王子，未来的克拉伦斯公爵，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十六岁的乔治，也就是未来的乔治五世。[4]

王子们在橄榄山上搭起了宿营地，乔治王子写道：“与父亲当年露营的地方几乎一样”，他还认为这是个“都城所在地”。据说，营地建有十一个豪华帐篷，由九十五头牲畜运抵，有六十个仆人服侍着，而这些都是由旅行社的龙头托马斯·库克安排的。库克是浸礼会信徒，后来成为乔治的一个部长。他在1869年开始从事一项旅游业务，在莱斯特和拉夫堡之间宣传禁酒运动。当时库克和他的儿子们（其中一个是王子们的随从）成了新观光业的开拓者，他们雇佣一小队由奴仆、警卫和翻译组成的人对王子们进行保护，以防止贝都因人或阿布高什部族人的攻击，阿布高什部落仍然控制着去往雅法的路，要想通过那里的话，就得要么贿赂他们，要么拉拢他们。这些旅行社的老板所设计的露营地有美轮美奂的丝质帐篷，餐厅和接待室装饰着有异国情调的红色和青绿色阿拉伯图案，甚至还准备了热水和凉水，而他们所想取得的效果就是为那些带着足够金钱的英国旅游者营造出一种东方的奇幻场景，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面描绘的那样。

托马斯·库克的办公地点在雅法门前，那里成了耶路撒冷推动旅游观光的中心地点，标志性事件就是新大酒店的开张（越过拔示巴游泳池就到了，据说拔示巴就是在那里洗澡时被大卫王看见的）[5]，以及雅法门外约阿希姆·法斯特酒店的开张。1892年耶路撒冷最终通了铁路后，这座城市的旅游业才真正发展起来。

摄影和旅游业是同步发展的。出人意料的是，耶路撒冷摄影业的繁荣竟然与亚美尼亚主教耶萨伊·加拉贝迪安（Yossayi Grabedian）有关。加拉贝迪安“可能是世上最英俊的统治者”，他曾在曼彻斯特学习艺术。他的两个门徒丢掉了亚美尼亚教士之职，在雅法路上建了一个照相馆，向游客兜售摆着“《圣经》姿势”的阿拉伯人的照片，或者让游客自己穿着《圣经》服饰摆出姿势来拍照。有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幕：一群留着胡须、穿着羊皮大衣的俄国农民聚在一起，惊奇地看着“一个长着蓝眼睛、有着美丽头发的英国女士”穿着“绣花的鲜红色衣服”，头上戴着黄铜做的发饰，身上的“紧身胸衣”很好地勾勒出她那“发育良好的胸部”，这位女士摆着姿势站在大卫塔前，异常醒目。这些俄国人对此既感到震惊，又不觉入迷。(www.xing528.com)

不断发展的新城从建筑样式上来说带有很强的折中主义色彩，因此，今天耶路撒冷的房屋和所有郊区看起来好像属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就是不属于中东地区。19世纪末修建的基督教新建筑包括二十七座法国女修道院，十座意大利修道院和八座俄国修道院。[6]当英国和普鲁士共享主教辖区的日子结束后，英国圣公会建造了他们自己坚固非凡的英国圣乔治大教堂，并任命了一个英国圣公会主教。但在1892年，土耳其人也在大兴土木：阿卜杜拉-哈米德又增添了新的喷泉，建造了新门，并允许人们从此直接进入基督教区。1901年，为了庆祝他登基二十五周年，他又在雅法门修了一个钟楼，这个钟楼看起来好像是属于英国郊区某个火车站的。

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德国人都在旧城外面的新城进行垦殖。1869年，七个犹太家庭在雅法门外建立了“七家之区”（Nahalat Shiva）。1874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始在米歇雷姆定居，这里现在是一个哈西德区。1880年，犹太人达到一万七千人，在新城形成了绝对多数，他们有九个新郊区。同时，阿拉伯大家族也在大马士革门北边的谢赫贾拉建造他们自己的侯赛尼区和纳沙希比区。[7]据说，大家族的阿拉伯豪宅天花板上的装饰是土耳其和欧式混合风格。一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建造了“东方寓所”，该建筑的入口大厅里绘有鲜花和几何图案；另一个叫拉巴赫·埃芬迪·侯赛尼的人建造的豪宅则具有帕夏房间的特征，该建筑高高的圆顶上绘有蓝色天体，周围的框架是镀金的叶形装饰。“东方寓所”后来成了一个酒店。再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它成了巴勒斯坦当权者的耶路撒冷指挥部，而拉巴赫·侯赛尼的豪宅则成了耶路撒冷最有名的美国家庭的家。

