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典与长安佛学：后秦国家翻译道场的雏形

二、后秦:国家翻译道场的雏形

鸠摩罗什在后秦的佛典翻译，不仅在经典的数量、质量上产生了飞跃，同时也是中国佛教翻译体制的革命。

《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云:

(姚)兴少达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增(僧)、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僧睿的《大品经序》云五百余人)谘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8]

这里和前秦的佛典翻译相比较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姚兴亲自参与翻译佛典，标志着佛典翻译在中国历史上成为皇家、国家的文化事业;其次，姚兴为鸠摩罗什专门施舍西明阁、逍遥园等译经场所，这在之后的南北朝和隋唐成为大多数帝王的职责之一;第三，凭着鸠摩罗什的威望和姚兴的崇尚，鸠摩罗什的众弟子参与佛典翻译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实称人才济济。

慧观的《法华宗要序》中讲:

秦弘始八年夏，於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两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什自手执胡经，口译秦语，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即文之益，亦已过半。^[9]

如此，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妙法莲华经》，参与翻译的人数竟多达两千余人，而“屈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则成为历史性地解决自佛典翻译始就困扰中外译者的难题的最终最佳解决方案。同时，翻译之时“与众详究”，凝聚集体智慧，成为鸠摩罗什译经集团的最大特点。

同样，对于中国中古佛教思想、文学思想及士大夫人格产生巨大影响的《维摩诘经》，僧叡在其《序》中这样记述:

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独悟，弘至治於万机之上，扬道化於千载之下，每寻玩兹典，以为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坠于译人，北天之运，运通有在也。以弘始八年(公元406年)，岁次鹑火，命大将军常山公、左将军安城侯与义学沙门千二百人，於常安大寺请罗什法师重译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尽环中，又善方言，时手执胡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10]

其中“一言三复，陶冶求精”，使今之人读罗什所译《维摩诘经》，依然为之心向往之。

在《高僧传·僧叡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什所翻经，叡人，人见天。”什译“将非人天交接，两并参正。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得相见。”什喜曰:“实然。”^[11](www.xing528.com)

在鸠摩罗什翻译集团的各种资料中，唯有《成实论后记》和《思益经》中谈到笔受者。不明作者的《成实论后记》云:大秦弘始十三年(公元411年)，岁次豕韦，九月八日，尚书令姚显请出此论，至来年九月十五日讫。外国法师拘摩罗耆婆，手执胡本，口自传译，昙晷笔受。^[12]僧叡的《思益经序》云:“于时予与道恒，谬当传写之任”，^[13]而谈及文本的校定时，则多用“京夏名胜沙门次第校定”之类的语言。

由于鸠摩罗什自身具备极为熟练的梵汉文功底，因此在姚秦一代的经典翻译过程中，除了强调鸠摩罗什同弟子们的相互切磋、互相促进的关系之外，对翻译的分工问题很少提及，更多的是强调后秦王权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和参与。在《高僧传》和《出三藏记集》中，记载姚兴亲自参与翻译经典的有《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等。此外，经常提到的王室贵族和后秦高级官僚有如下几位:

参与《小品般若经》的后秦皇太子:有秦太子者，寓迹储宫，拟韵区外，玩味斯经，梦想增至，准悟《大品》，深知译者之失。会闻究摩罗法师神授其文，真本犹存，以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请令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都讫。考之旧译，真若荒田之稼芸过其半，未讵多也。^[14]

后秦大将军尚书令常山公姚显，主持参与翻译的经典有《维摩诘经》、《大自在王经》(《思益经》)、《成实论》等;后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城侯姚嵩，主持参与翻译的有《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百论》等;后秦司隶校尉右将军晋公姚爽，主持翻译经典有《四分律》(佛陀耶舍译)、《长阿含经》(竺佛念译)等。此等均为后秦政权核心人物、姚氏家族显贵，基本上代替姚兴主持了日常的佛典翻译工作，这同前秦的道安翻译集团的翻译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以鸠摩罗什为核心的佛典翻译集团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单纯的翻译工作中，而是紧密结合佛典翻译展开佛教的学理研究。《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云:

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将军安城侯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续出《小品》、《金刚波若》、《十住》、《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菩萨藏》、《遗教》、《菩提无行》、《呵欲》、《自在王》、《因缘观》、《小无量寿》、《新贤劫》、《禅经》、《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弥勒下生》、《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释论》、《成实》、《十住》、《中》、《百》、《十二门论》，凡三百余卷，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15]

这里的关键词汇是“讲说新经”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即鸠摩罗什在翻译经典的过程中随时讲解，对长安佛学的新义理的形成起了奠基的作用。

《高僧传·道融传》云:后译《中论》，始得两卷，融便就讲，剖析文言，预贯终始。什又命融令讲新《法华》，什自听之，乃叹曰:“佛法之兴，融其人也!鸠摩罗什逝后，道融后还彭城，常讲说相续，问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楼披翫，殷懃善诱，毕命弘法。后卒于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华》、《大品》、《金光明》、《十地》、《维摩》等义疏，并行于世矣。^[16]俨然一代佛学宗师。

《高僧传·昙影转》云:(姚兴)敕(昙影)住逍遥园，助什译经。初出《成实论》，凡诤论问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离，乃结为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后出《妙法华经》，影既旧所命宗，特加深思，乃着【著】《法华义疏》四卷，并注《中论》。^[17]

《高僧传·僧叡传》云:(鸠摩罗什)后出《成实论》，令叡讲之。什谓叡曰:“此诤论中有七变处文破毗昙，而在言小隐。若能不问而解，可谓英才。”至叡启发幽微，果不谘什，而契然悬会。什叹曰:“吾传译经论，得与子相值，真无所恨矣。”着【著】《大智论》、《十二门论》、《中论》等诸序，并著《大、小品》、《法华》、《维摩》、《思益》、《自在王禅经》等序，皆传于世。^[18]《成实论》是鸠摩罗什所译为数不多的小乘佛典，鸠摩罗什对僧叡所言，大意是说此论虽是小乘，但含有大乘空宗的理论可以破解小乘诸论，如不问而自己解决此问题，则“可谓英才”，而僧叡果然做到了这一点，得到了鸠摩罗什的赞赏。

僧肇在《维摩诘经序》中说:余以暗短，时豫听次，虽思乏参玄，然粗得文意，辄顺所闻，而为注解，略记成言。述而无作，庶将来君子异世同闻焉。^[19]现存的十卷本《维摩诘经注》的署名《大正藏》本为“后秦释僧肇选”，金陵刻经处本作“长安沙门僧肇注”，两本所用的序均采用的是收录在《出三藏记集》中的《维摩诘经序》。此注实际上是三家注，按注文所占的比重分别为僧肇、鸠摩罗什、竺道生，此外尚有道融的注一条。从僧肇序以及《高僧传》鸠摩罗什、竺道生传并结合各种著述目录来看，此注并非刻意为之，当为鸠摩罗什翻译过程中解说、研讨由僧肇记录而成。

以上所引诸条，强调鸠摩罗什在后秦长安经典翻译同学术活动的紧密结合，这同道安在长安的译经活动和学术活动的相对分离，还是有着较大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