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浪漫主义之夏多布里昂和迪斯累利

35　新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迪斯累利 公元1806年—公元1830年

圣墓骑士子爵

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cois-René）说，尽管这个“弑神的城市”是“一堆垃圾”，而且“在沙漠地区一个墓地里会出现许多杂乱无章的墓碑”，但“耶路撒冷还是吓到我了”。这个头发蓬松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一种浪漫主义的眼光注视着耶路撒冷这个破败不堪的哥特式城市，等待“天才的基督教”来拯救它。对夏多布里昂来说，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而这个城市现在正处于绝望之中。

那些叛乱的帕夏和成群的巴勒斯坦农民不断造反并占领荒凉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此前已经被大马士革的总督们摧残过了，他们每年都会来此地进行行军示威，对待耶路撒冷就像对待被征服的敌军领地。夏多布里昂子爵一到耶路撒冷便看见大马士革总督扎营在雅法门外，他的三千个士兵正在恐吓当地居民。暂住圣救世主修道院期间，他还碰到了暴徒抢占修道院，并向那里的修道士们勒索现金的情况。夏多布里昂曾经佩带好几支手枪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然而在这个修道院里，他却被其中一个暴徒出其不意地逮住了，这个暴徒试图杀死他，不过夏多布里昂掐住他的脖子，几乎让他窒息，从而逃过了一劫。在大街上，“我们见不到一个人！多么悲惨，多么凄凉，因为大多数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商店关了门，人们都藏在地窖里，或者撤退到了山上”。当帕夏离开后，守在大卫塔的驻军只剩下十二个，耶路撒冷开始变得更加可怕：“唯一的噪音就是沙漠中马匹的疾驰声——那是拿着贝都因人的首级，或者是抢劫完某些不幸的农民后正在返程的土耳其士兵。”

现在，这个法国人可以在这个充满污秽、神圣而又神秘的殿堂里纵情狂欢了。这个热情洋溢的、喜欢吃喝的人发明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牛排烹饪法，与那些友好的、身材肥胖的方济各会东道主们一起享受着盛宴的美食，他品尝着“小扁豆汤、拌着黄瓜和洋葱的牛肉、烤小山羊配米饭、鸽子、鹌鹑、野味，还有绝美的葡萄酒”。他随身带着几支手枪，重走了耶稣曾经走过的每一步路，同时他还嘲笑奥斯曼帝国的那些纪念碑“根本不值得一看”，嘲笑犹太人“披着破布，躲在锡安山的尘土里，身上的虱虫几乎要将他们吃掉”。当“看到犹地亚地区那些具有合法地位的主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生活得像个奴隶和陌生人”时，夏多布里昂感到无比震惊。

在圣墓大教堂里，夏多布里昂双膝下跪祈祷了半个小时，他的眼睛“被耶稣的墓石吸引”，尔后他又跪拜在戈弗雷和鲍德温这两个法国勇士的墓前，后者曾经打败过伊斯兰教——这个在他看来是“仇视文明，一贯对无知、专制和奴隶制度进行偏袒的宗教”。夏多布里昂已经被熏香、埃塞俄比亚人铙钹的撞击声以及希腊人的咏唱声弄得有些眩晕了。

方济各会修士们以一种庄严的仪式授予夏多布里昂“圣墓骑士”荣誉称号。当他们围绕着双膝跪地的子爵，将戈弗雷用过的马刺系到他的脚后跟上，并以这个十字军战士的剑册封他为爵士时，夏多布里昂几乎欣喜若狂：

只要想到我在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教堂，距离耶稣基督的墓只有十二步，距离戈弗雷的墓只有三十步，而且我还佩带着圣墓守护者的马刺，触摸了那把又长又大的剑，而这把剑曾被一个如此高贵、如此勇敢的人使用过，我就不能不为此动容。

