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效率的证明与优势

让我们继续讨论经济方面的事情，虽然我希望我已经清楚表明，我不认为经济问题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1．我们讨论的范围的限度是明显的，因此在我们讨论还只涉及蓝图的第一步，犯错误的危险性最小。把过渡的困难推迟到以后单独讨论，暂时先假定困难已被成功地克服，我们只需看一看社会主义图式可能性与实际可行性的证据的含义，就能理解有极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的优越的经济效率。

只有关于大企业或“垄断”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需要证明，因为证明了这点，高于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便更有理由了。根据第8章中我们的分析，这点是很明白的。许多经济学家凭借在完全不现实条件下编造对竞争性资本主义各种各样阿谀之词的事实，已经习惯于赞美资本主义，贬低它的“垄断主义的”继承人。因此我愿再次表示，即使那些赞美词证明完全有道理——其实并非如此——即使那个理论家主张的完全竞争在工业和运输业领域已经实行——绝不可能如此——最后即使针对大企业的全部咒骂证明完全合理——远非如此——事实仍是，在最大规模单位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实际效率要比先前中小型企业时代大得多。这是有统计数字记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回忆这个事实的理论解释，我们会进一步了解，控制单位及其经营战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在相当大范围内也是反映在那个统计记录上成就的条件；换言之，那种中小型企业前面的技术与组织的可能性（这种类型企业与接近完全竞争条件可以和谐共存）绝不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将如何运作就成为毫无意义的问题。所以，除了谈论社会主义将继承“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继承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外，我们除非偶尔涉及，不需要再为竞争性资本主义多费笔墨。

我们要把一个制度的经济效率凝缩为生产效率。甚至生产效率一词也绝不容易下定义。要比较这两个可相互置代的名词当然必须指的是同一时间——过去、现在或将来。⁽²⁾但这样还不够。因为贴切的问题并不是从某一时间看来社会主义经理部门使用该时间存在的资本主义机构能够做些什么——这点对我们来说，不比社会主义经理部门使用一定数目消费品能做些什么更令人发生兴趣——而是如果是社会主义经理部门而不是资本主义经理部门主持建设，将存在什么样生产机构，或者已存在什么样的生产机构。关于我们实际和潜在生产资源的大量信息是过去20年里积累起来的，不管它对其他目的有多大价值，但在同我们的困难作斗争中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能做的只是列举我们能够察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商业社会两者的经济机器之间的差异和尽可能正确地估价它们的重要性。

我们要求进行比较时候的人口的数字、质量、爱好和年龄分布两者应该相同，那么我们才可以称那个制度有相对较高的效率，我们有理由期望它从长期观点看来能生产每平均时间单位的较大消费品流。⁽³⁾

2．这个定义需要解释。看得出来这个定义没有把经济效率与经济福利或与一定程度的需求满足等同起来。即使在我们看来任何可以想象的社会主义经济肯定比任何可以想象的商业经济效率更低，大多数人——他们事实上全是典型社会主义者关心的人——可能在社会主义中比在商业经济中“生活更好”或“更快乐”或“更满意”。我首先和主要的回答是，甚至在这些情况下，相对效率仍保持独立的意义，在任何情况下它将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思考的问题。但其次，我不认为我们若采取一个忽视这些方面的标准，将遭受很大损失。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极可争论的问题，把它弄得明白一点有好处。

首先谈谈这件事，即深信不疑的社会主义者从仅仅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事实上得到满足。⁽⁴⁾社会主义面包滋味比资本主义面包更甜，只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面包，甚至他们在面包里发现老鼠也是一样。此外，如果采用的特定社会主义制度碰巧符合人们的道德原则，例如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符合许多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原则，这个事实以及随后给予人们正义感的满足，当然要列入那个制度优越性的名下。对于这个制度的运作来说，这样的道德忠诚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它的重要性甚至就我们概念中的效率而言，今后还必须加以评论。但除此之外，我们所有人最好还是承认，我们关于正义等等用语主要只是表达我们是不是喜欢某一种社会形式的措辞罢了。

