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国家翻译馆与大兴善寺翻经学士的翻译领袖

三、隋代的国家翻译馆

隋代结束了中国两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国力强盛，两帝崇佛，佛典翻译机制更加严密、合理、完备，出现了许多新的迹象。

据道宣《续高僧传·阇那崛多传》云:(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夏中，诏曰:“殷之五迁，恐民尽死。是则居吉凶之土，制短长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龙首之山，川原秀丽，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兹可域。城曰大兴城，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县曰大兴县。园花池沼，其号并同，寺曰大兴善也。于此寺中，传度法本。”^[20]这样，大隋初建，就修建起大兴善寺，其修建缘起就是隋文帝为隋朝建立一个国家佛典翻译的道场，有隋一代绝大多数佛典的翻译都在此完成。

《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云:炀帝定鼎东都，敬重隆厚，至于佛法，弥增崇树，乃下敕于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经馆。这是隋炀帝迁都洛阳之后所置另外一个国立佛典翻译道场。

这样，整个隋朝的所有佛典翻译，基本上都在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翻经馆完成。而后者由于建立时间较晚，隋朝很快覆亡，而没有取得像大兴善寺那样辉煌的翻译成就。

固定的国立翻译馆的建成，是隋代的一个创举，整个唐代基本上加以延续，这是中国佛教鼎盛时期佛典翻译的基本机制，也是中国中古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宗教、文化特征。

据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七载:自文帝开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义宁二年戊寅，相承三帝三十八年，缁素九人所出经论及传录等总六十四部三百一卷。^[21]其著名者当为被称作“开皇三大师”的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参与翻译的重要人物有佛教翻译理论家彦琮和“翻经学士”费长房等人。

那连提黎耶舍，在大兴善寺翻译经典15部，80余卷(此据道宣《续高僧传》。而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和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均记载为8部，其一为28卷，一为23卷，其卷数出现差异，是由于对其翻译的《大方等大集日藏经》的卷数分法不同)。《开元释教录·卷七》载:

敕昭玄统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令对翻传，主上礼问殷繁，供奉隆渥……并沙门僧琛、明芬，给事李道宝，学士昙皮等僧俗四人更递度语，沙门智铉、道邃、慧献、僧琨奉朝，请庾质学士费长房等笔受，昭玄统沙门昙延、昭玄都大兴善寺主灵藏等二十余德监护始末，至五年冬勘练俱了，并沙门彦琮制序。^[22]

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大兴善寺所有的佛事活动均围绕译经进行，并围绕译主(此为那连提黎耶舍)配备了实力强大的协助翻译人才，并强调翻译人员的僧俗搭配。此大兴善寺翻译道场，帝王关注，人才济济，分工明确，有专门的“传语”(“更迭度语”)，有对汉传统文化和文字有较深造诣的学士专门负责笔受一职，有汉地高级僧侣“监护始末”。而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彦琮为整个隋朝所有的经典翻译专门制序，但遍览大藏，彦琮之经序如今仅有为阇那崛多所译的《合部金光明经》制序一篇。

那连提黎耶舍圆寂后，大兴善寺迎来第二位译主阇那崛多。隋文帝进一步加强了大兴善寺的佛典翻译力量，于大兴善寺更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传梵语。又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翻事，铨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文义。^[23]作为隋代一代翻译巨匠的达摩笈多此时则任传语之职。而在隋代佛教史上著名的大兴善寺“十大德”的设置，也是围绕并协助着译主进行日常的翻译活动。《续高僧传》阇那崛多本传言其言识异方，字晓殊俗，故得宣辩自运，不劳传度。理会义门，句圆词体，文意粗定，铨本便成，笔受之徒，不费其力。试比先达，抑亦继之。^[24]对其学识和译经水平评价极高。《开元释教录》卷七载:自开皇五年讫仁寿之末出《护国》等经，总三十九部合一百九十二卷，并详括陶冶，理教圆通。^[25](www.xing528.com)

隋朝最后一位译经大师是达摩笈多，其先后在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翻经馆翻译佛典。《开元释教录》卷七载:从大业初年终大业末岁，译《大方等善住意》等经九部，并文义澄洁，华质显畅。沙门彦琮、明则、行矩等笔受，至大唐武德二年终于洛汭，沙门彦琮为之作传。^[26]而《续高僧传》则言:所翻经论七部，合三十二卷。^[27]隋后期的主要翻译力量几乎全部由大兴善寺移至洛阳上林园翻经馆，遵循原有翻译体制。

在隋代翻译佛典的过程中，有两位参译人员值得特别注意，一个是费长房，一个是彦琮。

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费长房在北周时即出家，但由于周武帝灭佛，乃还俗。隋代重振佛教，费长房敕召入京，参与多部经典翻译的笔受之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处文献中，称其为“翻经学士”，此项头衔无论是御封，还是属于隋代翻译体制中特有的职位，都为中国佛教翻译史上所仅见。

彦琮，开皇初年即奉敕入大兴善寺，大业年中移居洛阳上林园翻经馆。除前所陈《辨正论》中总结的“八备十条”的翻译理论之外，尚参加隋代的佛典目录的编辑(此内容后面再论及)和参与佛道的论辩，著述甚丰。

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卷十七云:琮，名显两代，参译二朝，东都立馆，掌录经典。^[28]俨然隋代东都的翻译领袖。

《续高僧传》本传云: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东都新治，与诸沙门诣阙朝贺，特被召入内禁叙故，累宵谈述治体，呈示文颂，其为时主见知如此。因即下敕，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处之，供给事隆，倍逾关辅。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有敕送馆，付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以次渐翻。乃撰为五卷，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七也，必用隋言以译之，则成二千二百余卷……凡前后译经，合二十三部，一百许卷，制序述事，备于经首。^[29]

这里，除了强调彦琮在东都时代的地位的上升，似乎上林园翻经馆专为其所建以外，更应注意的是，隋代外域所带来的梵本的内容急剧增加，上述“七例”中的后三例，则已脱离了佛典的内容:“方”可能指“医方”，也可能是指“方术”;“字”则是梵文文字学内容;“杂书”则可能涉及范围更广，说明此时代中外文化交流范围迅速扩大。而最后一句则颇为费解，因为在《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译经目录中均未有彦琮的翻译记录，当指其所写《经序》数量。

综述隋代的佛教经典翻译体制，可总结出如下几点:第一，佛典翻译由帝王统一组织，一应支出由国家全额负担;第二，国家设立翻译场所，佛典翻译是国家文化事业，几乎由国家垄断;第三，翻译人员由帝王亲自钦点，规格较高;第四，翻译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第五，翻译通常由僧俗人员共同完成，整个翻译过程有着严格的管理和监护(理由不明);第六，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强佛教目录的收集和整理，使之成为和佛典翻译同步进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