1808年10月12日，一个亚美尼亚籍教堂看守人在圣墓大教堂二层的亚美尼亚画廊火炉边睡着了，结果火炉失火将他烧死，而且火势很快便蔓延开来。这场大火使圣墓遭受了破坏。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基督徒拜访了穆夫提哈桑·侯赛尼（Hassan al-Husseini），请求他驻扎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以防止教堂遭到洗劫。希腊人指责亚美尼亚人故意纵火。当时英国和奥地利正在与拿破仑皇帝打仗，以牵制这个很显然不可战胜的人，因此，希腊人只能求助于俄国人，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他们才得以加强对教堂的控制。他们建造了洛可可式的小型建筑，这些建筑至今仍矗立在圣墓周围。他们通过捣毁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国王的坟墓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成功：此时已经返回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是最后一个见到他们的局外人。[1]一伙穆斯林暴徒袭击了试图修复教堂的建筑工人，守备部队也开始叛乱。“屠夫”的继任者、他的女婿苏莱曼帕夏——人称“公义者”（他的前任“屠夫”之后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温和）——占领了耶路撒冷，他处决了四十六个叛乱者，并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作为装饰。

当现实中的耶路撒冷变得衰败的时候，想象中的耶路撒冷开始激发西方人的梦想，因为他们受到了拿破仑那肮脏的小规模中东战争的鼓舞，受到了奥斯曼帝国败落的鼓舞，受到了夏多布里昂回家后所撰写的书的鼓舞。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 from Pairs to Jerusalem）奠定了欧洲人看待东方的态度，书中描写了残忍而又无能的土耳其人，哭泣的犹太人，以及想要收集美丽的《圣经》诗文、落后却凶猛的阿拉伯人。这本书是如此畅销，以至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就连夏多布里昂的贴身男仆朱利恩也开始写作他这次行程的回忆录。[2]在伦敦，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对他在黎凡特之功绩的夸耀引起了他出身皇室的女主人的无尽想象，并因此激发了史上最疯狂的王室之旅。

布伦斯维克的卡罗琳与赫斯特·斯坦霍普：英国王后与沙漠王后

卡罗琳王妃是英国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的妻子，两人已分居。王妃对意气风发的史密斯非常着迷，经常请求史密斯的表妹赫斯特·斯坦霍普（Hester Stanhope）夫人，即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外甥女，为他们之间无耻的风流韵事打掩护。

赫斯特夫人对卡罗琳王妃的粗俗、轻信及淫荡非常厌恶。据说王妃在史密斯面前搔首弄姿，“不断地展示自己，宛如歌剧里的女孩”，甚至将吊袜带系到了膝盖以下，赫斯特认为：“她是一个无耻的女人，一个十足的妓女！太卑贱太粗俗了！”卡罗琳和摄政王的婚姻就是一场灾难，所谓的对其当时爱情生活的“细致考察”揭示出，她至少有五个情人，其中包括史密斯、胡德勋爵、画家托马斯·劳伦斯，以及几个佣人。不过史密斯关于阿克及耶路撒冷的故事博得了关注：卡罗琳和赫斯特这两个女人各自下了决定，要到东方去旅行。

赫斯特夫人命中注定与耶路撒冷有缘。理查德·布拉泽斯（Richard Brothers）以前当过水手，是个狂热的加尔文教徒，他宣称自己是大卫王的后裔，以后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他在著作《新耶路撒冷规划》（Plan for New Jerusalem）中说，上帝已经“预先指定他为犹太人的国王和恢复者”，他还坚称英国人是犹太民族失落的部落的后代，而他将会引领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他为圣殿山设计了花园和宫殿，为他的新以色列人设计了服装和旗帜，但是最后他却被当成精神病人关了起来。不过，使人民相信犹太人在三十年之内的神圣回归会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却几乎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政策。

布拉泽斯期待有一位神圣庄严的女士为他的这项事业提供帮助，因而他选择了赫斯特·斯坦霍普夫人作为他的“犹太王后”。当她来到新门监狱探访他时，他预言说：“总有一天她会前去耶路撒冷，引导那些特选子民回归圣地！”赫斯特夫人确实在1812年参观了耶路撒冷，她当时穿着迷人的奥斯曼土耳其服装，然而布拉泽斯的预言却并未成真。她留在了东方，而她的名声有助于提高欧洲人对耶路撒冷的兴趣。最令人满意的是，她比那个她蔑视的卡罗琳早到了耶路撒冷三年。

