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我相信，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它出现时的情况如何，总会引起一些特有的问题，这是每个人、特别是所有正统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但由于过渡出现时资本主义发展所处阶段的不同，和由于实行社会主义的集团能够使用和愿意使用的方法的不同，预期遭遇困难的性质和程度会有极大的不同，因此设想两个不同的事例，以便构成两组不同的环境作为典型，有利于我们的讨论。因为过渡在何时出现和怎样出现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使这个设想更加容易做到。可是对这两个事例的论述只涉及完全发展的和“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我不打算在资本主义较早阶段可能出现与不可能出现的问题上浪费篇幅。记住这一点，我将称它们为成熟社会主义化的事例和未成熟社会主义化的事例。

本书第二篇中的大部分论证可以归结为下列马克思主义命题，即经济过程趋向于使本身社会主义化——同时也使人的灵魂社会主义化。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社会主义在技术上、组织上、商业上、行政上和心理上的先决条件倾向于日趋成熟，让我们再次想象，如果那个趋势达到成为现实时未来将出现的事物状态：除农业部门外的产业由少数官僚化公司控制。进步放慢了，进步成为机械的和事先计划好的事情。利率逐步趋向于零，这种趋势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政府压力造成的，而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小而变为永久性的事情。工业财产及其管理变得与个人无关——所有权只剩下持有股份和债券，企业高级人员养成类似于公务人员的心理习惯，资本主义的动机和标准全部消失了。十分清楚向社会主义政权过渡已是瓜熟蒂落的结论。但有两点应该提一提。

第一点，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社会主义者——距离将使他们满意的那种状态的接近程度是彼此不同的，他们在任何特定时间对实际达到的接近程度的判断也是彼此不同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资本主义过程中固有的趋向社会主义的步伐以缓慢的速度行进，它绝不会通过大家都辨认得出的不可能有怀疑的确切表明道路开放时间的交通信号灯。严重意见分歧的可能性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大大增加，即成熟所需的条件不一定以同一步调进展。例如，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争辩说，1913年美国的工业结构本身要比德国更接近于“成熟”。但很少有人怀疑，如果在这两个国家作实验，国家分裂的德国人获得成功的机会要比美国人大得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前者具有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官僚政治和最好的工会的领导和训练。但在认真的意见不同——包括因性格不同而产生的那种不同，类如具有相同能力和认真态度的几个医生对一次手术是否得当的那种意见不同——之外，常常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猜疑，争论的一方绝不想承认成熟，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想有社会主义，另一方在不论什么情况下都假定为已经成熟，其理由可以产生于理想主义的基础，也可能不是出于理想主义。

第二点，即使假定，正确无误的成熟状态已经来到，过渡还需要有特殊的行动，仍会出现许多问题。(www.xing528.com)

资本主义过程为社会主义塑造事物和灵魂。在有限事例中，它塑造得如此完善，以致最后一步不过是一个形式。可是即使在那种时候，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最后一步——正式通过以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的生活准则——还必须采取（譬如说）修改宪法的形式来实现。但实际上，人们不会等待有限事例的出现。对他们来说等待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实际上成熟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态度尚未从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与隙缝完全消失之前来到。那时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了。那时会出现某种抗拒和某些困难有待克服。在讨论这些之前，让我们先介绍另一种过渡的特性。

从根本上说，事物和灵魂自动地把自己塑造成适应社会主义，也就是这个适应过程独立于任何人的意志，并与为此而采取的措施无关。但这个过程除产生别的影响外，也产生这样的意志和随之出现这样的措施——制定法规、采取行政手段等等。这些措施总的是社会主义化政策的一部分，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策要执行很长的一段时间，无论如何需要几十年。可是这段历史自然地分为两部分，中间以采取和组织社会主义政权的立法行动为界，在立法行动之前，社会主义化政策是——不管有意无意——准备性的，立法之后，它才是建制性的。关于前一部分，我们只在本章的末尾加以简要的讨论。现在我们要集中讨论后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