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总产量增长速度

我们马上得加以解释的对资本主义的敌视气氛，使人们对它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形成合理的意见比没有这种气氛要困难得多。现在公众心理对它变得如此彻底的心情恶劣，以致使谴责资本主义及其全部工作成为预定的结论——几乎成为符合论述规则的需要了。不论他的政治倾向如何，每一个作者和演说者都急于遵守这个规则，强调他的批判态度，表明他没有“满足情绪”，他相信资本主义成就的不足，他厌恶资本主义和对反对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同情。任何其他态度不但被看成愚蠢无知，而且被看成是反社会和不道德的奴隶心理的表现。这种情形当然是完全自然的。新的社会宗教总有这种效果。只是使分析者完成其任务更加困难了：公元300年时，向热情的基督教信徒详细讲解古代文明的成就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最明显的真理从一开始就被置之不理，⁽¹⁾另一方面，最明显的错误意见得到宽容或者得到喝彩。

经济成就的第一个检验标准是总产量，即一个单位时间内——一年、一季或一月——生产的全部商品和劳务的总量。经济学家试图从一系列代表各种商品产量的数字中得到指数，用以度量总产量数量的变化。“严格的逻辑是冷酷的老师，如果有谁尊重它，他就绝不会编制或使用任何生产指数”。⁽²⁾因为，不但资料和编制此种指数的技术的可靠性极可怀疑，而且这个以永远变化着的比例生产的不同商品的总量的概念也是很靠不住的。⁽³⁾但是，我相信，这个办法可以足够可靠地给予我们一个总的概念。

在美国，从内战以后就有数量充足的很好的系列资料保证可以用来编制这样的产量指数。选择称为戴·珀森斯总产量指数⁽⁴⁾，我们发现从1870年到1930年的平均增长年率为3.7％，其中制造业为4.3％，让我们集中谈谈前一个数字并努力了解其含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作一点校正：由于工业耐久设备的相对重要性一直在增加，可用于消费的产量不能与总产量以同一速度增加。我们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但我相信，留出1.7％的余地是够多的了；⁽⁵⁾这样我们“可得到产量”的增长率可以达到每年2％（按复利计算）。

现在假定资本主义机器在从1928年开始的另一个50年中保持这个增长率。对这个假定有种种不同的反对意见，我们嗣后还要谈到，但反对的理由绝不能是：从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中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因为从1929年最后一个季度到1932年第3季度经历的萧条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推进机制中已经出现长期的停顿，因为这种严重程度的萧条曾经一再出现过——大约55年一次——还因为一次这种萧条的后果——从1873年到1877年那一次——已经计算在每年2％的增长率之中。1935年前低于正常的复苏，1937年前低于正常的繁荣以及其后的不景气，很容易看出是由于适应新财政政策、新劳工立法以及政府对私营企业态度的普遍改变而引起的困难，所有这些在后来规定的意义上都能与生产机构的作用区分得开。

因为对这一点的误解特别非所愿，我希望着重指出，上边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本身并不意指对新政的各项政策的非难，也不意指这样的主张——我确信它是正确的，但我当前不需要它——即这种类型的政策从长期观点看会与私人企业制度的有效运转不相容。目前我有意指出的是，社会舞台上如此广泛而急剧的变化自然会在一段时间里影响生产成就，大多数热情的新政拥护者必定也能够承认这一点。我本人就看不出，否则怎么有可能说明这样的事实：有最好机会迅速恢复的美国却明显地是经历了最令人不满的恢复过程的国家之一。唯一有点类似的情况是法国的经历，法国情况支持同一推论。由此可见，从1929到1939这10年间事态的进程本身并不构成拒绝听取上面提出的论证的充分理由，这个论证无论如何有助于说明资本主义过去成就的意义。

如果从1928年起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可得到的产量继续像此前那样发展，即以每年2％的长期平均增长率增长，50年后，到1978年产量将达到1928年数字的大约2.7倍（2.6916倍）。为了把这个增长用每人平均实际收入来说明，我们首先要说，我们总产量的增长率大致上相等于可用于消费的私人货币收入总数的增长率，⁽⁶⁾这个数字业已根据消费者的美元购买力的变动作了校正。其次，我们必须具有我们预期的人口增长的观念：我们选择斯隆先生的估计数，他认为到1978年达到16000万人，因此那50年间的人均收入将增加到略多于1928年数字的两倍，1928年人均收入约650美元，1978年增至1928年购买力的1300美元。⁽⁷⁾

