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数量上看，我们仅仅参考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和唐道宣的《大唐内典录》两部佛典目录就可看出长安佛教翻译在数量上的成就。[2]
《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第一》著录自汉末至南朝梁总计翻译佛典450部，1867卷，据笔者粗略统计，在长安译出的约112部，628卷;[3]而据《大唐内典录·卷五·隋朝传译佛经录第十七》所载，有隋一代，今总一朝，两代三十七年，道俗二十余人，所出经论传法等，合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4]这里所列隋代的“经论传法”自然不仅仅局限于翻译经论律，但依然以佛典翻译为主，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在长安译出。而在《内典录·卷五·皇朝传译佛经录第十八》中载，故爰初贞观，迄于龙朔之年，三十余祀，传经道俗沙门，唐梵略有一十余人，缀文笔受，备如下列，所出经论记传行法等，合一百余部，一千五百余卷，[5]同隋代所列相同，此处所列，依然以经典翻译为主，几乎全部出自长安一地。
由上可知，佛教初传之际，由于汉末和三国时代佛典的翻译相对集中于洛阳，而在两晋期间，存在着敦煌、长安和庐山三大译场以及南北朝时期南朝道场的兴盛和学术的繁荣，导致长安和其他各地在佛典翻译方面各有千秋的局面，至于隋唐中国佛教的鼎盛时代，长安成为中国佛教翻译的绝对中心和学术中心。
当然，对于佛典翻译来讲，仅从数量上是无法阐发它的意义的。下面笔者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阐明长安佛典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首先，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的跨文化翻译工程。在东汉之前，虽然通过与西部和北部游牧民族的战争，客观上产生了一些文化交流，但由于当时的汉地文化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因而自西周以来经儒家学说强化的“夷夏之辩”深入人心，汉民族长期同其他文化基本上没有对话与交流。而当汉文化和同属世界古代文化代表的印度文化产生撞击，极大地改观了汉民族对世界及文化的认识，通过大量地佛典翻译，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认识，丰富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改变了汉民族的文化结构，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民风民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变化，对华夏民族的文学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借用慧皎在《高僧传·翻译总论》起首言曰:“传译之功尚矣，固无得而称焉”。[6]
这个跨文化翻译工程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自姚秦鸠摩罗什起，佛典翻译工程就成为国家的文化事业，使得长安在隋唐两代的翻译工程成为国家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载:
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达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增(僧)
、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兴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则，故托意九经，游心十二，乃着【著】《通三世论》，以勖示因果，王公已下并钦赞厥。[7]
这里所反映的是如下信息:第一，在鸠摩罗什之前的数百年间，虽然翻译了大量的佛典，但都属于个人的零星翻译，存在着大量的晦涩难读的现象，不利于佛法的领会和传播，其客观原因在于文化的隔阂和翻译者自身对于两种文化的把握;第二，鸠摩罗什本人在西凉的数十年中，虽未从事翻译，但对于汉文化进行了长期的学习和研究，对于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有了深刻的体会，因而使得佛典翻译的质量产生了文化上的飞跃，这也是鸠摩罗什的佛典翻译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第三，封建帝王(姚兴)对于翻译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姚兴除了施舍翻译寺庙、场所，并亲自主持翻译工作，乃至亲赴翻译现场，表明了佛典翻译是国家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在姚兴的主持和表率下，王公大臣都投身于佛典翻译，为翻译工作创造了最佳的文化氛围和工作条件;第四，佛典翻译规模宏大、分工明确，保证了佛典翻译的质量和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正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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