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偈之名义
偈，又称偈颂。作为佛教诗歌的代称，“偈”是一个音译的字，其对应的梵语是Geya（巴利文是Geyya），而不应该是Gatha。Geya和Gatha分指佛经两种体裁。Geya，音译作祇夜，义译作应颂，或重颂。鸠摩罗什译《成实论》卷一云：“祇夜者，以偈颂修多罗，或佛自说，或弟子说。”修多罗，是梵文Sutra的音译，义译为“经”，指散文体经文。祇夜则是复述散文体经文的偈颂。Gatha，音译作伽陀，或伽他，义译讽颂。《成实论》卷一云：“伽陀者，第二部说祇夜，祇夜名偈。偈有二种：一名伽陀，二名路伽。路伽有二种，一顺烦恼，二不顺烦恼。不顺烦恼者，祇夜中说，是名伽陀。”《瑜珈师地论》卷八一云：“讽颂者，谓以句说，或以二句，或以三、四、五、六句说。”据此，伽陀指的是以祇夜所说的经文，即我们通常说的偈颂体经文。换言之，由祇夜单独构成，而没有修多罗（Sutra）的偈颂体佛经称做伽陀（Gatha）。而一般所说的“偈”，主要指的是祇夜。隋吉藏《法华义疏》卷二云：“有人言外国称祇夜，或名偈夜，今略彼夜字直称为偈，此间翻为句也、颂也。”又吉藏《中论序疏》云：“偈者，外国具音应言竭夜，或秤祇夜，今示存略，但秤为偈。”由于祇夜与伽陀性质之相近，后世佛教徒有时候在使用上也存在相混的情况。但从语源上看，偈是梵语祇夜（Geya）的简称，而非伽陀（Gatha）的简称。
偈不是佛教独有的。《辞源》释偈为“佛经中的颂词”，《汉语大字典》释偈为“佛家唱词”。这些解释，从“偈”作为诗体最早出现的语言场合来看是正确的，但却忽视了偈使用范围的拓展演变。首先，随着佛经的传译，六朝以降，道教徒也将“偈”引入他们的经典之中，来指称道教的唱赞之词。影印明《正统道藏》第一册的《无上内秘真藏经》，就多处出现“偈”。如卷一第五页：“于是仙灵等众以偈颂。”卷二第十页：“尔时大众闻是语已，踊跃欢喜，得神通力，承道威光，以偈颂。”卷五第十页：“天尊欢喜无量而说偈。”卷六第四页：“尔时善音童子及诸大众，欢喜无量，俱发善心，而说偈。”卷八第八页：“天尊于是而作偈。”这在其他早期道经中也是常常见到的。案道教亦有十二部经之说，赞颂即为其中之一部。《云笈七签》卷六：“赞颂者，如五真新颂，九天旧章之例是也。赞以表事，颂以歌徳。故《诗》云：‘颂者，美盛徳之形容。’亦曰偈。偈，憩也，以四字五字为憩息也。……又前言诸教，多是长行散说。今论赞颂，即是句偈。”[3]由此可见，道教徒取佛家偈颂之名，却释以本土休息之义。其次，如果我们对“偈”的古印度渊源作一简单追寻，就会发现，它本非佛家所独具，它是古印度诗歌的主要体式。例如《罗摩衍那》，传说就是蚁蛭仙人在梵天的鼓励之下使用“输洛迦”（首卢偈）写成的。事实上，这是古印度最为流行的诗体，许多古印度撰述都采用此体[4]。其三，在中土，不仅早在六朝时期道教徒即将道教的赞颂称为偈，随着佛教越来越接近民众生活，偈后来逐渐变成了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的代称。唐代文人就曾创作过以“偈”为题的诗作，如白居易《欢喜二偈》，司空图《偈》、《与伏牛长老偈二首》等[5]。《会稽掇英总录》卷一五收有唐鲍防等人所作《云门寺济公上方偈》十一首，鲍防序云：“己酉岁，仆忝尚书郎司浙南之武。时府中无事，墨客自台省而下者凡十有一人，会云门济公之上方，以偈者，赞之流也，姑取于佛事云。”[6]凡此，皆说明“偈”并不仅仅是“佛家唱词”。(www.xing528.com)
一偈并非一律由四句构成。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宝玉提笔立占一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7]这一偈恰是六句，而非四句。四句为一偈的说法广见于历代的经疏著作中，如隋吉藏《法华义疏》卷二云：“世间流布以四句为偈也。”《中论序疏》云：“谓结句为偈，莫问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但令四句满便是偈也。”但也有例外，如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五○云：“一切偈名祇夜，六句、三句、五句，句多少不定。”[8]前引《瑜珈师地论》：“或以二句，或以三、四、五、六句说。”当然，《大智度论》、《瑜珈师地论》所云应指佛经原典中一偈之构成情况。未详作者《法句经序》云：“偈者结语，犹诗颂也。……五部沙门，各自钞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9]此言经中有四句之偈、六句之偈，其所指原本佛偈抑或译偈，不能明。然上引皆可说明佛偈并非一律皆由四句构成也。那么，古代译经家在进行佛经翻译时，是否一定以汉语的四句与梵胡文本的“不定”之句相对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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