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交流：长安佛典与佛学促进了多元文化相融

二、文化交流的途径

为了寻求印度佛教的本真面貌，诸多中国佛教翻译家和学者涉冒流沙，冒着生命危险西达天竺，求经访古，扩大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促进了文化交流，书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高僧传·法显传》云:

(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原委命，直过险难。^[8]尽管法显回归中土后从事翻译和学术活动主要在建康(今南京)，但其出发地在长安，联系到同时期僧肇亦西赴梁土追随鸠摩罗什^[9]，说明当时在长安中国僧人已不满足于天竺与西域僧人的零星翻译，追寻印度佛教的本真面貌，西行求法乃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行为。(www.xing528.com)

当然，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自然是玄奘。概括唐慧立、彦悰所述10卷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针对当时佛教学说的种种差异，立誓赴天竺求法游学，于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往返17年，行程5万余里，游历当时一百多个国家，带回印度佛教经律论657部，回长安后翻译佛教经典67部，1344卷。^[10]唐太宗李世民以当代帝王的身份，高度评价了玄奘的伟业功绩: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行，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11]这篇唐太宗和时为太子的李治所撰写的《大唐三教圣教序记》以简洁的文字高度赞扬了玄奘西行求法的艰苦卓绝和历史功绩，由于初唐大书法家褚遂良的书写刻碑即唐僧人怀仁所集王羲之行书碑铭而广为流传。

西行求法不仅促进了佛典的翻译，同时也促进了古代中国对当时世界特别是西域诸国和印度周边地带的了解，扩大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了解了华夏民族之外的广大地区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乃至文化特征，造就了中华民族开放的心理和博大的胸怀，也为后世研究古代亚洲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珍贵史料。

此外，外来僧侣和中国学者相互结合促进了古代社会最大的文化交流。佛典翻译首先是西域、天竺僧人涉冒流沙、不远万里地奔赴中土，将一种全新的文化展现在华夏民族面前。可以说，没有早期外来僧和中国本土学者坚持不懈的尝试和努力，也就没有后世中国佛典翻译的繁盛和中国文化的转型。在长安佛典翻译的历史上，可以列出一长串外来僧的名字和其不可磨灭的文化成就。举其要者:东晋时代竺法护、鸠摩罗什及其同时代的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有隋一代的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而有唐一代的菩提流志、实叉难陀、不空、金刚智、善无畏等，或来自天竺，或发自西域，或专注一典，或译经等身，同中国佛典翻译家一起丰富了汉民族文化思想资料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