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晋宁县石寨山6号汉墓出土了一枚黄金印,蛇钮,印文为“滇王之印”。同为诸侯王的玺印,为什么有的称“玺”,如“淮陽王玺”、“广陵王玺”,而滇王的玺印却称“印”?有的是玉质的,有的却是黄金的?有的是骆驼钮,滇王印却为蛇钮?有学者认为,“滇王之印”是滇王自刻的,也有学者认为是汉武帝颁赐的。
1955年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6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枚黄金印,2.4厘米见方,印身高0.7厘米,钮高1.3厘米,通高2厘米,重90克。蛇钮,蛇头高昂,蛇背刻有鳞纹。印文为“滇王之印”。小小的黄金印,可也是一件珍宝。同为诸侯的玺印,为什么有的称“玺”,如“淮陽王玺”、“广陵王玺”,而滇王的玺印却称“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滇王之印”是滇王自刻的,有的学者认为是汉武帝颁赐的。于是产生了“滇王之印”的谜。提起“滇”,人们都知道昆明湖也称滇湖,云南省也因滇湖而简称滇。而滇在历史上还发生过一个同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有关的故事。汉武帝曾派将军唐蒙出使西南地区,去处理西南夷的各种事务,了解那里的情况,以便把西南地区纳入汉朝的版图。当时把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夷”。可是作为武将的唐蒙却一味地采取军事行为,强迫当地的人民交纳粮食和西南地区的物产,强令人们把那些物产运到长安。这种劳民伤财的事使那里的人民怨声载道,有的部落首领提出抗议,唐蒙就把那些首领斩首示众。唐蒙将军的这些行为激化了汉朝同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矛盾。汉武帝十分生气,很想让那里的人民知道,唐蒙的做法并非汉武帝的本意。于是决定挑选一位善于辞令,又熟悉西南地区情况的官员去宣告汉武帝的旨意。当时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堪当此任。
出生于蜀地的司马相如当然熟悉西南的情况,虽然有些口吃,但宣读文告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他善于辞赋文章,思维敏捷,足以调解那里的矛盾。于是司马相如接受了武帝的任命,代表朝廷出使西南地区。相如写了一篇檄文,在巴蜀各地宣读、张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篇檄文不是战书,而是一篇通告文书:首先宣扬了汉朝的王威;接着解释了汉武帝通西南的本意,而唐将军的做法“皆非陛下之意也”;最后劝告西南各族首领要接受汉朝的封土授爵,“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事行甚忠敬,居位甚至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这篇檄文成了名作。司马相如在初使西南成功后,又建议武帝暂缓修建通向滇地的道路,以避免在短期内动用过分多的劳力和财力。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成功,不仅为以后西汉朝廷征服西南夷打下了基础,而且也改善了他同岳父母的关系。众所周知,卓王孙因其爱女文君私奔而痛恨相如,断绝了同女儿女婿的来往。现在卓王孙见女婿出息了,女儿有了依靠,为女儿长久的幸福计,卓王孙就分给文君很多财产,同她的兄弟们相等。本来相如同文君的婚姻属于封建社会少有的自由恋爱的结果,可是伤了同长辈的感情。现在怡然冰释,岂不是同西南夷有一定的关系。(www.xing528.com)
在一段时间内,司马相如数次从巴蜀向南出使,又适时建议武帝修建通往滇地的道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攻打西南夷,在征服了几个部落后兵临滇地。识时务的滇王采取不抵抗政策。汉武帝也早已了解到滇王是个善良的人,也就不用武力强攻。年迈多病的滇王不久就去世了,滇地的人民都愿意归顺汉朝。武帝在确立了新的滇王后,“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让滇王继续统治滇地的民众。接着连所有的西南民族都归顺了汉朝。在诸多西南夷之中,滇地最小,民众最少,可是武帝最宠信的却是滇王,因此向他颁发了象征权力的玺印。现在我们回到有关晋宁县出土的“滇王之印”的迷惑上来。晋宁古属滇地。按理说在滇地的汉墓中出土的“滇王之印”,再加上《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滇王之印”为西汉朝廷所颁赐,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滇王之印”就是汉武帝所赐之印。可是问题就出在它有些不合汉代官印制度的地方。东汉应劭所写专记汉代职官的著作《汉官仪》说:“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曰玺,刻云‘某王之玺’。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印,刻云‘某侯之印’。”因此也有的学者根据这一明确的记载提出怀疑,认为是滇王自己铸造的,理由是:其一,滇王既然是汉朝所封的诸侯王,其所用玺印若为汉武帝所赐,当为“滇王之玺”,即应该称“玺”而不称“印”,而所出土的“滇王之印”称“王”又称“印”;其二,诸侯王玺应该是橐驼钮,而不应该是蛇钮;其三,汉武帝时期所制官印的质量都很高,印面文字规整,笔画粗细一致,而“滇王之印”的文字书写稚嫩,刻工粗劣。这三个理由也足以说明“滇王之印”并非汉武帝所颁了。
以上三个理由看似充分,不过,读者还可以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例外:
一、虽然《汉官仪》对官印制度有明确的记载,是否可以发生例外,比如滇王的地位在诸侯王与列侯之间,故其名号为王,其官印文字则称“印”;二、如果存在这一例外,也就容易理解其印钮为蛇钮的疑问了,可以因为其地多蛇,其俗信蛇,故其印钮为蛇;三、即使“滇王之印”为武帝所赐,是否存在其印并非朝廷的制印官所制,而由临近滇地的益州郡或黔中郡的制印官代制的可能?故其书法稚嫩,刻工不甚精良。可是这三个例外能否得到有关资料的证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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