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朝:国家翻译道场
有唐一代，长安佛典的翻译和翻译体制均达到了顶峰，这里仅以最具代表性的玄奘译场为例说明。
据各种史料文献记载，玄奘在印度求学十七年，带回梵文佛典520夹，657部，其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圆寂，历时19年，历经太宗、高宗二朝，先后驻锡长安弘福寺、坊州(今陕西铜川市)玉华宫、长安大内紫薇殿弘法院、大慈恩寺翻经院、长安大内凝阴殿西阁、(东都洛阳)大内积翠宫、(洛阳)大内明德宫飞华殿、长安西明寺等地，共译经典75部，1335卷，据黄心川先生统计，玄奘的译经较我国著名的五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法护、义净、不空)所译总和1222卷还多了113卷。玄奘所译的佛经约占隋唐译经总数的53%。[30]历代佛教学者乃至教外文化学者一致对玄奘的佛典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不仅是由于玄奘高超的学识和顽强的毅力，同样也得益于初唐开明的政治、文化氛围，太、高二帝对佛典翻译的文化事业的支持，并认真总结了佛教初传以来几百年间所积累的翻译经验教训，从而取得了中国文化史上文化翻译的最高成就。
在唐代之前，无论是后秦的鸠摩罗什翻译集团、南朝江南的经典翻译，还是隋代的大兴善寺、上林园翻经馆，帝王和政权的支持显而易见，王权的支持力度不仅涉及译经者个人的地位，还关涉到佛典翻译在整个国家文化事业中的地位，更主要的是，还一直涉及佛、道二教在整个国家教化学说(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因此，贞观二十年，玄奘借从天竺归国时所携的至高荣誉，报请唐太宗为所译经典写序:
“沙门玄奘言……所获经论蒙遣翻译，见成卷轴，未有诠序……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自此方许。(道宣《续高僧传》作:表奏之日，敕遂许焉。)[31]
按照慧立和道宣的说法，玄奘请求唐太宗题写经序，太宗当时即已应许。但在玄奘同样是在贞观二十年呈给唐太宗的《进大唐西域记表》中本来是请求太宗给《大唐西域记》制序的，但唐太宗明确拒绝:
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谨具编裁，称为《大唐西域记》，凡一十二卷，缮写如别。望班之右笔饰以左言，掩博物於晋臣，广九丘於皇代。但玄奘资识浅短，遗漏寔多，兼拙于笔语，恐无足观览。
丙申，神笔自答书曰:省书具悉来意。法师夙摽高行，早出尘表，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弘阐大猷，荡涤众罪。是故慈云欲卷舒之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照八极，舒朗之者，其唯法师乎!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32]
仔细阅读玄奘的进表和太宗的回答，情形应该是这样的:玄奘誊写清楚的《大唐西域记》是没有《序》的，他希望太宗本人“班之右笔饰以左言”，但太宗的回答是“请为经题，非己所闻”。现存的《大唐西域记》前有二序，一为秘书著作佐郎敬播，一为尚书右仆射燕国公于志宁。显然，这是玄奘所不情愿的。
如果说，《大唐西域记》这样一部著作唐太宗可以以“佛教幽微，岂能仰测”来给予拒绝制序，那么，就不用说洋洋的数百部艰深的佛典了。玄奘在译经的初期不断进表，一方面表明译经进度，一方面仍希望太宗能够为所译佛典制序。所以，直到两年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夏，太宗避暑于玉华宫，才始写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由时为太子的李治撰写《记》。《续高僧传》玄奘记载始末云: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幸玉华宫。追奘至，问:“翻何经论?”答:“正翻《瑜伽》。”上问:“何圣所作，明何等义?”具答已，令取论自披阅。遂下敕，新翻经论，写九本，颁与雍、洛、相、兖、荆、杨等九大州。奘又请经题，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圣教序》。[33]
道宣此处给人容易造成误读，似乎《圣教序》专为《瑜伽师地论》所作(而一些学术著作和论文也的确出现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在慧立本、彦琮笺的《玄奘传》中则比较明确:
帝先许作新经序，机务繁剧，未及措意。至此法师重启，方为染翰，少顷而成，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笔自写，敕贯众经之首。帝居庆福殿，百官侍卫，命法师坐，使弘文馆学士上官仪以所制序对群寮宣读，霞焕锦舒，极褒扬之致。[34]