美国的“胜利者”派：一直温着耶稣的牛奶

1873年11月21日，安娜·斯帕福德（Anna Spattord）及其四个女儿在乘着“维拉·德·哈瓦里”号轮船横渡大西洋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船沉水之后，她的四个女儿全部溺水而死，只有安娜一个人活了下来。得知自己的女儿全部罹难后，她很想紧跟着她们投水自尽。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她丈夫、一个成功的芝加哥律师霍拉肖发了一封悲痛欲绝的电报：“只有我活了下来。我该怎么办？”后来斯帕福德一家放弃了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来到了耶路撒冷。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更多悲剧：他们的儿子因猩红热而惨死，原本六名子女的家庭只剩下一个六岁的孩子柏莎。安娜·斯帕福德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够被宽恕而活下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对夫妇也对他们的基督教长老会愤怒不已，因为长老会认为他们一家的遭遇是上天惩罚的结果。后来斯帕福德夫妇成立了自己的救世派别，该派被美国媒体称为“胜利者”，他们相信在耶路撒冷好好工作、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并改宗，将会加速即将发生的基督再临。

1881年，只有十三个成人和三个小孩的“胜利者”（他们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美国侨民区的中坚力量）在靠近大马士革门的一所大房子里住了下来。1896年，瑞典福音教会的一些农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时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大本营，因此他们租下了拉巴赫·侯赛尼在通往那不勒斯道路上的谢赫贾拉地区的宅第。霍拉肖于1888年与世长辞，不过他的“胜利者”派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该派在耶路撒冷宣传基督再临，劝说犹太人改宗，将他们的侨民区发展成为一个福音派的慈善场所，那里有不止一个医院、孤儿院、施粥所，还有他们自己的照相馆、一个商店，以及一所学校。他们的成功引起了在巴勒斯坦长期任职的美国总领事西拉·梅里尔（Selah Merill）的仇视。梅里尔是马萨诸塞州公理会的一个牧师，是个反犹主义者，还是马萨诸塞州安杜佛学院的教授，一个不太专业的考古学家。梅里尔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企图摧毁该侨民区的居民，他指控他们是庸医，是反美主义者，是淫荡的人，是贩卖儿童的人贩子。梅里尔还威胁说要派卫兵驱逐他们。

美国媒体称，这些侨民每天都在橄榄山上沏茶，为迎接基督再临作准备。《底特律新闻报》说：“他们时刻保持着牛奶的温热，以免上帝突然来到；马屁股上也时刻装有马鞍，以免耶稣突然出现；而且有些人还说，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死亡的。”1882年，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考古学上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们与英帝国的一个英雄交好，而此人正是英帝国接受《圣经》和刀剑的象征。

在帮助清政府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控制了苏丹后，“中国人”查尔斯·戈登将军在施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住了下来。随后，他来到耶路撒冷学习《圣经》，并在美国侨民区最初使用的房子的屋顶欣赏风光，在那里，他确信骷髅头一样的山的对面就是基督被钉死之地各各他。由于他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观点，后来他所谓的“花园墓”竟然成了圣墓的替代品引来新教徒朝拜。[8]“胜利者”对许多精神比较脆弱的朝圣者非常宽厚仁慈，柏莎·斯帕福德称他们是“安拉花园的卑微者”。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耶路撒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狂人和怪人，这些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错乱。”有些美国人视自己为“以利亚、施洗者约翰，或者其他先知，还认为有许多救世主都在耶路撒冷四处游荡”。其中有一个“以利亚”试图用石头杀死霍拉肖·斯帕福德。一个名为提图斯的得克萨斯人认为自己是个世界征服者，不过在触摸过未婚女子之前需要克制自己。还有一个富有的荷兰女伯爵设计了一个宅第，用以收纳《启示录》（7.4）上面所说的十四万四千个被赎回来的灵魂。然而，并非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美国人基督徒都能接受犹太人。梅里尔总领事憎恨犹太人正如他憎恨“胜利者”组织一样，他称犹太民族是一个高傲自负、为钱入迷的“软弱民族，塑造不出战士、殖民者，也塑造不出公民”。