1814年8月9月，四十六岁的卡罗琳王妃开始了她不甚光彩的地中海之旅。受到史密斯、赫斯特夫人以及形形色色十字军前辈朝圣者的鼓舞，卡罗琳宣称：“耶路撒冷是我的伟大夙愿。”

在阿克，王妃受到了“公义者”苏莱曼那个“缺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和一个鼻子的犹太人首相”的欢迎——苏莱曼帕夏不仅继承了“屠夫”的领地，而且留用了他的犹太人顾问——哈依姆·法尔希。“屠夫”死后十年，卡罗琳的侍臣对“在街上能看到多少人没有鼻子”感到好奇，但卡罗琳王妃却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个“东方民俗的粗野盛况”。到达耶路撒冷时她带了一个二十六人的随行团，包括她收养的弃婴（可能是她自己的孩子）威利·奥斯汀（Willie Austin），以及她的新任情人巴托罗缪·佩尔加米，此人是个意大利士兵，比她小十六岁。现在佩尔加米成为了男爵，是卡罗琳的管家，一位女士曾这样心醉神迷地描述他：他是个“6英尺（约1.8米）高的男人，有着一头漂亮的黑色头发，脸色苍白，小胡子能从这里伸到伦敦”！动身前往耶路撒冷时，卡罗琳带领着两百名随从，“看起来就像军队出行”。

卡罗琳进入耶路撒冷时骑着一头驴，就像耶稣一样，但是她过于肥胖，因此两边各需一个仆人搀扶。在圣救世主修道院，那些方济各会修士们护送着她进入她的套房。她的一个侍臣回忆说：“不可能画下当时的场景”，“男人、女人、小孩、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天主教徒、异教徒，全都来迎接我们”。他们大声喊着：“欢迎！”借着燃烧的火把的光亮，“很多根手指指向这个皇室朝圣者”，同时有声音呼喊着：“那就是她！”难怪如此——卡罗琳经常戴着“一头两边卷曲、几乎与她的无檐帽顶同样高度的假发，假眉毛（她天生就没有长眉毛），以及假牙”，当天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礼服，礼服前后都裁剪得很短，而且太短了些，几乎不能遮盖她那“巨大而突起的腹部”。一个随从不得不承认，她进入耶路撒冷时“虽不失庄重，但确实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卡罗琳为自己是六个世纪以来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妃感到自豪，她极其希望“自己的崇高能够受人缅怀”，因此她创建了圣卡罗琳修道会，这个修道会有它自己的旗帜——一个镶有丁香花丝带和银饰品的红十字。她的情人佩尔加米是该修道会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掌控者”。返回时，她命人对她的这次朝圣活动画了一幅画《卡罗琳王妃进谒耶路撒冷》。

这个未来的英格兰王后对方济各会修士们给予了慷慨的捐助。1815年7月17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第三周），卡罗琳“在社会各阶层的一片感谢声和惋惜声中离开了耶路撒冷”，考虑到当地的经济状况，不难想象群众会有这样的反应。(www.xing528.com)

1819年，当大马士革的税收被提升了三倍时，这个城市再次发生了叛乱。这次，巴勒斯坦的强人、“屠夫”的孙子阿卜杜拉帕夏出兵镇压。[3]耶路撒冷被拿下后，总督亲手绞死了二十八个叛乱分子——其余的人在次日被斩首，所有尸体都陈列在雅法门外。1824年，奥斯曼帕夏、“犯罪者穆斯塔法”（Mustafa the Criminal）的野蛮行径终于引发了一场农民起义。在阿卜杜拉于橄榄山上炮轰农民起义军之前，耶路撒冷赢得了几个月的独立。19世纪20年代末期，一个勇敢的英国旅行者朱迪丝·蒙蒂菲奥里（Judith Montefiore）与她富有的丈夫摩西一起访问了耶路撒冷，她写道：耶路撒冷是个“衰败的、荒芜的、凄凉的”的地方，“这个曾是尘世欢乐来源的城市，如今没有一处遗迹留存”。

