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盘古文化之重要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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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市位于广西中部，秦统一岭南时，在境内首设县级行政建制，至今已有2210多年历史，汉、三国、南北朝均在境内设桂林郡治。市政府所在地原为来宾县，200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柳州地区，将原柳州地区的部分县市划出，正式挂牌成立地级来宾市，辖兴宾区、忻城县、武宣县、象州县、金秀瑶族自治县，代管合山市，总面积1.3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45万(2009年数据)，境内壮、汉、瑶等10多个世居民族和睦相处。

早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被称为壮家始祖的“麒麟山人”就在来宾市繁衍生息。经专家学者考察证实，来宾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保存有以盘古神话为核心，包括盘古寺庙、地名、节日、歌舞、剧本唱词等在内的原生态的盘古文化。是广西壮族主要聚居地之一，民族与历史文化丰富，盘古文化、麒麟山文化、红水河文化、瑶族文化、莫氏土司文化源远流长。

被喻为“壮乡故宫”的来宾市忻城县莫氏土司衙署，是亚洲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群。这里壮族的“三月三”、瑶族的“盘王节”等民族节日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里又是著名的奇石之乡，红水河奇石、草花石素以形态各异、品质优良驰名海内外，有“来宾奇石甲天下”之美誉。

盘古钟　(来宾市文联提供)

盘古文化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但是，盘古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学术界一直有争议。经过深入考察，广西壮学会文化考察专家组2003年12月对外宣布，来宾市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一考察发现打破了中国没有“创世神话”的旧说。

在古籍中，最早记载盘古神话的是三国时期，但没有记载神话的流行区域。之后南朝梁代任的《述异记》中记载“桂林有盘古祠，令人祝祀”，这里的“桂林”即现在的来宾市象州县。文学巨匠茅盾也认为“盘古神话本发生于南方”。

壮族是来宾的原始居民，这里的民间还流传着“盘古兄妹”繁衍人类的神话：远古时水淹天下，只有躲在葫芦里漂浮的兄妹俩幸存，后生出像磨刀石形状的肉团，被砍碎撒向四野，就变成了人类。壮语称兄妹俩为“盘勾”，“盘”即磨刀石，“勾”即葫芦。专家们从语言学角度解释说，由于壮族历史上没有通用文字，“盘勾”的汉字注音就是“盘古”。磨刀石和葫芦至今还是壮族的崇拜物，专家在考察中发现，来宾有着丰富的盘古民俗文化元素，现存包括3座盘古庙、5个以盘古命名的村庄、大量盘古山歌和戏剧等，其中盘古庙供奉盘古神像，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和诵经活动。

在兴宾区良塘乡甘东村南的盘古山有座盘古庙，周围的村民逢年过节都去祭拜。建在半山腰的庙内，供有一对并排坐着、肩上和下身披着绿叶、面带雅气的盘古兄妹塑像。庙台两边有对联：“盘帝德高深永奠山河强各族；古皇恩浩荡宏开天地造人伦。”此庙已不知始建于何年，过去庙内设施较完善、规模也很大，曾挂着一口1919年铸造、有“盘古大庙”铭文的大钟。当时每年举行庙会活动和大年初一、十五，都要敲打此钟以祈风调雨顺、幸福吉祥，祭祀活动延续至今。每当此时，周边村民各家各户都自带猪肉、全鸡、粽子、米饭等供品到此祭拜盘古；农历八月初八还在庙内举行盛大的诵经活动；农历六月十七是盘古生辰，庙会活动要持续三天三夜，当天家家户户吃斋，不沾半点腥腻，活动内容主要有喃么、唱盘古山歌、演壮师戏“水泡天门”、舞龙狮等。另外，如遇当年天大旱，盘古诞生日当天还要举行“盘古兄妹出游”活动，大家抬着盘古兄妹塑像敲锣打鼓，游田垌、村寨，游到盘古外婆家岜姆岭时停留一晚，请道公诵经祈求降雨沐浴天下百姓，第二天回到庙里。

此外，在来宾市的武宣县和象州县等地，也都有盘古庙和有关盘古的神话传说故事，地方史志资料以及民间文学作品中对此均有录载，在民间至今还广为流传；在壮族山歌、壮师剧目、壮族师公唱本中都有专门传唱盘古的内容。来宾市内历代建有盘古庙数十座，以盘古命名的村、山、岭、洞等近百处,仅武宣县就有盘古村4个、盘古山1座、盘古岭2座、盘古洞1个。自古以来在来宾民间纪念盘古、崇拜盘古的风气极为盛行，而且延续至今。

来宾市盘古文化的发现，向世人证明，中国有自己的创造世界的神话，而且内涵丰富，源头清楚，脉络清晰。来宾的盘古传说，无论是从原始社会生产条件、原始思维层次、原始婚姻制度还是原始信仰，都具有新石器时代的特征。

盘古节“盘古兄妹出游”　(来宾市文联提供)

壮族文化书籍　(来宾市文联提供)

郑献甫(1801－1872)