慢慢地，美国侨民区欢快的赞美诗吟诵和慈善行为使他们与所有派别和宗教都结成了朋友，成为召集每个交游广阔的作家、朝圣者和统治者的第一站。塞尔玛·拉格勒夫（Selma Lagerlof）是个瑞典女作家，她曾与斯帕福德一家一起住过，她的小说《耶路撒冷》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该侨民区一举成名。1902年，在雅法开着一家酒店的普拉托·冯·乌斯季诺夫（Plato Von Ustinov）男爵在雅法开了一家饭店，当他问起是否能让他的客人住进美国侨民区时，无意中开启了将此处改造成饭店的可能。然而，如果说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被西方人改造的，那么在19世纪末，它却是被俄国这个东正教农民和受迫害的犹太人聚居的帝国控制的，这两种人都无法自持地向耶路撒冷挺进，都从敖德萨乘坐轮船向耶路撒冷航行。

注释

[1] 哈西德派，希伯来语意为“虔敬”，在耶路撒冷处于上升态势。他们是17世纪神秘主义的继承者，仍旧穿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黑色衣服。18世纪40年代，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名为以色列·本·埃利泽的信仰修复者取用了巴尔·谢姆·托夫（意为“美名大师”）的名字，发起了一个对《塔木德》研究产生挑战的大规模运动。该派提倡在祈祷、歌唱、舞蹈及践行神秘行动时达到癫狂状态，以此来接近上帝。他们的首要反对者是维尔纳加昂，加昂斥责这些是民间迷信，强调对传统《塔木德》研究的必要性。他们之间的冲突与神秘主义苏菲派和严苛的伊斯兰保守派（沙特瓦哈比派）之间的冲突很相似。

[2] 一种以毛、棉或人造丝织就的粗布料。——译注

[3] 18世纪60年代，哈立迪家族开始组建一座图书馆，该馆收藏了五千余册伊斯兰书籍，其中一些书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0世纪，此外还有一千两百多份手稿。1899年，拉希布·哈立迪将他的收藏与优素福以及他的侄子们的收藏合并起来，于第二年开设了哈立迪图书馆，该图书馆位于西西拉街马木鲁克王朝巴克汗陵墓附近，现在仍保存完好。

[4] 在查尔斯·威尔逊和康德上尉及“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考古学家们的指引下，两位王子参加了一个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的逾越节家宴，并对这个“欢乐家庭聚会”“十足的家庭生活记忆深刻”。他们甚至对那些人身上的刺青异常兴奋。乔治王子写道：“我被那个曾经为爸爸（威尔士王子）文身的人文了刺青。”

[5] 库克办公室外面的标记是这样的：“托马斯·库克和儿子有耶路撒冷最多的翻译和赶骡人员，有最好的敞篷轿车、四轮马车、营帐、马具等！”新大酒店的建筑有罗马建筑的遗风：该酒店是第二道城墙的一部分，瓦片上刻着第十军团的标志，还有一个由奥古斯都皇帝的使节树立起来的圆柱，该柱子被当作路灯灯座使用了数十年。

[6] 德国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康拉德·希克是他那个时代最多产的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对鸽笼式进行了大胆挑战，他自己的家、塔伯宅以及他设计的小教堂，都显示出德国、阿拉伯以及希腊-罗马样式的遗风。

[7] 侯赛尼和其他大家族，如新兴的纳沙希比家族，在商业热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富有。侯赛尼家族的一员负责为新建的铁路提供枕木。1858年，《土耳其土地法》将许多古老的瓦克夫私有化，这使得大家族们迅速成为绝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阿拉伯农民是这次改革的输家，只好任由这些封建在外地主摆布。因此，最后一个哈米德总督劳夫帕夏称这些大家族是“寄生虫”。

[8] 戈登在耶路撒冷停留的时间因苏丹的马赫迪起义而缩短。他被召回管理苏丹，后来遭到围攻并被杀死在苏丹的喀土穆，据说他死时仍拿着他的《圣经》。花园墓并非“美国垦殖地”唯一的考古学成就，正如我们很早就看到的那样，是雅各布·埃利亚胡发现了在西罗亚隧道工作的工人留下来的铭文，埃利亚胡是一个被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劝说改了宗的犹太人的儿子，而这个犹太人父亲曾背叛美国侨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