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典翻译及佛学举要

第一章　长安的佛典翻译(上)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得以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传播，并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翻译是其首要的前提。在长达数百年的佛典翻译历史中，长安的佛典翻译工作是人类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壮举，除了浩如烟海的佛典翻译作品，成就了人类文化交流的奇迹而外，还产生了大量对后世乃至现今翻译产生深远影响的翻译理论，造就了长安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长安文化在两汉已经达到了其鼎盛时期，最主要体现在两汉的经学对于儒家经典的整理与注疏，其中包括文字和义理的双重突破，进而创造性地使得汉代经学形成自身的理论建构，标志性的成就体现在以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论为核心的二期儒学的诞生，以及中国文化史上以儒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确立。这种新的理论架构的特点，是对现有的古典文献进行细致乃至繁琐的注疏，进而寻求“微言大义”，重新建立和阐发的理论体系。这在即使是在占据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易学，象数学、谶纬学乃至黄老学说当中，体现的也是异常明显的。(www.xing528.com)

但是这种理论建构方法对于外来的佛教文化显然是不适用的，它首先面临的是翻译问题，这是接受、理解和传播外来文化的基础和前提。然而，仅仅翻译本身，是无法完成佛教的理论传播和民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的。因此，接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当中丰富的注疏传统、学术批评传统和理论建构是中国佛教学者自佛教传入中国之日始就自觉努力的方向，其最终的理论成就就是佛教的中国化。所以，翻译——注疏——理论建构——佛教中国化，就是长安佛教乃至中国佛教产生、发展、立足，并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长安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翻译经典的数量、翻译团体的规模、自觉的翻译理论的成熟，以及翻译经典对中国佛教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几个方面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