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与现代民主

离开纯经济研究领域，现在我们转而谈谈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方面——如果我们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它就是社会心理的上层建筑——谈谈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特征的精神状态。我们用最简略的语言，把它的突出表现叙述如下。

“史前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种学专家都同意，5万年前人类面对他周围的危险和机会的态度与现代原始人的态度约略相同。⁽¹⁾这个态度的两个要素对我们特别重要：原始人心理过程的“集体的”和“情感的”性质以及与这种性质部分一致的我这里不十分正确地称之为巫术的这个东西的作用。就第一个要素来讲，我指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在小的和未分化或分化不大的社会集团中，个人思想中的集体观念要比大而复杂的社会集团中的个人强固得多；而所作结论和决定是以我们看来是相反准则为特征的方法作出的，这个准则漠视我们称为逻辑的东西，特别漠视排除矛盾的规律。第二个要素我指的是使用一组信仰，它们当然不完全违反经验——没有一种巫术的做法在一连串失败后能存在下去——但它们将从非经验来源得到的实体或影响插入一系列见到的现象中。⁽²⁾这种类型的心理过程与神经病患者的心理过程的相似性已由G．德罗马尔（1911年；他的术语解释神经病（délire d'interpretation）特别有启发性）和S．弗洛伊德（《图腾及禁忌》1913年）指出。但不能由此推定，我们时代的正常人的内心完全没有这种心理。相反，对政治问题的任何讨论都能使读者深信，我们自己心理过程的很大和最重要的——决定行动的——一部分恰恰属于同一性质。

所以，合乎理性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理性主义的文化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上边提到的准则，而仅仅是社会生活的扇面缓慢而不停的展开，在这个社会生活里，个人和集团以如下方式应付所遭遇的局势：第一，试图或多或少地——从不是完全地——按照他们自己的见解最好地利用局势；第二，按照我们称作逻辑的那些一致性的规律最好地利用局势；第三，根据能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假设来最好地利用局势，两个条件是，他们的人数最少和他们中每个人都有责任按照潜在感受作出表达。⁽³⁾

这一切当然是不充分的，但足以满足我们的目的，不过关于理性主义文化这个概念我这里还要提出一点供今后参照。当日常生活中的合理分析习惯和合理行为已习以为常和相当成熟的时候，它转过来使群众产生集体的观念，批评和在一定程度上以质疑来“合理化”生活中的某种现象，他们提出为什么要有国王、教皇、臣属关系、什一税和财产。附带地说，注意到下列情况是重要的，那就是虽然我们中大多数人承认这种态度是心理发展“较高阶段”的征象，但这个评价在任何意义上说不一定能为其后果所证实。理性主义态度在缺乏情报和技术条件下可能发挥作用，而由这种态度引导的行动——尤其是普遍的外科医生癖好——以后的观察者即使以纯智力的观点来看，它也比当时大多数人认为由于低智商形成的态度引导出来的行动和反外科医生癖好更加低劣。17和18世纪很大一部分政治思想说明了这个被永久忘记的真理。较晚的“保守派”的反批评不但在其社会见解的深度上而且在逻辑分析上显然有其优越之处，但对于启蒙时期作家来说，它仅仅是笑柄而已。

看来，人类心理上的理性态度首先是由于经济上的必要性才不得不如此的；就是说，日常经济工作才使我们人类获得理性思想和行为的基础训练——我毫不犹豫地说，所有逻辑俱来自经济决策的模式，或者用我爱用的话说，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由于下述原因看来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假如某个“原始”人使用所有机械中最原始的机械，即已为我们猩猩表兄弟有意识使用的棍子，又假如那根棍子在他手中断作两截。如果他试图用念咒语的方法挽救棍子的损坏——例如他可以喃喃地念“供给与需求”或“计划与控制”，希望念到第9遍时这两截断棍恢复为一——那么他还处于前理性思想的境界之内。如果他探索最好的方法把两截断棍接上，或者设法取得另一根棍子，他就处于我们所认为的理性境界。当然这两种态度他都可能采取。但应该这样说：在这个事例和在别的大多数经济活动中，咒语不起作用是明显的，要比希望打仗取胜或求爱成功或消释良心上犯罪负荷那种情况下咒语的不起作用明显得多。那是由于经济活动领域的极端明确性，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明显的量的特性，这是人类其他活动领域所不能比拟的，也许还由于经济“需求与满足”这个节奏没完没了的缺乏感情的单调乏味。理性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在有利经验的陶熏下扩展到其他领域，使其他领域人们也睁开眼睛看到令人惊奇的东西——事实。