但是，似乎有一种赞成平等社会主义或赞成其结构容许有较大收入平等的任何社会主义的纯经济论点。那些经济学家，至少那些把需求的满足看做可测定数量和认为不同人们的满足程度可以比较和合计而不感内疚的经济学家，有权利坚持说，有了一定量消费品流的积存，一般说来只要平均分配就将产生最大的满足。与商业经济制度有同等效率的平等主义经济制度将在较高福利水平上运行。甚至效率略低的平等主义制度也可以这样做。大多数现代理论家丢弃这个论点，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满足是不能测定数量的，不同人们的满足程度的比较和合计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需走这么远。只要指出平等主义的论点特别容易受我们对垄断主义实际做法的分析所提出结论的反对就够了：问题不在于如何分析一定的数量而不顾收入分配的原则。工资收入在允许无限制不平等的商业社会里可能要比平等社会主义的平均收入高得多。只要对这点不作合理的肯定，即不肯定社会主义生产机器现在或过去或者在比较时能够期望它至少有接近商业经济机器的效率，关于分配的论点依旧是非结论性的——事实有待证明的——即使我们选择接受它也是一样。⁽⁵⁾一旦生产效率问题得到解决，分配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多余的了；除非这个论点完全建立在道德理想上，它只在模棱两可的事例中占优势。(www.xing528.com)

3．为什么相同的生产效率水平可以和不同的福利水平联在一起还有另一个理由。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国民收入比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定国民收入能办更多事情，因为前者能更节约地使用它。采取节约措施是出于以下事实，即某种类型的社会按照其组织特性可能把一大部分资源分配作某种目的，而另一些类型社会也根据其组织特性不关心甚至反对这个目的。例如，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节约军费，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节约教会费用，这两种社会可能由此建立更多医院。事情确是这样。但因为它涉及不同估价问题，我们不能有信心把不同估价一般地归因于社会主义——虽然可以归因于许多个别社会主义者——这点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无关。

几乎任何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包括柏拉图式的社会主义——都一定会实行另一种类型的节约措旋，即从消灭有闲阶级——“无所事事的富人”——来实行节约。因为从社会主义立场看，不理会属于这个集团中个人需求的满足和估价这批人的文化功能为零是十分正确的——虽然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常常为保全他们的面子，总要加上一句：“在当今世界里”，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做显然会得到净收入。我们的效率测试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因此会受到多大的损失呢？

当然，即使不提为应付当前战争经费而运用的财政措施，现代所得税和遗产税迅速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可是这种税制本身表现了一种反资本主义态度，它也许是完全消灭典型资本主义收入阶层的开端。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问题对准其经济根基尚未受攻击的资本主义社会。就美国而言，挑选1929年的数据资料看来是合理的。⁽⁶⁾

让我们把富人的标准定为收入5万美元或以上的那些人。这批人在1929年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约930亿中的130亿美元。⁽⁷⁾从这130亿美元中我们必须减去税收、储蓄和对公益事业的捐赠，因为取消这些项目绝不会形成社会主义政权的节约；只有富人为自己消费的支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节省”。⁽⁸⁾富人的这笔支出数字很难精确估计。我们能希望的只能是一个巨大概数的概念。愿冒风险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猜测这个数字不足130亿美元的1/3，说这笔支出不超过43.3亿美元或约为国民收入总数的4.6％是相当有把握的。这个4.6％包括高级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收入的全部消费开支，所以游手好闲富人花费的不可能超过余数的1％或2％。只要家庭动机依然有活力，不能认为全部开支与促进经济机器效率的表现无关。

有些读者一定会觉得5万美元的额度高得过分。当然很清楚，取消或降低不论贫富所有游手好闲者的收入水平，低到只够维持生活的程度，从经济角度说，能有更多的节约。⁽⁹⁾人们也可以设想，让高收入分配合理化，使得收入更符合工作表现，还能够做到更加节约。但我将在下一节中提出的论证，会表明对这方面所抱的很大希望可能遭受失望。

但我不想坚持。因为，如果读者认为这些节约措施具有超过我认为恰当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即将达到的结论，只会更加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