从玄奘初请太宗制序到《圣教序》的完成，其间经过了约两年时间，对于一代皇帝来讲用“机务繁剧”恐怕是很难搪塞过去的。笔者推测，其间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唐初三教关系、特别是佛道关系，由于李氏王朝自称老子后裔、奉崇道教而更为敏感，不便轻易大肆弘佛;第二，玄奘初归中土，太宗珍惜人才，一直劝玄奘还俗从政，鉴于玄奘在西方少数民族和西域一带的崇高威望，对于唐初巩固西部边境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直到玄奘用近四年时间翻译许多大部头经典，特别是太宗到玉华宫看到《瑜伽师地论》的宏富译本之后，才彻底放弃了念头;第三，经序的写作有个现实的困难，即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典能够翻译出来多少。显然，在玄奘最初的计划和设想当中，全部经典的翻译应该是力所能及的。这从《圣教序、记》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错误”[35]:太宗这样写道:“……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李治的《记》是这样写的:“……以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翻译圣教六百五十七部……”。由于带回的经典同实际翻译的经典数量差距太大，圣旨又不得更改，所以此经序并未在玄奘的译典当中实际应用。
但是，在玄奘生命的最后阶段，完成了六百卷巨著的《大般若经》，表请唐高宗李治仿效《圣教序》，高宗作序，太子作记，但这个最终的愿望只是得到了口头的肯许，再也没有了下文:
至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冬十月二十三日，功毕绝笔，合成六百卷，称为《大般若经》焉……至十一月二十日，令弟子窥基奉表奏闻，请御制经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冯茂宣敕垂许。[36]
我们不妨将玄奘《请御制大般若经序表》全文叙录如下:
沙门玄奘言:窃寻佛法大乘，般若为本，陶钧妙相，罔不具该。先代帝王，福有优劣，感通正法，未尽梵文。然《大般若经》总廿万偈，西域以为镇国重宝，多秘不传。
伏惟皇帝陛下，化洽无幽，圣教潜被，致斯奥典，绝域来臻。玄奘往恃国威，遐方问道，备历艰险，搜求遗法，获归中国。十有九年，翻译梵文千三百余卷。但玄奘年垂七十，劳疹屡婴，恐先朝露，无酬天造，是以力此衰弊，光烛缠宵，祗奉诏恩，夙夜翻译。以显庆五年正月一日起，首译《大般若经》，至今龙朔三年十月廿三日绝笔，合成六百卷，愿斯妙善，仰资国祚，上延七庙，咸登万福。皇帝皇后，重晖日月，合德乾坤，永御金轮，独昌沙界。皇储隆磐石之固，诸王茂本枝之荣。冥庆所覃，遐休靡际，功福既大，不敢缄默，望请御制序文，皇太子勒述圣记，庶使万方昧俗，睹天藻而悟至真，九宇生灵，观宝乘而知帝力。玄门益峻，缁徒增跃，尘劫有涯，妙善无尽。玄奘奉诏玉华翻译，不获诣阙，谨遣弟子窥奉表以闻。轻黩宸严，伏增悚灼，谨言。[37]
中国佛典翻译做序始自汉末的严佛调为安世高所译的《沙弥十慧意》作序，后在《出三藏记集》中有康僧会所做的两个序，其一是为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经》补序，另一是为自己翻译的《法镜经》作序。除此之外，在道安之前，中国佛教的翻译很少有作序的传统。道安为安世高等前辈所译影响较大的佛经作序，而前秦时代长安所译佛典的经序也大多出自道安之手，庐山的经序则大多出自慧远之手。鸠摩罗什时代，经序的制作大多出自参与翻译的俊才如僧肇、僧叡、慧观等。南朝的经序，除了参与翻译的本土僧侣之外，许多还出自文人居士之手，如刘虬、周顒等，隋代的经序，则绝大多数出自彦琮之手。
《出三藏记集》今有一篇出自帝王的序，但不是经序，而是南朝梁武帝的《注解大品序》，是梁武帝为自己的注疏所做的序。
因此，由帝王作经序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这也就是玄奘屡次要求唐太宗作序并坚持到实现为止的理由所在。这可以说是经典翻译的最高规格和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誉。
从玄奘之后，一直延续到明清，帝王为佛教经典作序成为惯例，但也绝非随意为之，一般都是为比较重要的译人、译场、译典而为之。唐代比较重要的帝王为佛典作序有如下几次:
(一)日照译场
日照……仪凤四年(公元679年)五月，表请翻度所赍经夹……译《大乘显识经》、《大乘五蕴论》等凡一十八部……天后亲敷叡藻，制序冠首焉。[38]
此为武则天为日照译典作序(此时武则天尚未称帝)。
(二)义净译场
初，(义净)与于田三藏实叉难陀翻《华严经》，久视之后，乃自专译。起庚子岁(武则天圣历三年，公元700年)，至长安癸卯(公元703年)，于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弥勒成佛》、《一字咒王》、《庄严王陀罗尼》、《长爪梵志》等经，根本一切有部《毗柰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掌中取因假设》、《六门教授》等论，及龙树《劝诫颂》，凡二十部……缮写进呈，天后制《圣教序》，令标经首。[39]
此为武则天在长安为义净翻译佛典作《圣教序》。
暨和帝(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乙巳，于东洛内道场，译《孔雀王经》。又于大福先寺，出《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一切庄严王经》四部……帝深崇释典，特抽叡思，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40](www.xing528.com)
此为唐中宗为义净在洛阳翻译的四部经典作《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