这个过程独立于经济活动的任何特定形式，因而也独立于资本主义形式。利润动机和自身利益也一样，也与任何特定形式无关。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的“掠夺性”事实上和资本主义的人一般。例如，农奴或封建领主俱以野兽般的精力维护他们自己的自身利益。可是资本主义发展了理性，并用两种相互联结的方法增添理性的新锋芒。

第一，它把货币单位——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的创造物——提高为计算单位。就是说，资本主义实践把货币单位转变为合理的成本—利润计算的工具，计算的最高成就是复式簿记。⁽⁴⁾我们不需深入观察就能注意到，原本是经济理性发展产物的成本—利润计算法反过来对理性起作用；成本—利润计算法做到数字上的具体与明确，它强有力地推进企业的逻辑性，从而为经济部门确定内容与数量，于是这种类型的逻辑（态度或方法）开始了它的征服者生涯，强制地决定——合理化——人的工具和哲学、他的医药实践、他的宇宙观、他的人生观，事实上包罗万象，包括他的审美观念、正义感和他的精神抱负。

在这方面具有高度重要性的是，现代数学—实验科学在15、16、17世纪的发展不但与通常称为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过程同步前进，而且是在学究式思想堡垒之外并面对它的轻视和敌意前进的。在15世纪，数学主要与商业算术问题和建筑学上的问题有关。由工匠一类人发明的实用机械装置是现代物理学的根源。伽利略倔强的个人主义是上升资本家阶级的个人主义。外科医生开始在接生婆和理发匠的上面升起。同时身兼工程师和企业家的艺术家——他们中间的芬奇、阿尔贝蒂、切利尼使这个类型的艺术家永垂不朽；甚至丢勒也为筑城堡计划忙个不停——最好地说明我意指的一切。意大利大学中的学究式教授们诅咒这一切，表示出他们有比我们相信的更多的理智。麻烦不在于个别非正统的命题。可以相信任何体面的经院教师为了适应哥白尼的理论体系都会曲解他的经文。但是那些教授们非常正确地意识到这些功绩背后的精神——理性个人主义的精神，上升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精神。

第二，上升的资本主义不但产生现代科学的心理状态，即提出某些问题并以某种方式进行答复的态度，而且产生人和手段。上升的资本主义破坏封建环境，干扰采邑和村落的智力和平（当然修道院中也有大量事情可以讨论和争吵），尤其是为主张在经济领域中突出个人成就的新阶级创造社会空间，它于是把具有坚强意志和丰富知识的人吸引到那个领域。前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不可能获得逾越其阶级界线的成就，或者换句话说，它不适合创造与当时统治阶级成员社会地位可以比拟的社会地位。这并不是说它一般地排除上升之路。⁽⁵⁾但总的说来，工商业活动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即使在手工业行会中间达到成功的顶峰，还是难以打破这个模式。上进的主要道路和巨大收益的所在是教会——整个中世纪和现在这条路同样可以进入——教会之外还有大领地贵族的办事机构和骑士领主的等级官僚制度，这两条道路在12世纪中叶以前凡肉体和精神上合格者都容易进入，嗣后也不是很难进入。只有当资本主义企业——最早是商业和金融，以后是矿业，最后是工业——展开它的种种机会时，超乎寻常才能和抱负的人才开始趋向经营工商业这第三条道路。成功是迅速而显著的，但就其开始时所占有社会分量而言，是被过分夸张了。例如，我们细致地看一看雅各布·富格尔或阿戈斯蒂诺·基吉的事业，我们容易证明上面论断的正确，因为他们与查理五世或教皇利奥十世制定政策的方针没有什么关系，而他们为他们享有的特权付出沉重的代价。⁽⁶⁾但是除了封建社会的最高阶层外，企业家的成功对每个人都有魅力，足以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过来由此产生更大的成功——为理性主义的机器生产外加的蒸汽。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它毕竟是人类行为理性化的推进力量。

