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学：中古译偈的地域特征与历史发展

四、中古译偈的地域特征及历史发展

综合上文的统计与分析，我们了解到，作为中古佛经偈颂翻译的三种最常见的体制，四言、五言和七言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汉译偈颂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而其他各种体制中，九言在三国以降就再无嗣响，三言在西晋以后基本上不被使用，六言、八言则在东晋十六国以后也逐渐退出了译家的视野。这与中古诗歌发展或许存在某种关联。尽管萧统在《文选序》中说汉梁之间诗歌“各体互兴，分镳并驱”，然而早在西晋时期，挚虞早说过“古诗之九言者，‘浻酌彼行潦浥此注兹’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13]；结合汉译佛偈的情况，挚虞的话或有一定道理。以下首先就中古译偈四、五、七言的地域特征作一考察。

由表31可知，汉隋偈颂中四言的比例，北方较南方高1.857个百分点；五言，南方比北方高12.45个百分点；七言，北方比南方高10.71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来看，汉隋译偈四言在南方和北方的使用频率比较接近；五言，南方明显高于北方；七言，北方明显高于南方。我们知道，汉魏六朝时期，五、七言逐渐取代《诗经》的四言体，进而发展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两种体制。关于这两种诗体的起源，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中一个始终备受关注却一直未能得到完满解决的重大学术课题。表31所显示的南北译偈在五言、七言体的地域差异，或许对研究这一课题不无启发；换言之，在中古前期，五、七言体分别代表了南北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五言可能源于南方，七言则源于北方。具体到中古诗体的讨论留待下文，这里我们以上文表5、7、9、17、25、27、29的统计数据，来看看中古时期四、五、七言三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汉译佛偈中的发展轨迹。

表31　汉隋译偈四、五、七言体的地域分布

由图1可知，五言在中古汉译偈颂中一直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其比重在中古各阶段的起伏不大，三国时期有一明显下降的趋势，西晋至南北朝时期则不断增加并达到最高点，经历了隋的低谷之后到唐代又有了明显的提高；七言的比重在后汉至三国时期显著下降至最低点，西晋时又有所提高，历东晋南北朝逐渐下降，而在隋达到了最高，至唐代又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四言的使用在三国期间达到最高点，之后虽有小的起伏，但基本上是逐渐趋于式微。由图1还可以看出，三国和隋是比较特殊的两个时段：三国时期，五言是中古历代译偈比率第二低的，七言为历代最低，四言却是历代最高的；隋代则是历代译偈中五言比率低和七言比率最高的时期，即五言体和七言体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

图1　中古译偈主要体制的演进

图2　中古汉译偈颂主要句式的演进

上文统计表明，中古译偈的句式以四句和八句为主，在上列表6、8、10、18、26、28、30中都曾出现的句式还有十二句和十六句，这四种句式也是在表2中所反映出的除六句式以外作品数量最多的四种。这里我们拟就中古不同阶段的译偈中四句式和八句式的发展作些讨论。

如表32所示，四句式在北方各朝译偈中占41.67%，在南方各朝则占到48.20%；八句式在北方占16.09%，在南方则占10.72%。四句式，南方比北方高6.53个百分点以上；八句式则正相反，北方比南方高5.39个百分点。如果拿中古诗歌来作比附，是否存在近体绝句主要源于南方文化，而近体律诗则主要源于北方文化这样的可能呢？

表32　汉隋译偈四句、八句式的地域分布

从图2可以看出，译偈四句式在三国时期有一个相对的高峰，经历了西晋的低谷，至东晋南北朝达到最高峰，此后在隋唐持续稳定地发展着。八句式则在三国时期经历了一个低谷之后，在西晋达到高峰期，此后至南北朝呈递减式发展，隋唐时期起伏不大。与前面对译偈句式地域性的分析相关，图2中的三国和西晋颇能引起注意，三国，译偈的四句式达到了第二高峰，八句式则处于相对的低谷；西晋，四句式处于相对低谷，八句式则达到中古时期的高峰期。根据上文的分析，三国译偈主体在南方，西晋译偈的主体则在北方，这与上文据表32所得出的推论——近体绝句主要源于南方文化，而近体律诗则主要源于北方文化——是相符合的。(www.xing528.com)