(三)实叉难陀译场
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叉与经夹，同臻帝阙，以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乙未，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至久视庚子(公元700年)，驾幸颍川三阳宫，诏叉译《大乘入楞伽经》，天后复制序焉。[41]
这是武则天在洛阳分别为实叉难陀所译的《八十华严》和《楞伽经》作序。
(四)不空译场
肃宗厌代，代宗即位，恩渥弥厚。译《密严》、《仁王》二经毕，帝为序焉。颁行之日，庆云俄现，举朝表贺。[42]
这是唐代宗在公元763年前后为不空所译《密严经》和《仁王般若经》两部经典作序。
(五)智慧(般剌若)道场:唐德宗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为智慧所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梵本经》制经序(地点在洛阳)。[43]
尽管唐代数位皇帝为翻译经典作序，特别是武则天和唐中宗仿唐太宗作《圣教序》，但由于各种因素，其影响远不及太宗父子的序、记。
在作序的同时，唐中宗甚至还对义净的译典作笔受。《宋高僧传》对此做了有趣的记载:
(神龙)三年(公元707年)，诏(义净)入内，与同翻经沙门九旬坐夏。帝以昔居房部，幽厄无归，祈念药师，遂蒙降祉，荷兹往泽，重阐鸿猷，因命法徒，更重传译于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经》。帝御法筵，手自笔受。[44]
帝王亲自制经序，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帝王的爱好，与翻译经典机制无关，但实际上它是更深层次上的翻译机制，对于佛典的翻译和佛法的传播起着其他弘扬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这也是唐朝佛典翻译机制上的一次革新。
对于译经场所，唐太宗并不像隋代那样专门予以修建，而是利用现有的寺庙乃至在皇宫大内某殿进行翻译。玄奘初回中土，到东都洛阳觐见太宗，请求赴少林寺翻译带回的经典，太宗明确回答:不须在山。师西方去后，朕奉为穆太后于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禅院甚虚静，法师可就翻译。[45]
除了弘福寺，玄奘翻译的地点属于寺庙的还有长安大慈恩寺、西明寺，其余的都在长安或洛阳的大内某殿中。进入大内进行翻译经典活动，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种宠幸，但在唐代所有帝王似乎都有种喜欢将沙门、道士引进宫殿的偏好。仅以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碑文为例，中唐时在佛教史上并没有多少地位的端甫禅师:德宗皇帝闻其名征之，一见大悦，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岁时锡施，异于他等。复诏侍皇太子于东朝。顺宗皇帝深仰其风，亲之若昆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类似的记载在僧传中是比较普遍的。
玄奘刚开始翻译佛典时，房玄龄负责有关翻译的所有事务，《玄奘传》这样说:
(贞观十九年)三月己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将事翻译。乃条疏所须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以申留守司空梁国公玄龄。玄龄遣所司具状发使定州启奏，令旨依所须供给，务使周备。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向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栖玄、弘福寺沙门明叡、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豳州昭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暮。目(月)余，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46]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除了“监护”以外最完整的翻译经典时的人员构成，能够完整体现中国佛教翻译的日常工作机制，稍后再加以说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玄奘初还中土，对于当时的佛教界状况并非很熟悉，所以，除了房玄龄负责译经所有后勤事务之外，译经人员的组成也并非是玄奘本人挑选。此外，这次提供的翻译人员缺乏“监护”，这虽然是名誉上的职务，但在玄奘眼中则非同小可，因为这关系到翻译经典的地位问题。
所以，在高宗即位后的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玄奘的译场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
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因参法师。遂问曰:“翻经固法门之美，未审更有何事可以光扬?又不知古来翻译仪式如何?”