现在我们终于面对那个复杂而不适当的争论想要导致的直接目标。⁽⁷⁾不但现代机械化的工厂和它所生产的大量产品，不但现代技术和经济组织，而且现代文明的全部特色和成就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它们必须包括在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负债表内，包括在它的功过判决书中。

理性科学有充分的成长，它的应用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飞机、冰箱、电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很快就能认出是利润经济的结果。虽然现代医院一般来说不是为利润而经营，但它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不但因为（再说一遍）资本主义过程提供了手段和意愿，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理性提供了在这些医院里使用的各种方法的心理习惯。对癌症、梅毒和结核病的胜利——虽不完全但已不远——和汽车、输油管或贝塞麦钢一样，也是资本主义的成就。在医药方面，使用的方法也属于资本主义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在很大程度上按企业精神办事，还因为它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混合剂。但是，即使并非如此，现代医药和卫生正像现代教育一样，仍是资本主义过程的副产品。

还有资本主义艺术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只举绘画作为例子——一是为了简略，也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比其他领域所知略多——如果（我想是不对的）我们同意以乔托的圆形剧场壁画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然后循着一条线（虽然这种“线性”议论是很糟糕的）：乔托—马萨乔—芬奇—米开朗琪罗—格列柯，无论怎么强调格列柯作品的神秘热情，对于任何一位具有洞察事物眼光的人来说，都能看清我的论点的正确性。对于希望用他们手指尖触摸到资本主义理性的怀疑者而言，芬奇的实验可以提供证明。这条线如果延伸下去（是的，我懂得），将把我们带到（虽则也许会气喘吁吁地）德拉克鲁瓦与安格尔之间的强烈反差之中。是的，我们到达了那里；其余可由塞尚、凡·高、毕加索或马蒂斯来说明。表现主义作家对客体的清理，形成令人称赞的逻辑结论。资本主义小说的情节（在龚古尔的小说《写下的文件》中达到登峰造极）有更好的说明。但这是很明显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进化能够容易地——也许是最有力地——用现代普通西服的起源加以说明。

最后，还有可以用格莱斯顿自由主义的象征性名言来包括的一切。用个人主义民主一词也同样合适——事实还更好些，因为我们想要包含另外一些格莱斯顿不赞成的东西和包含一种他实际上敌视的隐藏在信念深处的道德与精神状态。要是激进分子的祷告主要不在于形象地否定我想表达的思想，我原想对这个问题说到这里为止。激进主义者可能坚持认为，群众正呼吁拯救他们脱离难忍的苦难，在黑暗与绝望中他们身上的铁链锒铛作响，可是过去的确从来没有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多的个人身心的自由，那么多人愿意容忍甚至资助领导阶级的死敌，那么多人积极地同情真正的和虚构的苦难，那么多人乐于接受负担；农民村社以外不论什么样的民主历史上都是紧跟现代和近代资本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可是，从过去历史中也可以援引大量事实组成相反的论证，这个论证将是有效的，但与目前条件和将来不同条件的讨论是不相干的。⁽⁸⁾如果我们真的决定从事历史探究，那么，甚至激进批评家看来适合他们目的的许多事实，如果以比较前资本主义经历的相应事实的方法来观察，就常常呈现不同的模样。不能归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因为很显然，造成这种区别的是资本主义过程。

