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帆 编译
美国人的捐献几乎是天文数字,每年捐献的钱,相当于丹麦、挪威、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一年的生产总值。美国人的捐献像是在进行一场冠军赛,20世纪80年代,商业大亨郎埃圳捐了30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有线新闻网总裁特纳一鸣惊人,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他总共才有30亿美元资产,捐出1/3,这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慈善心。在20世纪结束前,美国捐款冠军是微软总裁盖茨,他曾一次捐了20亿美元,更新了美国所有中学图书馆的电脑。
多数捐款来自普通人
初看到这些捐献报道时,人们以为美国的亿万美元捐款都是出自这些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错了。据统计,美国一年千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在特纳宣布捐出10亿美元之后不久,83岁的遗孀斯考特走进旧金山市区她经常看病的医生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是个黑人,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不过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四年的积蓄。
1997年12月,经营洗衣店的麦卡提夫人把一生劳作积攒的15万美元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建立了“黑人学生基金”。在这之前一个月,新泽西州的居民包叶尔中了“六合彩”,金额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过婚的72岁老人,平时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20分钟后她蹒跚地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旧汽车半路抛锚,要送去车行修理。随后她宣布把“六合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她连辆新车都没买。
几个星期前,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厨师中了“六合彩”,金额创了纪录,达1亿美元。这位厨师表示,他会把相当部分捐给他家附近的三所中学。当时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顿上区的公寓,月租是587美元。这钱在曼哈顿只能租到极简陋的公寓,可见他们并不富有。
《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到中了“六合彩”怎样花这笔钱时,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分金额捐给慈善事业。
打破国界的捐赠
更多的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合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帕瑞德默小姐每个月给一个环保组织捐5美元,已持续了25年,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碰上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捐款更是踊跃。几年前,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大楼被炸,加州硅谷26岁的金融分析师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53847.8美元,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数额。全公司几乎人人捐款,金额达到10多万美元,全国各地捐款、捐物和要求献血电话之多,使当地赈济机构应接不暇。“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于游说捐款者把钱捐到其他项目上。像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一样,美国人并不是都把钱捐给自己国家,而是捐给了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还有中国的洪水,中国台湾的地震……都是美国人捐赠的对象。以1996年为例,那一年美国人平均每户捐出了1017美元,相当于每户捐出了全年收入的2.1%。(www.xing528.com)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献和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美国人捐献,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分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
东方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则不同。1986年居住波士顿的81岁的纽伯格去世时立下遗嘱,把全部560万美元的财产捐给美国政府。这位犹太老人当年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个成年子女。虽然对于年度预算高达5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来说,500万美元只够政府维持运作两分钟,但纽伯格在遗嘱中说:“我感激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1994年,89岁的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后留下高达9000万美元的财产。在他的遗嘱中,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三个成年子女则未留分文。他说:“我已培养了他们,他们目前的境遇都不错。”
正是这种无私的捐献精神,不仅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而且支撑起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
贡献时间:另一种捐献
美国人不仅捐献金钱,更捐献时间。义工早已是美国一个普遍现象。例如,1993年的“国际海岸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几千里海岸线和河边清扫掉2400吨垃圾。1996年纽约“清洁日”,有7000名义工在全市300个公园和公共设施清理垃圾。1993年的冬天,旧金山北部小镇帕塔鲁马的一名12岁女孩失踪,小镇民众自发地成立了“寻找中心”,参加寻找的义工多达1500多人。要知道,小镇全部居民才4.6万人,义工中绝大部分不是家庭主妇,有的是餐馆老板,把餐馆暂时停业;有公司职员,提前休了积攒的假期;还有工人请了事假。他们印制了300万份“寻人启事”,分发到全美各地的公共场所;建立电脑网站,通过全国联网查询;几百人一组,在附近山里寻找。
1995年7月初,来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镇参加“残障人运动会”的尼泊尔运动员马利溺水失踪。当地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组成人墙,在海岸边水里进行过滤式筛找。
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国,但美国人看重的是这个失踪者属于整体的“人类”。强烈的人类“同类意识”和“生命意识”促使他们自发地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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