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央掘魔罗经》戏剧背景分析
以上三种形态央掘故事的内容,表现出由简趋繁的特点,尽管故事情节的核心相同,但这几种形态在具体内容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彼此之间均不能完全涵盖。第三种形态,《央掘摩罗经》所载,格外强调了故事完整性。如果依照佛经注疏传统的三分法来看待该经,卷一央掘皈依佛可视为此经之序分;卷一天帝释出现直至卷三止,可视为正说分;卷四可视为流通分。其他经典的流通分一般都不会再出现序分和正说分的故事场面。但此经例外,在流通分中,又有波斯匿王出场,而且央掘母亲、老师、师妇又再次出场。这种结构方式可以说在所有的大乘经典中都是较为独特的。由故事的整体来看,《央掘摩罗经》所载最富虚构性,它删去了第二种形态故事中央掘遇产妇及为小童所伤等枝蔓的情节,表现出了明显的编创特征。
《善见律毗婆沙》卷四云佛以正法调伏鸯掘魔罗,又梁释僧祐《释迦谱》卷八云:“体性利根,智能深远,即央掘魔比丘。”据此可知,以上几种形态的央掘故事都包含着历史的真实。但同时,其中所具有的戏剧特性尤其不容忽视。即如第一种,《杂阿含》所载,其中佛“以神力现身徐行,令央瞿利摩罗駃走不及”的情节,说明此故事在最初被记录时已经隐约具备了表演的特征。第二种形态中,可以《佛说鸯掘摩经》为例,经文详细地交代了师妇与央掘之间的对话,也详尽地描绘了老师在听了妇人的谄言之后的心理活动,而央掘在听了老师让他杀人的一番话之后,内心的矛盾和独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第三种《央掘摩罗经》,从上文的介绍来看,其戏剧特性比较明显。笔者认为,其本原形态是一场与佛教宗教仪式相关的戏剧表演,证据如下:
其一,由故事结构来看。
据上文对故事内容的介绍,在卷一央掘已经有皈依之愿,但直到第三卷世尊方度其为比丘。第四卷波斯匿王、央掘母、师、师妇的出场,与第一卷故事的开端遥相呼应:这种结构实际上把所有四卷的情节都安排在一个特定的较短的时间段中来进行,而丝毫没有说唱式讲故事的时间流程。
其二,由经中人物及其语言、情节来看。
帝释、梵天王、恶魔波旬、首罗神、树神,乃至佛陀各有擅场的诸大弟子目连、舍利弗、阿难、罗睺罗、阿那律等人,无一例外地在刚出场时都以偈盛赞央掘“第一聪明,捷疾智者”,但这些角色又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央掘的斥责;而唯有大乘经典中常见的人物文殊在遭到央掘诃责之后,仍被赋予了与央掘一道前往十方佛国的资格。这在其他佛经中并不多见[6],其实质应该是服务于大乘佛教的宣传而设计的情节。卷二央掘答波旬偈云:“远去贼狗魔,蚊蚋无畏说。及未被五系,波旬宜速去。莫令我须臾,左脚蹴弊狗。若空无我时,自恣游宫殿。如金翅鸟王,处在须弥顶。下观大海中,诸龙共游戏。菩萨金翅王,游戏泥犁上。快饮解脱水,俯观苦众生。贼狗魔默然,谛听甘露法。然后还天上,随意恣所欲。”这简直是痛骂了,颇类世俗争讼之语,表现出民间生活的趣味。而央掘对目连等人的训斥,则纯粹是在演出大乘佛教对小乘教徒注重个人修行的一种批判,一种戏剧化的批判。卷二世尊让央掘受戒,央掘的回答皆有出人意料的效果,这种情节安排显然是为了制造戏剧矛盾,打动观众。
其三,经文自身的内证。