法师报曰:“法藏冲奥，通演实难，然则内阐住持，由乎释种，外护建立，属在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驰千里，依松之葛，遂竦万寻，附托胜缘，方能广益。今汉魏遥远，未可详论。且陈符姚已来，翻宣经论，除僧之外，君臣赞助者:
坚时昙摩难提译经，黄门侍郎赵整执笔;姚兴时鸠摩罗什译经，姚主及安城侯姚嵩执笔;后魏菩提留支译经，侍中崔光执笔，及制经序。齐、梁、周、隋并皆如是。贞观初波颇罗那译经，敕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监阅详缉。今独无此。又慈恩寺，圣上为文德圣皇后营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未得建碑传芳示后。显扬之极，莫过于此。公等能为致言，则斯美可至。”二公许诺而去。
明日因朝，遂为法师陈奏，天皇皆可之。
壬辰，光禄大夫中书令兼检挍太子詹事监修国史柱国固安县开国公崔殷礼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检挍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检挍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检挍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
罢朝后，敕遣内给事王君德来报法师云:“师须官人助翻经者，已处分。于志宁等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作，不知称师意不?且令相报。”
法师既奉纶旨，允慰宿心，当对使人悲喜，不觉泪流襟袖。翌日，法师自率徒众等诣朝堂奉，表陈谢(表文失)。[47]
玄奘起首所言的核心意思是翻译经典已长达11年的时间，虽然其间有太宗及李治作序的盛举，但同历史上各个朝代翻译经典相比，即使是同唐初的波颇罗那译场相比，朝廷要员监修译事几成定式，而唯独玄奘本人的译场无朝廷要员参加。玄奘表面上回顾翻译经典的程式，但实际上是向高宗要求更高规格的翻译场面。客观地讲，除了对唐初的波颇罗那译场的描述符合事实之外，其他的则夸大其词;隋代译经也并非像玄奘所说，倒是一些对于翻译纯属门外汉的汉地高僧在其中莫名其妙地“监护”。此外，直到此时，自佛教翻译有史以来，从未有天子和皇太子为佛典翻译作序的盛举。所以，玄奘是借此提高佛教在当时三教中的地位，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等人对于玄奘道场的翻译最终只是在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后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文后留下了“奉敕润色”的美名而已。
但玄奘所请高宗为大慈恩寺书碑，则完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玄奘传》载: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夏四月八日，大帝书碑并匠镌讫，将欲送寺。法师惭荷圣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花，共至芳林门迎敕。又遣大常九部乐长安、万年二县音声共送。幢最卑者，上出云霓;幡极短者，犹摩霄汉。凡三百余事，音声车百余乘。至七日，冥集城西安福门街。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敕遣且停，仍迎法师入内。至十日，天景晴丽，敕遣依前陈设。十四日旦，方乃引发幢幡等，次第陈列，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帝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设二千僧斋，陈九部乐等于佛殿前，日晚方散。[48]
这种长安百万人空城迎接高宗大慈恩寺碑记的场景，在唐朝历史上，恐怕唯有迎请法门寺佛指舍利可以与之抗衡。这种看似在翻译机制之外的事情，实际上是玄奘十余年翻译经典过程中一直在做着的努力，可以说是借助于经典翻译抬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终大唐一朝，帝王在三教关系的处理上，在理论上是道教居于佛教之上，但在实际中经过玄奘等高僧的努力，成就了佛教的兴盛和隋唐佛学这一人类学术史上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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