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教艺术的逐步发展首先表现在面向教内的宗教仪式当中。《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四载，佛在舍卫城时，诸比丘诵读经典“不闲声韵，随句而说，犹如泻枣置之异器”，十分乏味。而当时其他宗教团体讽诵经典却大量使用“吟咏声”。这时，时常赞助僧团的大商人给孤独对佛陀说：“彼诸外道于恶法律而为出家，讽诵经典作吟咏声，音词可爱。我诸圣者不闲声韵，逐句随文，犹如泻枣置之异器。若佛世尊慈悲许者，听诸圣众作吟咏声而诵经典。”大概出于尊重在家信众以及与外道竞争的考虑，佛陀对这一建议表示首肯。他告诉比丘：“从今已往，我听汝等作吟咏声而诵经法。”
佛陀令比丘作“吟咏声”颂经法之后，比丘很快将此种颂经形式应用到“请教、白事”等日常生活之中。给孤独再次拜见佛陀时，不由得感叹伽蓝已从法宇变成了“乾闼婆城”。可以想见，比丘在被允许以吟咏声诵经之后，是何等兴奋，他们将以前平静肃穆的伽蓝变成了一片音乐的海洋。尽管佛陀后来又对以吟咏声诵经作了一些规定，但毕竟这种带有伎艺性质的诵经之法已基本被认同并在僧伽内部得到了一定的推广。之后布萨日，佛允许比丘“歌咏声说戒”（《四分律》卷三五），而自恣日则允许比丘“庄严”并“竟夜说法经呗”（《五分律》卷二六）。与下述面向大众的说法仪式不同，以上可说明在僧伽内部的自恣日中，戏剧因素在逐渐强化。这反映了佛教对音乐活动的态度在不断变化之中。(www.xing528.com)
音乐活动在僧伽内部宗教仪式中得到适度的允许之后，佛教面向大众的说法仪式活动的伎乐成分也开始逐渐增加。据《四分律》卷三五、《十诵律》卷五七、《五分律》卷一八、《佛本行集经》卷四九至卷五○《说法仪式品》，以及巴利文律藏《大品》[18]等文献的记载，佛在王舍城时，对佛陀传教事业有过重要帮助的世俗政治领袖瓶沙王（一译频毗娑罗王）对佛陀说，佛教应该学习外道的做法，每月令僧众与俗众举行三次集会。出于跟接纳给孤长者意见同样的考虑，佛陀答应了瓶沙王的请求。刚开始集会时，众比丘默然而坐。世俗信众要求比丘为他们说法，比丘向佛陀请示，佛陀允许比丘以“歌咏声”为俗众说法，部分比丘采用了“俗歌”、“俗人歌咏”的艺术形式来说法。听法的信众则以鲜花和缨络等装饰品散布于说法比丘身上。这些律典的记载表明，佛教面向教外信众的说法仪式中，戏剧表演艺术的成分，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
查尔斯·埃利奥特说：“律藏本身说佛陀是规定实行适合时代的仪式，这并不是因为必须要如此，而是因为俗人们说，遵行外道学派的习惯对他有好处。”但他同时又说：“乔达摩的戒律之中没有任何可以称为崇拜或祭礼的东西，这是值得注意的事。他不仅仅取消祈祷和供献祭品这些古老的宗教仪式，也并未规定通常所谓宗教行为的任何事情。‘别解脱戒’、‘自恣’等等，都不是宗教仪式，而是为了伦理目的而举行的僧众集会。”[19]埃氏的两处观点略相抵牾。笔者认为佛教最初以反对宗教仪式的形象出现在印度舞台上，但随着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必然要对自身作一些调整。上文所及几条材料谈到这一问题时都提到因在家信众的建议佛教发展了自己的仪式活动，这是可信的，而且这些事件极可能发生在佛陀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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