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影响

1．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在不成熟地采用社会主义原则的情况下不可能作上面那样的预测。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时候处于如下的状态：当时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夺取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机构的控制权，但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尚无这样的准备。让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打算讨论不成熟到如此程度的局势：那时成功的希望在任何心智健全的人看来是狂想，而夺取政权的企图只不过是一场可笑的起义。因此，我不打算坚持说，不成熟社会主义化必然不可避免地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或者说由此产生的制度势必崩溃。我依然正视着目前类型的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根据它的现状，至少可以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问题迟早可能提出来。长期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者的抱负，更重要的是可能出现短期形势——德国在1918年和1919年的形势是很好的例子；有人还指出美国在1932年的形势——在这些短期形势中，资本家阶层及其机构的暂时瘫痪，提供了诱人的机会。

2．正是这个事物和精神的无准备或不成熟状态表示出来的意义，读者翻回几页前所描绘的成熟形势的图画，就容易理解了。可是我希望为1932年美国的特殊事例说上几句。

一个充满活力的——尽管从变化速度来说并非不正常的——工业活动时期，紧接着一个萧条时期，萧条程度之凶猛证明了“进步”的后果亟需调整的程度。这个进步在一些主要方面显然不完善——关于这点只要指出农村电气化、家庭电气化、化学工业的全部新事物和建筑业面对的可能性就够了。因此，可以有信心地预言，由于官僚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化，会招来企业家精力、生产效率和群众未来福祉的相当大损失。在萧条时期的歇斯底里气氛中，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能够传递给公众的总的观念却正好相反，理解这点是令人感到有趣的。但是，如果说这是对那个形势的经济学解释，不如说是对那个形势的社会心理学诊断更为贴切。

不成熟也表现在工业和商业组织中。不但中小企业的数目依旧相当可观，它们在同业公会中和其他方面的合作远未完善，而且大企业本身的发展（虽然它是许多无批判的惊讶和敌视的主题）还远远未达到能安全而轻易地使用我们的社会化的方法。如果我们把具有5千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企业划作大规模企业的界线，那么在全国总资产中只有53.5％为大公司所占有，如果我把金融企业和公用事业除去，则只有36.2％，而制造业的大企业资产仅占46.3％。⁽¹⁾在这条界线以下的公司一般不大容易社会主义化，不能期望它们以现有的形式在社会主义下继续经营。但是，如果我们把界线下移到一千万美元，我们会发现上边的三个百分数分别不超过67.5％、52.7％和64.5％。仅仅“接管”一个像这样构造的机体的任务是可怕的。使它发挥机能和改进它的更可怕的任务将必然面临种种困难，如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官僚政体，而劳动力又组织得极不完善，且部分接受可能逸出控制的可疑的领导，必然会碰到使这个机体发挥功能和改进它的更可怕任务。

精神比事物更没有准备。尽管受到萧条引起的震动，不但工商界人士，而且很大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仍以资产阶级制度的方式来考虑和认识事物，对任何改变并不真正有明晰的概念；对他们来说，社会化甚至比它远为温和的观念仍旧是“非美国的”。不存在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党，实际上除了持斯大林主义信念的共产主义者外，任何正式的社会主义团体得不到相当数量人数的支持。尽管社会主义者不嫌麻烦一再向他们保证，农民还是不喜欢社会主义，只是比他们一般地不喜欢大企业和特殊地不喜欢铁路，在程度上略轻一点罢了。当支持微弱，而大多数支持不是显然另有所图就是不痛不痒时，抵抗必然是强大的。进行抵抗的人认真地感到，他们在做的事情，没有人（尤其是政府）能够做得一样好，在抵抗中，他们认为他们为之战斗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利益，而且是公众共同的利益——反对绝对黑暗争取绝对光明。美国资产阶级正在丧失它的活力，但并未完全丧失。它将以明晰的良知进行抵抗，并有能力拒绝赞同和合作。那时局势的一个征兆将是必须使用暴力来反对一些集团和一些阶级（而不是反对一些孤立的个人）的必要性；另一个征兆是不可能修改宪法，即不破坏法律连续性来通过社会主义原则：新制度必须通过革命，尤其是通过可能是血腥的革命来建立。可能有人反对这个不成熟形势的特殊例子，理由是这种例子属于极端无望事例的范围。但上面的画面综合地描述了由不成熟社会化呈现的主要特色，因而有助于总的情况的讨论。

当然这种状况是正统社会主义者期待的，他们中大多数人不能容忍比无产阶级圣乔治令人瞩目地屠杀资产阶级毒龙此类壮举较少迷人魅力的任何事情。可是，促使我们探索由于政治上的机会与经济上的无准备二者结合而产生的后果的，并不是因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意识的不幸遗风，而是因为作为通常理解的社会化行动的特色的那些问题，只发生在这种情形下。

