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学十六讲：中古译偈的体制选择与中古诗歌的联系

三、译偈体例的缘由

汉译偈颂以四句为主杂以六句、八句等句式的原因，除了翻译体例之外，也有佛经原典偈颂本身的原因。根据季羡林先生对《罗摩衍那》诗律的介绍，古印度输洛迦以两行、四个音步、每音步八个音节共三十二个音节的体式为主，也存在一行、两个音步共十六个音节，或者三行、六个音步共四十八个音节，或者四行、八个音步共六十四个音节这样一些变体^[12]。

那么，中古佛经偈颂以四句为主杂以其他多种句式的翻译体例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这是接受了中古诗体的影响所致。一方面，这可以从《辞源》、《汉语大字典》对“偈”体制为“多用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以至多言为句”的笼统叙述中得到体认。据笔者的研究，中古译偈的体制包括三、四、五、六、七、八、九言，萧统《文选序》云：“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矣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可见，中古译偈的体制选择源于中古诗歌的体制。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古诗歌各种体制发展的不均衡相关，这几种体制在译偈中的地位也是不相同的。中古译偈三言、八言、九言的作品数量分别为十、十七、一首，微不足道，而五言、七言、四言、六言的比重分别达到82.49%、12.67%、3.16%、0.53%。可见，译偈与中古诗歌以五、七言体制为主的局面是相当的。另一方面，佛经原典偈颂中的“一偈”，由其创作机制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因歌唱而形成的诗歌单位^[13]。据笔者对郊庙歌辞及相和歌等的用韵与分解的考察，中古诗歌的节奏单位主要为四句和八句，也包括二句、六句、十二句等多种形式^[14]。这证明中古译偈的句式选择同样受到了中古诗歌的影响。

偈的句式构成，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说明。上面我们说的四句式、六句式、八句式的偈，主要指汉译佛偈而言，但在道教偈颂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道藏》中，存在少数八句、十二句一偈的现象，却很难找到以四句为一偈的例子。可以说，早期道教偈颂大多吸收了汉译佛经偈颂不求叶韵的特点，但我们很难对这些偈颂作分节，从而窥见其是否存在以四句或六句为一偈的任何规范。如见载影印《明正统道藏》第二册的《太上三十六部尊经》有偈三十六首，皆四言十六句体式；尽管我们可以大致认为它们是以每四句构成一节的，但从偈文本身我们找不到任何规律。可随便举一例，该经卷一《玉清境经上》天尊说偈曰：

我于往昔，无量劫中，为诸众生，发明正道。(www.xing528.com)

遍视一切，如不转动，而不为害，解脱之力。

若有说者，穷劫不尽，若复至人，及以末学。

当舍难舍，以难舍故，以身无损，是名正道。

上引这首偈，似乎可视为四句或八句为一节，但是，若以四句为节，其第三节（第九至十二句）在语义上与第四节（第十三至十六句）是连贯的，不能分开；若以八句为一节，其第四句与第十六句又似乎构成了一种呼应。因此，就这首偈内容本身而言两种分节方式都是不适合的。此在道教偈颂中极具普遍性，这说明，就中古道教的大多数偈颂而言，我们很难明确地说一偈由某一种或某些特定的句式构成。因此，一般来说，道教偈颂只是借用了佛偈之名，但无其实，亦不具备汉译佛偈那样的诗学价值。究其实质，盖在于道教偈颂与译偈的本原佛经偈颂的创制方式上存在区别，即中古道教偈颂多属文人书面创作进而用于吟诵或歌唱，产生年代更早的佛教偈颂则多属口头创作、口耳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