经中多处言及“幻”,如卷二梵天王说偈之下,央掘云:“我亦不为负债之人,如申头罗速往速反。”译者注云:“申头罗者,外国幻人,作飞人戏,令空中来去,往返至速。”这可说明经中所云佛诸弟子“乘空而来”、央掘母等“升虚空高七多罗树”等等看似夸张的动作,是完全可以实际表演出来的。又如央掘与文殊相互辩难,文殊指责央掘何以杀人众多,央掘回答云你就像贫袪之士见于猛虎的感觉;文殊又说若你是菩萨这世上便没有魔了你的罪业实在太深重了,于是央掘说这是菩萨行是幻而非真是为了启发世人。卷三虽世尊说法内容甚多,但安排央掘与文殊二人物到十方佛国处请问,去皆“乘神通力”,来则皆“犹如雁王”,场面极其热闹好看,亦可能付诸表演。卷二佛语央掘应受歌舞之戒,央掘的答偈也分明指出本经实际是一场歌舞伎乐表演,同时暗示了其他大乘经典也可能存在类似的背景。卷四末了指出,故事中的杀人情节,非真而为幻,通过佛的口吻说:“如彼师及师妇、央掘魔罗母,彼三人者悉是我幻,我示幻化,不可思议,因我教化央掘魔罗,度无量众生。”分明暗示了本经故事的戏剧表演性质。
其四,从佛这一特定的人物塑造来看。
在卷一佛陀降伏央掘一段故事中,“佛”的角色设计颇见个性,亦显得极为睿智;而在卷二,这一角色完全成为在旁边观望的普通观众了,尤其在要求央掘受“童真净”、“不杀生”、“不妄语”、“不饮酒”、“不淫净”、“离不与取”、“不歌舞”七种戒时,“佛”这一角色完全变得毫无睿智可言;但到了卷三和卷四,“佛”又恢复了佛陀“一切智”的人格魅力。这种角色性格的变化,说明《央掘摩罗经》所载是一个在现实事件的基础之上扩展而成的一个戏剧行为,而佛陀是其中的一个配角,主角则是央掘。
其五,由偈颂来看。(www.xing528.com)
本经的偈颂较多,共有九十八首,并且程式的运用极为普遍而繁复,如卷一“住住大沙门”五言一百六十二句偈,其中一节为六句,余皆四句一节,凡四十节。前三十三节皆为“住住大沙门,□□□□□,我是央掘魔,今当税一指”,使用完全重复程式。又同卷“住住央掘魔”五言一千一百二句偈,其中前一千五十六句,以十二句为一诗节,共八十八节,每节均为“住住央掘魔,汝当住净戒,我是等正觉,输汝慧剑税,我住□□□,而汝不觉知,汝央掘魔罗,我是等正觉,今当输汝税,无上善法水,汝今当速饮,永除生死渴”。类似的例子在经中仍有很多,兹不赘举。按程式化是本经偈颂口头性和歌唱性的集中体现,因而本经故事完全符合“以歌舞演故事”的戏剧的特点。
其六,由央掘故事见载《贤愚经》来看。
《出三藏记集》卷九《贤愚经记》云:
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般遮于瑟者,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三藏诸学,各弘法宝,说经讲律,依业而教。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胡音,析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
陈寅恪先生说:“《贤愚经》者,本当时昙学等八僧听讲之笔记也。今检其内容,乃一杂集印度故事之书。从此推之,可知当日中央亚细亚说经,例引故事以阐经义。此风盖导源于天竺,后渐及于东方。”[7]僧祐云《贤愚经》乃昙学等八僧听于阗无遮大会时“说经讲律”内容之笔录,然陈寅恪先生则检核《贤愚经》本文云其为“杂集印度故事之书”,陈先生解释其原因为“引故事以阐经义”。但《贤愚经》十三卷基本皆为故事,仅故事之内容略赘佛教之教义,既未见引“经”亦不见引“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对曲女城法会及戒日王和蓝波国王所举行之七十五日无遮大施的记载表明,宗教故事之表演是佛教法会等仪式之重要内容。那么,《贤愚经》之所以为“杂集印度故事之书”,原因在于它是昙学等八僧观听于阗无遮大会宗教表演活动的“笔记”,这些表演活动之形式为演经。因此,央掘故事自然也是昙学等所见之宗教表演节目之一,而《贤愚经》则部分代表了佛教仪式表演与经典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七,由央掘故事之为其他经典所引用来看。