也许有些读者觉得，关于总货币收入的分配应该加上附加条件。直到大约40年前，马克思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相信，资本主义过程趋向于改变国民总收入的相对份额，以致根据我们的平均数所作的明显推论，可能由于富者越富和贫者越贫而归于无效，至少相对无效。可是不存在这样的趋向。不管我们对为此目的而编造的统计数字有怎样的想法，下面的说法是肯定的：以货币表示的收入的金字塔结构，在我们使用资料所涉及的时期内没有很大变化——关于英国的资料包括整个19世纪⁽⁸⁾——在这段长时间内，工资加上薪金的相对份额实质上始终不变。只要我们在讨论，如果让资本主义机器独自运行，它将会干出什么来，就没有理由相信，收入分配或者我们平均数的分布到1978年会大大不同于1928年。

表达我们研究成果的结论是，如果资本主义从1928年起的下一个半世纪里重复它以往的表演，将使按现在标准可称为贫穷的任何东西绝迹，甚至在最底层的人民中也会如此，只有因疾病而贫困者例外。

事情还不止此，不论我们的指数能说明或不能说明其他问题，它肯定没有夸大实际增长率。它没有算上可以随意支配的闲暇这种商品。把重点主要放在基本商品和中间产品的指数，往往未列入新出现的商品或只列入它们中的一部分。由于同一理由，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商品质量的改进，虽然改进质量在许多方面是所获进步的核心——没有办法充分表示1940年的汽车和1900年汽车的区别，或表示汽车每单位效用的价格已经跌落的程度。估量一定数量的原料或半成品比过去多生产成品的比率更接近可以办到——一个钢锭或一吨煤虽然自然质量上没有变更，其经济效率已是60年前的两倍。但这方面的工作几乎没有做。如果有办法用上述这些因素或类似因素来纠正我们的指数，我不知道这个指数会发生什么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变化百分率将提高，我们在这里已留下余地，足以使我们采取的估计数保证不会受任何可以想象的往下修正的影响。而且，即使我们有了测量工业产品技术效率变化的办法，这个方法仍不能传达出适当观念来表明这样变化对人生的尊严、充实或快乐有什么意义——老一代的经济学家把这些全都列在需求的满足的标题下。对我们来说，这毕竟是需要恰当地考虑的事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产品”，是我们对生产指标及其中的磅数和加仑数发生兴趣的原因，而这些数字本身是不值得花时间考虑的。

但让我们坚持我们的2％。要正确估价这个百分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注意。上文已经说过，粗略地说，国民收入的相对份额在过去100年里一直保持实质上的不变。可是，这只是在我们用货币来计量时是正确的。如果用实物计量，相对份额会发生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变动。这点是根据以下事实得出的，即资本主义机器始终是大规模生产的机器，它不可避免地也意味着为在个人收入阶梯上向上爬的群众而生产，我们发觉个人收入花费在个人服务和手工制品上的比例不断提高，而这种服务和商品的价格主要是工资率的函数。

证明它是容易的。无疑有一些现代工人可以得到的物品是路易十四本人极喜欢得到但无法得到的东西——如现代的牙科医术。但从整体上说，那种高水平收入的人从资本主义成就中得到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是极少的，甚至快速旅行对于一个高贵的绅士来说也不是很值得重视的事情。电灯对有钱买足够蜡烛和雇佣照料蜡烛的任何人来说，不是巨大的恩惠。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和人造丝织品、皮靴、汽车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成就，但一般说来这些并不是对富人生活有了不起的改进。伊丽莎白女王有丝袜。资本主义成就并非典型地在于为女王们提供更多的丝袜，而在于使丝袜的价钿低到工厂女工买得起，作为稳步减少劳动量的回报。

如果我们看看经济活动的长波，同样的事实更加明显，对它的分析能把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机制看得比什么都清楚。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例如，我们能够从统计数字上和从历史上看到——现象是如此清晰，以致即使我们稀少的资料也足以证实——这样的长波在18世纪80年代末升起，高峰在1800年左右，它向下冲刷，然后是一段在19世纪40年代初结束的恢复期。这就是教科书作者喜爱描述的产业革命。但接踵而来的是产生另一次长波的另一次这样的革命，那次长波在19世纪40年代升起，高峰正在1857年以前一段时间，退潮直到1897年，这个长波转过来又被再一个长波追随，它的高峰约在1911年，而目前已处于它的退潮期。⁽⁹⁾