有两点必须特别提一提。上面我曾指出，社会立法，或者更一般地说，为群众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变革，并不仅仅是为缓和穷人日益加深苦难而形成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强加给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过程除了以它的自动效用来提高群众生活标准外，它还为社会立法提供手段和“意愿”。引号里这个词需要进一步解释，它可以从资本主义传播理性这个原理中找到。资本主义过程使人们的行为与思想理性化，这样一来，赶走了我们内心形而上学的信仰，也赶走了各种各样的神秘和浪漫的思想。这样，不仅改造了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而且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由此产生的在唯物主义一元论、世俗主义和务实地接受人世现实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思想”，确实不是逻辑上的必然，却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我们承袭下来的责任感已被剥夺了传统的基础，变得以改善人类条件的功利思想为中心，这点当然不合逻辑，但它看来比（譬如说）敬畏上帝更经得起理性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同样的灵魂理性化从每一种阶级权利身上抹去超经验约束力的全部魅力。这点加上典型的资本主义对效率与服务的热情——与旧时典型骑士所说的有关效率与服务的思想体系迥然不同——在资产阶级本身中间产生了这种“意愿”。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现象的女权运动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读者将明白，这些趋势必须“客观地”加以理解，因而，不论反女权主义者或反改革主义者谈论得怎么多，或者甚至对任何特定措施的暂时性反对，都不能证明这个分析是错误的。这些现象就是他们假装要打倒的那种趋势的征兆。关于这点，以下几章还要加以详尽论述。

资本主义文明是理性主义的和“反英雄主义的”。这两种主义当然是联在一起的。工商业的成功需要大量精力，而工商业活动本质上不是骑士心目中的英雄主义——用不着挥舞刀剑，不需要体力上的英勇，没有机会跨上披盔甲的马冲入敌阵，毋宁说这些是一种异端或野蛮行为——赞美为打仗而打仗、为胜利而胜利那种观念的意识形态，可以理解地会在写字间里、在所有数字栏目中渐渐消亡。因此，拥有吸引盗贼和税吏的资产，不沾有、甚至讨厌与其“理性”功利主义相冲突的骑士意识，工商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和平主义者，倾向于坚持把私人生活的道德观念应用在国际关系中。确实，和平主义和国际道德——不像大多数资本主义文明特色，而像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其他特色——也得到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支持，也受前资本主义机构的支持，例如在中世纪受罗马教会的支持。现代和平主义与现代国际道德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www.xing528.com)

鉴于马克思学说——尤其是新马克思学说，甚至许多非社会主义思想——如我们在本书第1篇中所见，与这个见解严重相悖。⁽⁹⁾有必要指出，这个见解并不想否认很多资产阶级分子曾为他们的家园作过出色的战斗，也不想否认几乎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看来有利时常常表现出侵略性——如雅典和威尼斯共和国——或者否认任何资产阶级分子都喜欢战争利润和由征服产生的贸易优势，他们不会拒绝封建领主或首领对他们施加的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宣传的好战民族主义训练。我的全部主张是：第一，这种资产阶级分子好战的例子不能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经常造成资本主义征服战争的阶级利益或阶级地位来解释；第二，做你以为是你生活中正常的事业，你为它一年到头进行锻炼，你根据它决定你的成功与失败，和做不是你本行的工作，你的正常事业和你的精神状态使你不适合做这种工作，它的成功将增加大部分非资产阶级职业的威望，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第三，这种区别坚定地表明——在国内事务中和国际事务中都一样——即使衡量金钱利益显然对进行战争有利的地方（在现代环境下一般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应反对使用武力，赞成和平安排。我们清楚地看到，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结构和态度资本主义化越完全，这个国家越是主张和平——越倾向于计算战争的代价。由于每个个别事例的复杂性质，这个结论只有细密的历史分析才能证实其正确性。但资产阶级对军事（常备军）的态度，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战争的精神和方法，以及在任何长期战争严重情况下他们愿意屈服于非资产阶级统治的事实，本身就足以作出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后阶段的理论，即使完全不顾其纯经济学上的缺陷，也是站不住脚的。

可是我不打算遵照读者可能希望我做的那样进行总结。就是说，我不打算在读者决定信任未经考验的人所倡导的未经试验的另一种主张之前，就邀请他去再次看看资本主义秩序的令人难忘的经济成就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成就，以及这两种成就所显示的巨大希望。我不打算争论说，这种成就和这个希望其本身足以支持这样的论点：让资本主义过程继续运行——容易地再加上一句——让它甩掉人类肩上的贫穷。

