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学：《毗摩罗诘经》遗址的文化内涵

二、佛说《毗摩罗诘经》遗址的文化内涵

玄奘所记佛说《维摩诘经》的相关遗址有六处：一是“如来说《毗摩罗诘经》，长者子宝积等献宝盖处”，二是“毗摩罗诘故宅基趾”，三是“无垢称长者现疾说法之处”，四是“长者子宝积之故宅”，五是“庵没罗女故宅”，六是“庵没罗女园”。^[13]其中第一处“献宝盖处”在伽蓝旁，其他的四处则集中于伽蓝东北三四里之地，第六处则可能在城北。根据玄奘“吠舍厘城已甚倾颓，其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宫城周四五里”及上引的记载，参照《大唐西域记校注》对吠舍厘城考古发掘的介绍，我们知道吠舍厘城规模大约为6000米×4000米，宫城为480米×230米，伽蓝在宫城西北约1700米处，维摩故宅等在伽蓝东北约1100米处，庵园在伽蓝北约1100米处。现将相关遗址绘制为“佛说《毗摩罗诘经》遗址示意图”。

佛说《毗摩罗诘经》遗址示意图

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论这些遗址云：“凡地方名胜古迹，固不尽为历史事实，亦有依托傅会者。但依托傅会之名胜古迹，要须此故事或神话已传播于社会，然后始能产生。据玄奘记载，可知维摩诘故事，在印度当时，必极流行之故事也。”^[14]孙昌武也说：“可能是在《维摩诘经》被弘传的过程中，这个人物也被坐实而造出了这些古迹。”^[15]据上图表，玄奘所记《毗摩罗诘经》相关诸遗址均在吠舍厘宫城偏北的地带，但它们都不可能超出吠舍厘大城故址范围。而根据汉译《维摩诘经》诸本，维摩故宅及其说法之方丈在城内，而佛说法及宝积献宝盖的地点在庵园，这个庵园则在吠舍厘大城郊外，否则《文殊师利问疾品》不会有“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入毗耶离大城”的交代。如果这些遗址是在维摩故事风行之后才建造的，那么建造者理应考虑到将佛陀说法之纪念地放置于吠舍厘城外之庵园；但事实却非如此，如来说《毗摩罗诘经》处恰在城内，这说明诸遗址不是在维摩故事流行之后出现的。

需要注意的是，玄奘在记录“如来说《毗摩罗诘经》，长者子宝积等献宝盖处”诸遗址之后，才交代伽蓝北三里有庵园，此前并不曾交代“献宝盖处”是否即庵没罗女献给佛陀的所谓庵园。按照中国佛教传统的说法，说《维摩》处在庵园，如《宋书》卷六七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云“庵罗园，说《不思议》处”，但玄奘明确记载佛陀说法处并不在庵园。据“佛说《毗摩罗诘经》遗址示意图”，这个“献宝盖处”，不仅不在吠舍厘大城之外，反而比维摩宅、宝积宅、庵女宅更接近吠舍厘宫城。这是诸遗址与《维摩诘经》文本的最大差异。(www.xing528.com)

《大唐西域校注》云：“庵没罗园的所在，《法显传》云：‘城南三里，道西，庵婆罗女以园施佛，作佛住处’，与《西域记》所载不同。”有趣的是，《法显传》同时还记载了另外一处庵园，云：“（蓱沙王旧城）城东北角曲中，耆旧于庵婆罗园中起精舍，请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养处，今故在。”^[16]这句话容易引起歧义，是不是王舍城东北角之耆旧往庵园建精舍供养佛呢？似乎不是，因为这段话核心是记录了耆旧所建供养处“今故在”，这个“故在”显然在王舍城东北角曲中。那么，王舍城的庵园和精舍也理应是由宗教仪式表演而形成的纪念之地。

除去佛说经地点的歧异之外，玄奘所记之遗址，与《维摩诘经》相较，至少还多出了一处“长者子宝积之故宅”。这或许是演维摩故事时，“宝积与五百长者子，俱持七宝盖来诣佛所”，要求一个出发地，故而出现了宝积故宅的遗址。

当然，作为弘扬大乘佛教思想的经典，《维摩诘经》绝不可能是佛陀亲口所说的，那么，《大唐西域记》言之凿凿的所谓“如来说《毗摩罗诘经》”之处，也应是玄奘据当时所闻之传说而记录的，这暗示了演说此经故事时“如来”是一位被扮演的角色。其实类似问题古代印度佛徒有所交代，只是并不清晰。《大智度论》卷二云：“佛法有五种人说，一者佛自口说，二者佛弟子说，三者仙人说，四者諸天说，五者化人说。”“五者化人说”之“化人”，显然是指扮演之人，其被扮演者中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佛陀。佛陀之被扮演，在佛经中也能找到一些证据。据《贤愚经》卷一三，尊者优波掬提曾让魔王“化作佛”，魔王的化身“躯体丈六，紫磨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赫弈，逾倍日月”，与佛无异。类似记载，在佛经中并不鲜见。因此，可以肯定，以扮演之“如来”演说佛法，在佛教史上是存在的。

综合以上所论，《大唐西域记》所载《毗摩罗诘经》相关遗址，是最初于吠舍厘城内举行的与维摩故事内容相联系的宗教仪式表演的场所。《维摩诘经》则是在这些宗教仪式表演的基础上形成的，此经之故事性和戏剧性亦由此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