《增壹阿含经》卷二二《须陀品》第三经须摩提女故事中女说偈云:“观世靡不周,佛眼之所察。降鬼诸神王,及降鬼子母。如彼噉人鬼,取人指作鬘,后复欲害母,然佛取降之。又在罗阅城,暴象欲来害,且如自归命,诸天叹善哉。复至马提国,复值恶龙王,见密迹力士,而龙自归命。诸变不可计,皆使立正道。”其中“如彼噉人鬼,取人指作鬘,后复欲害母,然佛取降之”所云即央掘故事,偈将此故事与佛降鬼子母、提婆达多放醉象害佛等一并称做“诸变”,此处之“变”与《法显传》所云“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之“变”、“使伎乐人作舍利弗大婆罗门时诣佛求出家”之“作”义近。因而《须陀品》的这首偈可从侧面证明《央掘魔罗经》的戏剧性。
《大唐西域记》云:“善施长者宅侧有大窣堵波,是鸯窭利摩罗舍邪之处。”这同样说明央掘故事包含着历史的真实,但这种真实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央掘故事的核心内容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事件;其二,《央掘魔罗经》确曾付诸表演。按《大唐西域记》所记之央掘“舍邪之处”,可能既是央掘故事核心内容的发生地,更可能是《央掘魔罗经》故事的表演之地。善施长者,即苏达多(Sudatta,一译给孤独,Anathapindika),为原始佛教最有名的施主之一。关于央掘杀人及皈依佛陀之地,《杂阿含经》作陀婆阇梨迦林,《别译杂阿含经》作摩竭陀国桃河树林,《佛说鸯掘摩经》作舍卫城前树四衢路侧,并且早期的情节叙述中都有牧牛人、牧羊人等,显然,故事核心内容最初实际发生的地点极可能在摩竭陀国(Magadha)之郊外树林之中,而不可能在城内;《央掘魔罗经》则云在舍卫城北,舍卫城乃北憍萨罗国(Uttara Kosala)都城。《大唐西域记》所记之央掘“舍邪之处”,不在故事最初发生地摩竭陀,却恰恰在《央掘魔罗经》故事的发生地舍卫城;不在郊外树林附近,反而在舍卫城内给孤独长者宅侧。那么,所谓“舍邪之处”,完全可以判断为《央掘魔罗经》戏剧演出之地。如此,《央掘魔罗经》是戏剧性的佛教仪式演出的实际记录(并非后世概念的剧本)似可论定。
那么,我们再回头看《增壹阿含》,其中所载憍萨罗国王波斯匿率四兵讨伐央掘的情节,无疑是后来增入的内容。这种增入所反映的背景应该是央掘故事的不断被付诸演出。因此,由央掘故事来看,早期的佛教经典也存在表演(并非简单的讲故事)的背景。央掘故事在中土的流传于此似乎也有所表现。《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中列有《央掘魔罗归化经》、《佛降央掘魔罗人民欢喜经》、《央掘魔罗悔过经》、《帝释施央掘魔罗法服经》、《鸯掘髻经》、《鸯掘魔罗母因缘经》,皆一卷,注云“抄”。隋法经等《众经目录》卷二、彦琮《众经目录》卷三、唐静泰《众经目录》卷三均著录:《帝释施央掘魔罗法服经》、《佛降央掘魔罗人民欢喜经》、《无量乐国土经》、《央掘魔罗归化经》、《央掘魔罗悔过经》、《佛说央掘魔罗母因缘经》,皆为一卷,云“出于《央掘魔罗经》”。结合《出三藏记集》卷四的序和注及卷五别立《新集抄经录》,这些小经未必一定从求那跋陀罗译《央掘魔罗经》抄出,但由经名来看,这些别出之小经一定是出于央掘故事,它们的功能亦未必如僧祐所云“欲启学”,其实际注重的应是此故事的趣味性和戏剧性;它们可能用于佛教的通俗宣传,其效果当亦未必“实芜正典”。至于具体的传播方式,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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