蒙蒂菲奥里夫妇是新一代首批有影响力的、令人尊敬的欧洲犹太人，他们决定帮助耶路撒冷那些蒙昧落后的同胞。虽然受到了耶路撒冷总督的款待，但是他们却在城里和一个以前从事奴隶贸易的摩洛哥人住在一起，他们的慈善工作以修复伯利恒附近的拉结墓拉开了序幕。拉结墓是继耶路撒冷的圣殿、希伯伦的犹太长老墓之后的犹太教第三大圣堂。不过，和其他两个地方一样，伯利恒同样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蒙蒂菲奥里夫妇没有孩子，而据说拉结墓可以帮助妇女怀孕。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差不多就像欢迎弥赛亚降临”一样来欢迎他们，但是却恳求他们不要给予得太多，因为他们走后，土耳其人会以征收更高税款的方式来摧残他们。

摩西·蒙蒂菲奥里是以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白手起家的英国绅士、国际财阀、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iel Rothschild）连襟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的，他并不特别笃信宗教。然而，这次耶路撒冷之行却改变了他的生活。离开时，他成了一个重生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晚他一直在祈祷。对他来说，耶路撒冷只是“我们祖先的城市，是我们渴望的地方，是我们旅程最后的终点”。他相信，每个犹太人都有义务来此朝拜，他说：“我谦卑地向我祖先的上帝祷告，从今以后我将会变得更加正直，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好的犹太人。”[4]他曾多次重返耶路撒冷，从那以后，他努力将一个英国贵族的生活和一个传统犹太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蒙蒂菲奥里一离开，一个有着拜伦风格的装模作样的人便骑马来到了耶路撒冷。蒙蒂菲奥里和这个人都是有着意大利血统的英国塞法尔迪犹太人，虽然并不相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两个都会把英国的进步带到中东。

迪斯累利：圣洁的人和浪漫的人

“你应当看到我穿希腊海盗服的样子。鲜红的衬衣上缝着先令大小的银饰纽，一个很大的围巾，腰带上别满了手枪和匕首，红色的帽子，红色的便鞋，蓝色的宽松条纹短上衣和裤子。真是太邪恶了！”这就是本杰明·迪斯累利这个二十六岁的时髦小说家（当时他已经是《年轻的公爵》一书的作者）、失败的投机者、充满抱负的政治家在进行其东方之旅时的装扮。这种旅游是18世纪欧洲富家子弟“游学旅行”的一种新方式，综合了浪漫主义态度、经典观光、抽水烟袋、贪婪地嫖妓、到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参观等多种元素在内。

迪斯累利打小就是作为犹太人被抚养长大，但是二十六岁时他却接受了洗礼。后来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他认为自己是“插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页”，行走在两种宗教的边缘。迪斯累利身材纤瘦，脸色苍白，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在骑马通过犹地亚山时，他“骑得很好，装备也很好”。当看到城墙时，他写道：

我大吃一惊。很显然，我面前是一座极其壮观的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建在圣殿的遗址上，有美丽的花园和华丽的大门，还竖立着很多穹顶和塔楼。然而，没有什么比它周围的景色更让人感到荒凉、可怕和贫瘠了。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异乎寻常的景物。

在亚美尼亚修道院（也就是他当时暂住的地方）的屋顶用餐时，迪斯累利遥望着“耶和华失落的首都”，被犹太历史的浪漫深深地吸引了，同时也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好奇，他禁不住想要参观圣殿山。曾有一个苏格兰内科医生和一个英国女人潜入休憩广场——只不过二人都伪装得严严实实。迪斯累利却不精于此道，他说：“我被一群包着头巾的宗教狂人监视着，包围着，很难逃脱！”他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视为同一个民族，认为阿拉伯人就是“骑在马背上的犹太人”，而且他还质问基督徒：“如果你不信他们的犹太教的话，你的基督教又源自哪里呢？”

在耶路撒冷参观时，迪斯累利开始撰写他的下一部小说《埃尔罗伊》（Alroy），这部小说描写了12世纪那个在劫难逃的“弥赛亚”的故事，这个人发动的起义被迪斯累利称为“神圣而浪漫的犹太民族纪年表上一件光彩夺目的事件，这个民族给了我鲜血和名讳”。