这些革命用引入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商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供应来源、新的贸易路线和销售市场等而改变现有产业结构的形状。新生产方法包括机械化和电气化工厂、化学合成法等；新商品包括铁路服务、汽车、电气用具；新组织形式指企业合并；新供应来源如拉普拉塔的羊毛、美国棉花、加丹加的铜等。这个产业改变过程掀起为经济界定基调的轩然大波：当这些新事物刚创造出来时，我们有了旺盛的开支和占支配地位的“繁荣”——无疑要受较短周期消极方面的干扰，这种较短周期是加置在大波之上的——当这些新事物齐备时，它们的成果层出不穷，我们消灭了产业结构中过时的因素和占支配地位的“萧条”。因此出现了长期的价格、利率、就业等的上升和下降，这些现象构成使生产结构多次恢复青春这种过程的机制的一部分。

这些成果每次都表现为永久地加深与拓宽实际收入流的消费品的剧增，虽然一开始，这些成果招来骚动、亏损和失业。如果我们看看这些消费品的剧增，我们又会发觉，每一次剧增的是群众消费的物品，并增加工资美元的购买力，增加得比任何其他美元更多。换言之，资本主义过程逐步提高群众生活标准并不是巧合，而是由于它的机制，它做到这点是通过盛衰交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严重程度刚好和前进速度成比例。可是它做到这点非常有效。向群众供应商品的一个又一个问题，都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范围内提供产品从而成功地解决了。⁽¹⁰⁾其中还未解决的一个最重要问题即住房问题，它通过使用预制件造屋的办法也接近解决。

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评价一种经济秩序，只停留在相应的经济传送器传送给社会不同集团的产品上，而不描述经济传送器不直接传送，但为此提供手段和政治意志的所有那些东西，以及由经济传送器产生的精神状态诱导出来的所有那些文化成就，那么评价就是不完整的——附带地说，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文化成就，留待以后考察（第11章），我们现在先谈谈前者的某些方面。

争取社会立法斗争的技巧和气氛模糊了否则十分清楚的事实：一方面，部分立法是先前资本主义成功（换言之，即资本主义企业先前创造的财富）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立法产生和普及的许多东西是很早就由资本家阶层本身行动首先提出的。当然，这两件事必须加到资本主义总成就里去。现在，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像它在1928年以前60年中那样，还有另一个60年，真正达到了人均1300美元的生产总值，那就容易看出，任何社会改革家迄今支持的所有迫切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毫无例外，甚至包括大部分幻想在内——或者会自动地得到满足，或者毋需重大地干预资本主义过程便能得到满足。特别是给予失业者的丰盈供应，到那时不但是可以容忍的负担，而且是很轻的负担。不负责任地制造失业和资助失业者，当然在任何时候都会形成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寻常谨慎态度进行管理，对连同家属在内平均数为1600万的失业者（占人口10％），提供平均每年160亿美元开支，在可用国民收入达到数字级2000亿美元（1928年购买力）情况下，本身不会是严重的问题。

我可否提请读者注意，为什么每个人都同意必定是讨论资本主义时最重要问题之一的失业——有些批评家甚至把它作为控诉资本主义的唯一根据——在我的论证里却扮演比较次要的角色？我不认为失业是一种像贫穷那样资本主义发展本身能够消灭的罪恶。我也不认为从长期看来存在失业百分比上升的趋势。包括一段相当长时间间距的唯一数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60年——让大家看到英国工会失业会员的百分比。它是一个典型同期性数列，并不表示一种趋势（或者一种水平型的趋向）。⁽¹¹⁾因为这点在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没有理论上的理由怀疑这个证明——所以我这两个意见看来对1913年前的战前时期来说是可以确立的。在战后时期的大多数国家里，甚至直到1930年前，失业处于极不正常的高水平上。这个情况以及30年代更严重的失业都可以用一些理由加以说明，这些理由与资本主义机制本身所固有的原因而引起失业百分比增加的长期趋势无关。上文我已提到完全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特征的那些工业革命。超过正常的失业是紧跟每次革命带来“繁荣阶段”之后的适应时期的特色之一。我们在19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见到它，1920年后的一段时间简直就是另一个这样的时期。只要这种现象本质上是暂时性的，就不能用它来推断未来。但还有一批别的因素往往使失业趋于激化——战争的影响、国外贸易的混乱、工资政策、某些制度的变更（它使英国、德国财政政策中的统计数字扩大；1935年后对美国也很重要）等等。在这些因素中，无疑有一些是资本主义将以递减效率运行那种“气氛”的征兆。但这是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的另一回事。(www.xing528.com)