3．那么，假如革命的人民——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这个名词像最笃信基督的国王一样，成为一种正式的称号——征服了政府的中央机关、非社会主义政党、非社会主义报纸等等，并配置了他们的自己人。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工商企业的工作人员部分被迫——按假定——接受非自愿的合作，部分被工人中的领导人物以及从咖啡馆奔跑到这些岗位上来的知识分子所取代。对于新建的中央局来说，我们应该承认两件事：红军强大，足以平息公开的抵抗和压服过火行为——特别是胡搞的社会主义化⁽²⁾——它们公平地向右派和左派开火，明智地让农民或农场主单独留在上文指出的道路上。至于对待过去统治阶层成员的手段达到何种合理和人道的程度，则没有人假设过。事实上，在那种环境里为何只有可能使用最残忍的对待手段是很难理解的。凡知道他们的行动被他们的对手认为是邪恶的侵犯，并知道他们正有遭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那样命运危险的人，将很快被迫走上超出他原来意图的暴力道路。新掌权者很难避免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凶狠的罪犯的对手使用犯罪的凶狠的行动——那些对手有些仍旧坚持旧秩序，有的组成必然会出现的左派政党。但暴力和虐杀都不能解决问题。中央局除了抱怨破坏和为了对付阴谋分子和破坏分子要求更大权力之外，它将做些什么呢？(www.xing528.com)

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制造通货膨胀。银行必须夺取，使之与国库合并或者与国库协调，中央局或生产部必须尽可能使用传统做法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我相信通货膨胀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一定还会碰到一些社会主义者，他否定在我们讨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将使经济过程暂时瘫痪，同时否定因此之故国库和金融中心会暂时缺少现成的支付手段。社会主义的会计制度和收入单位尚未处于可以工作和发挥作用的状态，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或1789年革命后的法国的那种政策，虽然在那两个事例中人们显然不愿意结束私有财产制度，不愿终止商业社会长时间实行通货膨胀的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后日子”里，什么都没有成型，因此上面的这种不同并不重要。

但是，除了必要性之外还应指出有另外一个动机使革命后社会主义走上这条道路。通货膨胀本身是减轻某些过渡困难和实施部分剥夺的绝妙手段。关于第一点，很明显货币工资率的急剧增加，在一段时间里有助于在实际工资率下降时消除群众愤怒的可能爆发，而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至少暂时不得不这样做。关于第二点，通货膨胀以令人喜悦的简单方式剥夺货币持有者。中央局为了能使事情更加容易处理，它甚至可以付给实际资本——工厂等——所有人任何数量的赔偿，如果它同时决定这些赔偿金不久将变得毫无价值。最后，务必不可忘记，通货膨胀将有力地打击必须暂时让其存在的一批私人企业。因为如列宁曾经指出，没有任何东西像通货膨胀那样起瓦解作用：“为了破坏资产阶级社会，你必须败坏它的货币”。

4．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当然是社会化。过渡问题的争论是从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早期争论开始的，更正确地说，这场争论是在社会主义者和恰当地称之为工党党员之间开始的，前者主张全盘的一举解决的社会化，后者主张部分的或者渐进的社会化。许多社会主义者似乎认为，为了信仰的纯洁性，和对社会主义优越功效的真正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得拥护前者的主张，蔑视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受极不方便的责任感阻挠的不坚定的工党党员。可是我倒准备赞成那些真正的信仰者。⁽³⁾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渡政策；它是我们立刻要讨论到的另一个问题，那时我们将了解，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显可以期望的事情。我们在讨论的是完全不同的过渡政策，它是政治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以后要实行的过渡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只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最少数量的过火行为，即使一只强有力的手强制实施相对有秩序的措施，还是难以想象有这么一个阶段：此时一些大企业已在社会主义化，而其他企业仍可望照常经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革命政府掌权后，它必然至少要做到它在不负责任时宣传的某些主张，在它统治下，任何尚存的企业很可能停止经营。我所想的那时的阻挠主要不是如预期那样来自企业家和一般资本家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现在正被夸大，这种力量在政治委员的注视下大部分将不再存在。拒绝履行日常责任不是资产阶级人士的行为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是紧紧抓住日常责任。会有抵抗，但抵抗将在政治领域里，在工厂之外而不是在工厂之内。未被社会主义化的企业将停止发挥功能，完全是因为它们被监视它们的政治委员或者被它们的工人和公众的情绪阻止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资本主义企业能发挥功能的唯一方式——发挥作用。

但这个论证只适用于大规模企业和容易组成大规模控制单位的那些事例，它不完全包括我们已排除在外的农业领域和大规模企业中间的全部行业。在那批行业中，主要是中小型商业，中央局大概能够根据便宜行事的标准加以操纵，特别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指挥其进退。这样做依旧是完全的（在我们解释此字意义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化。

还需加上一点，很清楚，在任何不成熟到需要革命的形势下的社会主义化，不但有中断法律连续性的意思，而且有随接出现恐怖统治的意思，不论从短期或长期看，这种情况不可能有利于除了那些发动革命者以外的任何人。煽动革命的热情，颂赞敢冒可能由此招来风险的勇气，可能是职业煽动家较少教诲作用的责任之一。不过至于学究式的知识分子，唯一能反映出他声誉的勇气是进行批判、警告和抑制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