以下结合上文的相关统计，对本讲开头所提到的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七言四句、七言八句四种体式在中古译偈中的状况作初步的探讨。

表33相对忽略了时代因素，而主要从出经地点的不同，就五言四句等四种体式在中古前期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域的分布作了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五言四句南方高于北方12个百分点，五言八句北方则高出南方3.4个百分点，七言四句和七言八句北方分别比南方高4.81、1.628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上文分别从体制和句式角度统计所得出的初步结论——近体诗的五言体和四句式可能源出南方，七言体和八句式可能源出北方——并不矛盾。因为，就体制而言，南方四句式和八句式的五言体占到了55.78%，北方则为47.18%，五言体的比重南方仍要高出北方；而北方七言体的优势在四句式和八句式中都得到了反映。就句式而言，南方五言体和七言体的四句式占到47.16%，北方则为39.97%，四句式南方仍然高出北方；北方五言和七言体的八句式占15.21%，南方则为10.182%，八句式北方仍然高出南方。

表33　汉隋译偈主要体式的地域分布

结合上文就体制和句式的统计分析及表33的数据，笔者认为可以从汉译偈颂的体式特点来推论中古诗体的一般状况。尝试论之，汉译偈颂的四种主要体式在南北文化中应该都存在着，只是其所占比重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五言四句体式主要成熟于南方文化之中，这从表34所列这一体式在早期译偈中的比率中获得进一步的体认。五言四句在后汉译偈中占15.625%，而在三国译偈中达到了17.50%，这一比率高出后汉近2个百分点，甚至也高出了之后西晋译偈4.31个百分点。而在中古前期南北两地时断时续的文化交流之下，这种体式在北方也被普遍使用。

七言四句体式，后汉、三国译偈未见，最早出现于西晋竺法护译经中^[14]；东晋所有11首主要出现在法显参译或主译经里，出经年代也较迟^[15]。上涉两位译家，竺法护为敦煌人，法显为平阳人，均属北方。结合表33，可以确定，七言四句这种体式主要生存于北方文化之中，并且在南方译偈中未能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

五言八句体式，主要成熟于北方文化之中，在后来的南方译偈也有一些反映。据表34，在早期译偈中，五言八句在后汉的18.75%、在西晋的23.41%，都要明显高于以东吴为中心的三国译偈的12.00%，这些数据显然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七言八句体式，与五言八句情形相近，它也是成熟于北方文化之中的。据表33，七言八句最早出现于后汉和西晋，三国则不见。

以上就汉译佛偈所作讨论，事实上也适用于中古诗歌的状况。以五、七绝句的起源研究为例。有学者据中古诗歌的材料研究指出，五言绝句源于汉代，最早的五言四句体有《长安为尹赏歌》、《巴郡人为吴资歌》、《汉末洛中童谣》等，“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兴起，为五言绝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局面”；七言绝句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的七言体民间歌谣，西晋唯一的七言四句作品为《豫州耆老为祖逖歌》，西晋七言民谣“产生地主要在洛阳，其次为并州、幽州、凉州”^[16]。按中土早期的五言四句作品明显兼及南北，而最早的七言民谣则集中于北方，这些与本讲上揭五言四句体和七言四句体在中古时期汉译偈颂中的发展大体相当。

图3标示出了五言四句等四种体式在中古译偈的发展曲线。从图中可见，五言四句体式虽在中古译偈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起伏也是最大的，高峰是南北朝时期，低谷则是西晋时期；起伏较大的还有七言四句体式，从后汉、三国的空白到西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之后又逐渐下降，经历了南北朝的低谷，至隋却达到了高峰；五言八句体式则相对平稳，西晋是其高峰，之后缓慢下降，同样在隋到达低谷，至唐略有提高；与前几种体式相比，中古译偈七言八句的发展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较为平稳。

图3　中古译偈主要体式的演进

与图1反映的中古译偈五、七言体制的发展特点相近，在图3中，西晋和隋是中古译偈主要体式变动最为集中的两个阶段。西晋各种体式在中古译偈中的比例，五言八句是最高的，五言四句则恰是最低的，七言四句是第二个高点；隋代，七言四句最高，五言八句最低。与图2反映的八句式译偈在唐代为中古最低的情况相近，图3表明，唐代译偈中，五言八句和七言八句两种体式所占比重都不高，而五言四句和七言四句也都不是中古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