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宝谜团揭秘：郦学三大家相袭讼案

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成书于六世纪，共四十卷，集六朝地志之大成，在地学、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都很高。后来《水经注》佚五卷，且传刻讹误严重，向无善本。清初的郦学三大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颇有建树，能够接近恢复原貌，但治郦学者多陷于相袭案中，即藏书袭赵之说。全祖望一生校勘《水经注》，有五校稿本和未完成之七校本，五校本是全氏最具创造性的著作，而七校本被指为伪作。

清代对古代的地理名著的整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和极高的水平，如对《水经注》的整理研究竟发展为一门学问，即后世称之为郦学。清初出现郦学三大家，但围绕着三家相袭之案从清初一直争讼到如今。

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共40卷，集六朝地志之大成，于地学、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都很高。到了宋代，《水经注》已佚5卷，虽名为40卷，已是改编凑数的，传刻讹误严重，向无善本。清初的郦学三大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校释郦著颇有建树，能够接近恢复原貌，但改订反误的也为数不少。后来治郦学者多陷于相袭案中，本末倒置，未专一于研究，这一局面直到道光以后杨守敬与其门人熊会贞为之注疏，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构成不朽之作。所谓清初以来的郦学三家相袭之案，集中在戴书袭赵之说上。乾隆朝，郦学研究进入考据学派的全盛时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均有校释。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世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出于郦学世家，一生七校《水经注》。主要有五校稿本和未完成之作七校本，全氏逝后，七校本便散佚，赖同里后学王梓材传钞整理，光绪十四年(1888)由薛福成刊行。五校本是全氏最具创造性的著作，而七校本被慈溪秀才林熙山声称是伪作，光绪十八年(1892)王先谦刊行《合校水经注》时就未收全校本。

道光二十四年(1844)，张穆（字石舟）指出赵书钞全。赵一清(1709-1764)，字诚夫，号东潜，室名小山堂，浙江仁和人，郦学专家，所著《水经注释》最晚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其子赵载元曾请同里梁玉绳（字曜北）、履绳（字处素）兄弟润色，其最早刻本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毕沅的开封刻本。全祖望、赵一清注校《水经注》时，互通书札信息，所见有所略同，不可斥为掠美之作。所以诸家对张穆赵书钞全之说不以为然。

清代有三大绝学，即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杨守敬和罗振玉的地理学。段玉裁是戴震的学生，他在《戴东原年谱》里说：“赵书经梁处素校刊，有不合者，捃戴本以正之。”简言之，段玉裁认为赵书袭戴。戴震(1723-1777)，字东原。戴震研究《水经注》二十余年，他所校定的《水经注》有两个版本。一是自刻本，刊自浙东，不及四分之一，戴震因奉召入京修《四库全书》而搁置，后经与戴交往密切的孔继涵整理刊行，收稿本和定本，最接近戴震研究实际，20世纪末，张岱年主编的《戴震全书》出版，内收尘封两百多年的《水地记初稿》和《水经》一卷，大白于天下。一是殿本。历来该案的焦点就是针对该本而发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戴震在四库馆校毕《水经注》，经由武英殿聚珍版刊行。三大家校释《水经注》本，当时只有该本独行于世。段玉裁的发难因为不平而鸣。戴震逝后三年，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赵一清同里孙沣鼎校殿本《水经注》时，盛言戴书袭赵“十同九九”，如此危言耸听，段玉裁则反唇相讥了。(www.xing528.com)

道光年间，魏源和张穆斥责戴书袭赵。光绪年间，王先谦认为前人诸家聚讼一词，存而不论；以杨守敬、熊会贞为代表的郦学地理学派则撇开枝蔓，潜心研究，合撰成《水经注疏》，为清代地理学终结性巨著。

进入民国，为此案弄得颇有些剑拔弩张了。1924年，召开了“戴东原二百年纪念”会，《国学季刊》特出《东原专号》。该年3月，王国维发表了《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出语掷地有声：“知戴氏得见全、赵二家书之说，盖不尽诬。”王国维在民国初就治《水经注》，该文选在这时节发表，其非议戴震的贡献就不言而喻了。余嘉锡对此案又压一个砝码。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水经注”一条硬是支生了一些评论文字：“戴氏虽经学极精，而其为人专己自信。观其作《孟子字义疏证》，以诋朱子；及其著《屈原赋注》，只是取朱子《楚辞集注》改头换面，略加窜点，以为己作。于人人习见昔贤之名著，尚不唯公然攘取，况区区赵一清，以同时之人，声誉远出其下者乎？”新仇旧恨，来个一锅端，不满之情昭然若揭，笔锋之下冷气森森。有两位学者严阵以待，此案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炽烈了。梁启超境界另高一筹，试图平息这场论战风波，认为三家门下出于各自尊仰的先辈，攘臂迭争，甚是无谓之举，此论很有见地。

1935年，《永乐大典》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出版，《水经注》正在其中，张元济满以为此书一出，百年多来的纷争将涣然冰释，是为大幸。但张元济太理想化了。就在5月7日《大公报》上，海遗氏一篇《介绍永乐大典水经注》严厉提出戴书袭赵，所谓“不待烦言而决，戴虽百喙莫能解矣”，1936年，郑德坤在《燕京学报》、孟森在天津《益世报》同声异气，拥赵反戴，尤其是孟森连篇累牍，依着王国维之态势，怒气汹汹地说：“戴之冒大典窃全、赵为无耻。”

二三十年代愈演愈烈的攻击，怎么也不会让戴震的同乡胡适沉得住气，他要替戴震申冤。1943年，他真正翻案了，这就是他所著的《乾隆郦学全、赵、戴三家札记——三家研究<水经注>独立同归探讨》，胡适不依不饶，一直审此案，1960年，他还写出《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重审赵戴水经注案的一次审判》，直到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这20年中，为此案，他乐此不疲，从未间断，《胡适手稿》里60％篇幅专为《水经注》而论。拥胡者寥寥，对立者、嘲讽者倒不少，如杨家骆、于大成、吴天任。胡适在《水经注》版本搜集、考证和校勘上有功绩，但他欲申辩的意图没有实现，诚如吴天任在《胡适手稿论水经注全赵戴案质疑》中所指出的：“是故胡适虽反复百端，为戴氏申辩，恐亦无法澄清。”赓续不已的赵戴相袭案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