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佛教传入之前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积累了大量注疏的经验和注疏文本，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春秋三传》，则“传”即为注疏的一种形式。到东汉年代，随着儒家经学的兴盛，传统注疏学达到了其第一个高峰。传统的注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文字训诂为主要内容，另一类则以发挥义理为其主要目标，当然，两者并非截然分离。佛教传入中国，经典翻译到达一定阶段之后，翻译的经典之中，本身就包含有印度的注疏文本，仅以鸠摩罗什的译本为例，《大智度论》就是龙树对《大品般若经》的注释，《中论》是龙树的论文和青目的注释的合本，前者近乎一部印度佛教的百科全书，后者则将精炼的以偈文出现的论文文本本身的义理发挥到极致。这些，为中国佛教学者一方面吸收中国注疏学传统，另一方面汲取印度注疏学的营养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注疏学打下了基础。
中国传统的发挥学说义理的撰述著作，其形式经历了从语录体、对话体到散文体的发展历程，散文体为其发展的最高成就，大多以“篇”、“章”的形式结集成书。由于中国传统的学说，文史哲不分家，就严格意义上来讲，远不及中国史学和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缺乏逻辑论证。而在佛典翻译中，可以和这类著作基本对应的印度佛教论典，其严密的逻辑和烦琐的名相分析，足以弥补中国传统学术义理的缺陷，也为中国佛教学者撰写自己的学术著作提供了两方面的参考。
中国佛教学者通过注疏和义理著作的撰写，构成了中国化佛学的主体，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
长安佛教的注疏(也是中国佛教的注疏)，结合上面几章的分析来看，一般公认为始自东晋时期的道安。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四》载道安所作经典注释包括:
《光赞折中解》一卷;
《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者，分别尽漏，而不证八地也，源流浩汗，厥义幽邃，非彼草次，可见宗庙之义也。安为《折疑准》一卷，《折疑略》二卷，《起尽解》一卷;
《道行品》者，《般若》抄也。佛去世后，外国高明者撰也，辞句质复，首尾互隐，为集《异注》一卷。
《大、小十二门》者，禅思之奥府也，为各作注。《大》作注《大十二门》二卷，《小十二门》一卷(今有)。
《了本生死》者，四谛、四信之玄薮也，为注一卷(今有)。
《密迹金刚经》，《持心梵天经》，右二经者，护公所出也，多有隐义，为作《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者》，大乘之妙目也，为《解》一卷。(www.xing528.com)
《人本欲生经》者，九止、八脱之妙要也，为注《撮解》一卷(今有)。
《安般守意》，多念之要药也，为《解》一卷(今有)。
《阴持入》者，世高所出残经也。渊流美妙，至道直迳也，为《注》二卷(今有)。
《大道地者》，《修行》抄也，外国所抄，为《注》一卷。
众经众行或有未曾共和者，安集之，为《十法句义》一卷，连《杂解》共卷。
《义指》者，外国沙门于此土所传义也，云诸部训异，欲广来学视听也，增之为《注》一卷。
《九十八结》者，阿毗昙之要义，为《解》一卷，连约《通解》共卷。
又为《三十二相解》一卷。[1]
现存的道安经典注疏，唯剩《人本欲生经注》一卷(《载大正藏》第三十三册)，注疏中主要是对佛教名词进行解释，很难看出道安本身的佛教思想，作为道安重要的般若学“本无论”代表的《般若经》注释全部失佚。
姚秦时代的佛典注疏的代表作，是署名僧肇的鸠摩罗什、僧肇、竺道生共著的《维摩诘经注》(前文已提到，其中有道融注一条)，但笔者前文分析过，根据僧肇的《维摩诘经序》，此注应该是鸠摩罗什在翻译过程中随时讲解讨论记录而成，所以重在义理的发挥，此时，中国佛教注疏的特色尚未显示。
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典注释产生于隋代的两大宗的真正创始人:天台宗的智顗和三论宗的吉藏，他们对一系列佛典的注疏，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佛教注疏的体例，这种体例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注疏，更能体现中国佛教解释学的特点，并由此形成中国化佛教的理论学说。
为论述方便起见，本章仅就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第一卷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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