迪斯累利的耶路撒冷之行提升了他作为一个托利党贵族和外来的犹太领袖的独特混合体的神秘性，[5]这次行程使他确信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将会扮演重要角色，并使他梦想有一天能够回到锡安山。在他的小说中，大卫·埃尔罗伊的顾问宣称：“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存在。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耶路撒冷。”1851年，迪斯累利这个处在事业上升期的政治家慎重地表示：“让犹太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土地，既是公平的，又是可行的。他们的土地可以通过向奥斯曼帝国购买的方式获得。”

迪斯累利称埃尔罗伊的冒险经历正是他“理想中的抱负”，但事实上，他野心太大，所以不愿在事业上因任何犹太问题而铤而走险：他想成为世上最伟大帝国的首相。三十年后，达到这个“充满污秽的权力顶点”的时候，迪斯累利确实通过获得塞浦路斯和购买苏伊士运河的方式，将大英帝国的权力延伸到了这个地区。

迪斯累利返回英国着手经营他的政治事业后不久，一个阿尔巴尼亚军阀，同时也是埃及的统治者，征服了耶路撒冷。

注释

[1] 戈弗雷的马刺和佩剑以及一块来自他的法国城堡的砖头，现在都挂在圣墓大教堂拉丁圣器收藏室里面。至于十字军战士的坟墓，则只有孩子王鲍德温五世石棺的一部分在这次宗派破坏行为中保存了下来。

[2] 1804年，诗人、画家、雕刻家，同时也是激进分子的威廉·布莱克公布了他的诗作《弥尔顿》，该诗以“那些远古时代的脚印……”开始，以“直到我们在英格兰绿意盎然、充满欢乐的土地上重建一个耶路撒冷”结尾。这首诗大约于1808年印刷出版，赞颂了天国的耶路撒冷曾短暂而荣耀地出现在前工业时代的英格兰。此诗受到传说中年轻的耶稣在来自亚利马太的约瑟的陪同下，一起参观后者的康沃尔郡锡矿山的神秘故事的启发。该诗在1916年之前很少有人知晓，直至1916年，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请作曲家休伯特·帕里爵士为这首诗谱曲，以充当一场爱国会议的主题曲。爱德华·埃尔加随后把它编成了管弦乐曲。国王乔治五世说，相比于《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而言，他更喜欢这首曲子，这样，它便成了国歌的备选曲。该曲子对那些幽怨的爱国者、经常去做礼拜的人、散步的人、运动爱好者、社会理想主义者、爱好酗酒的一代人，以及留着松散头发的大学生等人群，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布莱克从未称他的这首诗为“耶路撒冷”，因为他另外还写了一首史诗，名为“耶路撒冷：大阿尔比恩的发散（Jerusalem The Emanation of the Giant Albion）”。

[3] 1818年，在苏莱曼帕夏死的那天，阿卜杜拉在阿克攫取了政权，并处死了富有的、只有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失去了鼻子的哈依姆·法尔希。法尔希曾卓有成效地治理巴勒斯坦长达三十年之久。阿卜杜拉一直统治到1831年。法尔希家族至今仍旧生活在以色列地区。

[4] 在乘船返航途中，一场令人心惊胆战的暴风雨袭击了蒙蒂菲奥里的船，水手们都担心船可能会沉没。幸运的是，蒙蒂菲奥里随身携带着一片前一年逾越节时的无酵饼（被称为“afikoman”）。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候，他将这片无酵饼投到海里，大海便立刻奇迹般地恢复了平静。蒙蒂菲奥里相信这是上帝对一个耶路撒冷朝圣者的祝福。直到今天，每年的逾越节，蒙蒂菲奥里家族都要阅读蒙蒂菲奥里对这件奇事的记述。

[5] 在他最好的小说《科宁斯比》（Coningsby）中，他塑造的理想的人物形象是西多尼亚：一个塞法尔迪百万富翁，众多皇帝、国王和欧洲所有内阁部长的朋友。西多尼亚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和摩西·蒙蒂菲奥里的综合体，这两个人和迪斯累利都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