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即使人类像生意人有自由从两部机器中间作选择那样有自由作出选择，也不一定能根据我上文试图说明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作出决定性的价值判断。就经济成就而言，不能说在今天工业社会里的人比中世纪采邑或村落中的人们生活得“更快乐”甚至“较舒适”。就文化成就而言，即使人们同意我所写的每一句话，他们还是会从心底憎恨它——功利主义和由功利主义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全部毁灭。此外，在我们讨论社会主义候补者时我还必须再次强调指出，人们可能较少地注意资本主义过程在生产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中的效率，较多地注意由资本主义过程产生而后由他们各行其是并漫不经心地把他们的生活弄成一团糟的那种人。有一类激进分子，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完全出于愚蠢、无知或不负责任，他们不能或不愿正视最明显的事实，更不用说理解这些事实的广泛含义了。但完全的否定判断也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

可是，对于资本主义成就的价值判断，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类没有选择的自由。这不但是因为人民群众不是处于可以理性地比较各种可供选择途径的地位，他们总是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东西。还有一个更深刻得多的理由。经济的和社会的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动能运动，由此而产生的形势迫使个人和团体以某种方式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强迫的方式不一定破坏他们选择的自由，而是塑造他们选择的心理状态和缩小他们选择可能性的范围。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结果是资本主义成就甚至不适合作预测了。大多数文化在它们有时间完成它们全部许诺之前就消失了。因此我不打算以那种成就为依据来争辩说：资本主义插曲可能会延长下去。事实上，我现在正准备作出截然相反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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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方面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我相信，吕西安·莱维—布吕尔的著作必然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特别参看他的著作《低级社会中的心理机能》（1909年）和《原始人心理中的超自然和自然》（1931年）。第一本著作所持的观点和第二本著作所持的观点区别很大。从《原始人的心理》（1921年）和《原始人的心灵》两书中可以辨认出他观点转变的原因。对于我们，莱维—布吕尔是特别有用的权威，因为他持有与我们一样的论点，事实上他的著作就是从这个论点出发，即思维的“执行”功能和人的心理结构（至少部分地）由它们在其中发展的社会结构决定。就莱维—布吕尔来说，这个原理并非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康德，但这点无关紧要。

(2) 对上段文字的一位友好批评者劝告我说，这段话不可能是我真正的意思，因为照这样说，我将不得不把物理学家的“力”叫作巫术手段了。很明显，那确实是我的意思，除非人们同意“力”这个词仅仅是指常数乘位移的第二次导数的名字。见本文中的下一句话。

(3) 选择这句康德派的词句是为了防止一个明显的反对意见。

(4) 桑巴特曾经强调，而且突出地过分强调这个要素。复式簿记是漫长而曲折道路上的最后一步。在它之前的做法是随时盘点存货，计算出赢利还是亏本；见A．萨波里在《托斯卡纳历史丛书》1932年第7卷中所说的话。吕卡·帕乔利论簿记的论文（1494年）发表时间很早，可算是重要的里程碑。就美国的历史和社会学而言，注意到下列事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8世纪以前国家基金管理尚未使用合理的簿记，甚至到18世纪，簿记还很不完善，仍处于“官房”账册的原始形式。

(5) 我们太容易把中世纪社会结构看成是静止而僵硬的。事实上，用帕累托话说，当时存在不停息的“贵族政治循环”。900年左右组成最高阶层的成分，到1500年实际上已经不见了。

(6) 梅迪契家族不是真正的例外。因为，虽然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能控制佛罗伦萨共和国，可是，是这个统治权而不是财富本身使这个家族扮演统治者的角色。无论如何，他们是上升到与封建社会最高阶层平等地位的唯一商人家族。我们只有在资本主义进展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或完全打碎封建阶层的地方——例如在威尼斯和荷兰——才能找到真正的例外。

(7) 因为前面几页的分析对其他目的也极有用处，所以直接目标事实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重大主题的认真讨论是至为重要的。

(8) 这类控诉在马克思时代还不像今天看来这么荒谬，甚至马克思也显然认为，详细论述即使在当时也已成过去或明显地正在成为过去的一些条件，对于加强他的地位是有利的。

(9) 见我们对马克思有关帝国主义理论的讨论，第1篇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