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歌剧《司马迁》评价：传统与现代交融，民族与世界互渗

传统与现代交融民族同世界互渗——评大型歌剧《司马迁》

在中华文明璀璨夺目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万古流传。

在灿烂群星的民族脊梁榜上，有一位足以使“高山仰止”的巨人司马迁世人颂扬。

《史记》——司马迁，司马迁——《史记》，皇皇巨著，巍巍人生，相熔相铸，熠熠生辉，吟诵出多少响遏云天的篇章，流淌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团创作的大型歌剧《司马迁》，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独特的视野，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奏响了对这一历史绝唱的现代述说。为历史剧作在当今舞台充盈有益的生动再现，为中国歌剧成功实现新的审美展示，为西部传统民族文化激情磅礴的挥洒飞泻，开辟了广阔深邃的艺术大道。大幕拉开，奔腾的黄河自天际涌来，高亢激越的歌声，传递着黄河人粗犷、坚毅、豪迈的博大情怀和精神气质。伴随着歌剧音乐交响性辐射全局的强大表现力，一位不虚美、不隐恶、爱国、求实、秉笔直书的史圣矗立在观众面前。音乐攫人，情节突进，全剧从司马迁立志继承父志为国修史切入，通过被汉武帝恩宠知遇，到其坦言大宛之战得罪李氏兄妹，继而因据实撰史冲撞了汉武帝，以致冒死为李陵申辩宫刑加身，大起大落的命运，把主人公壮丽悲怆的人生演绎得鲜活而丰满，深刻而动人，真切而可信。编导作曲以伦勃朗式的浓烈色彩，塑造出司马迁鲜明形象的同时又描绘出了一条贯穿人物始终的人文精神。即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重以天下为己任，把个人的功名、信仰、追求、生死，紧紧地与社稷、民生结合在一起，融入事国、事君，纲常伦理的行为准则之中，而轻个人利益的摄取、个人欲望的满足、个人志趣的张扬。这种亘越千古的人文精神，也就是司马迁的精神，对我们当今甚或未来的人而言，在修身道义和精神寄托上仍不失为榜样。

《司马迁》在内容承载上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司马迁与汉武帝的互动交锋。在另一部歌剧名作《张骞》里，张骞同汉武帝目标一致，行动统一，共同致力于通西域的大业。而《司马迁》则不然，司马迁毕竟是因汉武帝下令才遭了宫刑。显然，要写好这种人物关系会比《张骞》艰难，然而，一旦写好了，人物之间则会更有“戏”，整个作品的思想含量和舞台表现也会更加恢弘感人。在这个关键戏核上，编剧张平没有困顿在所谓历史真实的围城中，而是着意站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制高点上，对这一历史予以新的解读。他深深懂得，歌剧主题的确立与完成，是历史与人生、古事与今情融溶的结果。要以当代眼光透视那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就有必要重新演绎双方人物之间的恩怨冲突，细致开掘人物的心理和情感。任何人类精神资源都具备无限的可重复开发性。以往种种传说都可以有新的表述。汉武帝、司马迁虽然代表着不同的地位、权力，有着自己的不同的性格、素养，可他们共谋大汉强盛、同为伟大人物却无疑是相同的。在这些基本的相近的感应点上完全能够共振出一种昂扬心曲，使观众在充满情韵激昂的观赏中，敞开怀抱，让人物心灵融入这永恒的主旋律中。于是，剧本在锐意艺术创新中编织情节，在情节合理推进中努力去划开人物因愤怨而闭锁的心灵，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冲突，进而用心灵的歌传达出历史的心声。这样不仅使剧作具有了较高的文化品位，而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对历史人物的矛盾与统一。因此，凭借想象，借题发挥，虚构出了茜娘求情、剧终汉武帝再次召见司马迁等引人入胜的情节。在虚构与可能会有的真实之间，发挥创造性，摒弃随意性，使剧本蕴蓄有历史剧的品格，将历史的真实更多地体现在人物的心路历程里。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较好地表现继承与创新、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创作意识。诚如郭沫若所说：“古人的心理，史书学多而不传，在这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1]。反之，历史剧若失去了这种优势，一味拘泥于史实，不是无其不写，便是无法去写，最终反倒难免导致作品浅显嚣浮，苍白失真。《司马迁》的卓尔不群，正在于这部浓缩了司马迁与汉武帝两位时代巨人的戏剧故事，借助心灵史的辉煌，恰当地找准了他们各自的身份定位、人格定位、时代定位。这也才有了全剧终结时，他们共同面对铺天盖地的竹简史卷，彼此心底的呼喊是——汉武帝：“司马迁，你是大汉朝最有血性的儿男”。司马迁：“没有大汉朝，就没有司马迁”。历史上相辉相映的两座高峰令观众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歌声远去，黄河远去，历史远去，苍穹间唯有司马迁的精神不灭。以现代意识来观照这些永远闪光的精神，抓住它们，扣紧它们，弘扬它们，就找到了开启观众共鸣心绪的钥匙，就谱写出了这种精神与当代主题的一致心曲。《司马迁》，一台艺术地把古老的历史转化为弘扬新的时代精神的戏剧，客观地反映出历史前进的趋势，对促进我们今天精神文明的进步自然有着积极的意义。(www.xing528.com)

在剧本充盈真实(主要是艺术真实)情感、哲理的基础上，作曲家更是赋予了歌剧翱翔的翅膀。毋庸置疑，《司马迁》从总体上说是西体歌剧的结构，交响化音乐贯穿始终。每一个角色(哪怕他是由最有名的演员饰扮)、每一段演唱(哪怕唱得淋漓尽致、惊天动地)，都只是交响总谱中的局部章节，戏剧性和音乐的整体结构浑然是按照作曲家的创意而合成。严格地讲，作为作曲名家的张玉龙，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在于他要以中华民族的音乐传统和欣赏习惯，去雕刻这部歌剧的音符，去很好地完成在西体歌剧的结构框架中，充分实现民族化的大使命。听罢歌剧，看过《司马迁》，我们有理由说，张玉龙不辱使命。他成功且富创造性地在西体歌剧结构的框架中，填进了洋溢着中国民族民间风格的音乐形态，实现了中国歌剧新模式的探索。这样，观众既听到了大量激越铿锵的咏叹调，也欣赏到了许多顺畅易懂的宣叙调。在一唱到底的音乐情境中，深化着对剧情的理解，完成着与人物的贴近，获得了艺术的愉悦与感染。当然，在肯定张玉龙将西体歌剧民族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之际，不能不提到他在歌剧中钟情西部风情声色氛围的营造。整部作品奔突着秦地丰富的戏曲、民歌、号子、宫廷乐鼓、民间音乐。如“祈雨”整段地调动了司马迁故里韩城秧歌的曲调；“茜娘”一段则糅进了昊昊西北民歌的韵味。就连那些祭祀舞蹈呐喊性的嘶叫，也豁透出西部地区粗犷、豪迈的音律。正是这种融入，使《司马迁》当之无愧地成为高扬中国西部歌剧旗帜的代表作。

2001年5月

【注释】

[1]《历史·史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