可是，不管是持久的还是暂时的，不管是否越来越严重，失业无疑现在是、并且经常是苦难的根源。在本书的下一篇里我们将在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断言中间列入可能消灭失业的方法。然而我认为，真正的悲剧不是失业本身，而是失业加上不可能适当地为失业者提供救济而又不损害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条件。显然，如果失业者的生活不因失业而严重恶化，那么我们意想中与失业同在的苦难与堕落，即人的价值的毁灭，将大部消失，失业的可怕实际将不再存在，虽然生产资源的浪费还存在。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控诉提到，在过去——譬如说，约在19世纪末之前——资本主义秩序不但不愿意而且完全没有能力保证做到这一点。但如果资本主义能在今后半个世纪内保持它过去的成就，它便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到那时候，人们对它的控诉，如童工、16小时工作日和5人合居一室等悲惨情景将被遗忘；当我们谈到为资本主义成就过去所付的社会代价时，强调这些是很正确的，但在为将来权衡选择对象时，说这些就不一定合适了。我们自己的时代正处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的无能力和资本主义制度充分成熟阶段的有能力之间的某一点上。至少在美国，甚至现在就能不使这个制度过度紧张地完成这个任务的大部分。困难看来主要不在于缺乏充分的剩余资金去抹掉画面上的最黑暗部分，而在于：一方面因为反资本主义政策促使失业人数的增加超出30年代应有的数字，另一方面当舆论一旦意识到对这个问题的责任时，它立即坚持一些经济上不合理的筹款救济方法和松弛而浪费的管理赈济方法。

这同一论点大部分适用于将来——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现在——资本主义发展为照顾老人和病人、为教育和卫生等等提供的可能性。而且，从个人家庭立场而言，可以合理地期望越来越多的商品不再属于经济物品的范畴，实际上人人可以得到达到充分满足的程度。这个任务或者可以通过政府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的安排，或者可以用国有化或市有化的方法实现，用这些方法取得逐渐进步当然是将来发展的特色，甚至是未受束缚资本主义将来发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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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是还有另一种对待明显但不舒服的真理的办法，那就是讥笑它毫无价值。这样的讥笑所起的作用同反驳一样，因为一般观众总是对事实毫无所知，这就使得否认成为不可能——社会心理的绝妙标本。

(2) 参见A．F．伯恩斯，《1870年以后美国的生产趋势》，第262页。

(3) 这里我们不能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下一章我们再谈到这个问题时，我还将略加论述；较详细的论述见我所著的《经济周期》，第9章。

(4) 参见W．M．珀森斯，《经济周期预测》，第11章。

(5) 事实上这个余地留得过大了。参见F．C．米尔教授的估计数：1901—1913年期间为3.1％，1922—1929年期间为3.8％（不包括建筑业；《美国的经济趋势》，1932年）。

(6) “消费”包括购买诸如汽车、冰箱和住宅那样的耐久消费品。我们不把易耗消费品和有时称作“消费资本”的东西区分开来。

(7) 这就是说，人均实际收入将按％复利率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世纪中，英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全国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几乎正是按这个速度增加的（参见洛德·斯坦普《财富和纳税能力》）。对这种巧合不能给予很大的信任。但我认为这一点有助于表明我们的计算并不过分荒谬。在《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研究丛书》第241号第6页和第7页表1中，我们发现，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调整的“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和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的生活费用指数在1929年的数字为1829年的数字4倍还略多一些——这是个类似的结果，虽然其可靠性仍值得认真怀疑。

(8) 见斯坦普前书。如果我们去掉后一段时间内各种资料所证明的不同长短周期的干扰性影响，在所有国家内都可见到同一现象，有足够统计资料表明这一点。维尔弗里多·帕累托设计的收入分配测度法（或收入不平等测度法），有多处可以反驳。但事实本身和这个方法的缺点无关。

(9) 这些叫“长波”，在有关经济周期的作品中，这个名称最早是由N．D．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

(10) 这当然也适用于农产品，大量廉价的农产品完全是资本主义大企业（铁路、航运、农业机械、化肥）的杰作。

(11) 这个数列常常被制成图表并加以分析。例如，见A．C．庇古的《工业波动》或我的《经济周期》。在每个国家里似乎都有一个不能减少的最小数额，加在这个数额上面是周期性的运动，运动的最强烈部分大约有9到1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