郑献甫，原名存纻，别号小谷，来宾市象州人，古代著名壮族文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即授刑部主事，才及一年，便告归乡里。40岁以后从事教授，先后在广西庆远(今宜州)、桂林、广州、顺德、东莞，以及故乡象州等地，主讲各大书院，达30年，是一位名声遍及岭南的经师和诗人。著作甚丰，有大量诗作行世。《补学轩诗集》十六卷，收33岁到72岁所写诗作2800多首。

费孝通的大瑶山社会调查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6年赴英国留学，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清华大学副教务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客座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荣誉院士，被香港大学授予文学博士荣誉。

费孝通1935年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开展的社会调查，他们的爱情故事和对广西大瑶山的深情，成为一段让人难忘的历史。

1935年广西政府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的课题，向清华研究院求助，希望派员来桂支持。研究院决定选派费孝通前往。为了方便同行，费孝通与王同惠决定结婚。1935年10月10日，费孝通夫妇离开南宁，在翻译和向导的带领下前往大瑶山。10月18日他们从象县(今象州县)进入大瑶山腹地东南乡(今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当时的大瑶山被称为“蛮荒之地”，在这里搞调查其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一边作社会调查，一边向内地发回题为《桂行通讯》的报告。12月16日，他们又开始翻山越岭到罗运乡进行调查。一路上，当地向导在前面带路，行至五指山冲口处时，两人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歇息。这一歇，他们与向导失去了联络，迷失了方向。天慢慢黑了下来，费孝通忽见前面有一处似房屋的建筑，以为是人家，立即趋前探身察看，遂误入瑶族猎户为猎兽设的陷阱。怀有身孕的王同惠见状，奋不顾身地抢救。她见费孝通的腰部、腿部均受重伤，站不起来，便将他扶到附近的地上坐下，自己外出找人救助。天快亮了，费孝通仍没见妻子返回，便慢慢往前爬，自寻救助并寻找妻子。直到17日傍晚，他才被两位瑶族男青年背回古陈村，而王同惠却杳无踪影。副乡长闻讯后下令：凡16岁以上的男子，马上出动寻人。全村连续寻找7天，才在古陈与罗运交界的一处悬崖下的山洞急流中发现王同惠的遗体。王同惠遇难那一天，是她和费孝通结婚的第108天。

金秀六巷乡王同惠纪念亭　(来宾市文联提供)

瑶胞们按当地风俗，为王同惠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第二天，副乡长挑选了8位身强体壮的瑶族青年，分别抬着王同惠的遗体和重伤未愈的费孝通离开六巷乡古陈村，经平南县到达桂平县(今桂平市)江口圩渡口上轮船。到梧州后，费孝通将王同惠遗体埋葬在梧州白鹤山上。费孝通请人精心设计了王同惠之墓，并亲笔写了碑文。

费孝通在广州柔济医院治伤期间，便着手整理王同惠在大瑶山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撰写《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至1936年6月回到北京时脱稿。之后，《花蓝瑶社会组织》在上海出版，作者署名王同惠。此书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瑶族的族源、语言、民风礼俗、信仰、典章、生活、劳动、卫生、教育、家庭关系等情况，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第一部田野调查报告。1988年12月，费孝通到广西梧州谒王同惠墓，睹碑思人，百感交集，还赋诗一首，犹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海外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被公认为中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一个里程碑，奠定了他社会人类学大师的地位。《江村经济》卷首，费孝通满怀深情地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逝世，家人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与王同惠合葬。

近年有学者将费孝通先生有关广西瑶族的研究文章单独编成《六上瑶山》一书出版。费孝通在1935年第一次大瑶山调查之后，于1978年、1981年、1982年、1988年四次到大瑶山考察。费孝通在1951担任中央访问团副团长、广西分团团长时，曾到广西的许多瑶族村寨访问，特别是在龙胜各族自治县考察时，写作了《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一文。《六上瑶山》的编者把1951年费孝通的广西之行，也作为对广西瑶族地区的一次考察，于是就有了“费孝通六上瑶山”的说法。

萧朝贵(约1820－1852)(www.xing528.com)

萧朝贵，来宾市武宣县河马乡人，壮族，约生于清嘉庆末年，太平天国第一批所封五王中之西王，称八千岁，是太平天国早期的重要领袖，常以“天兄下凡附体上身”发布命令，是金田起义核心领导人之一。

萧朝贵家境贫苦，常到紫荆山靠种菜、耕山、烧炭以维持生计。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加入“拜上帝会”，后到壮、汉、瑶等各族群众中宣传拜上帝会的教义，串联发动群众入会。

金田起义前夕，萧朝贵回武宣家乡招齐会众，动员同族兄弟参加起义。太平军在金田誓师起义后进驻武宣东乡、三里，洪秀全在东乡“登基”称天王，封五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前军主将，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居第三位。1851年10月，洪秀全在永安州封王授爵，萧朝贵被封为西王。在太平军进军南京的征途中，萧朝贵为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强攻湖南长沙城时，不幸被清军炮弹击中牺牲，时年3l岁。

昆仑关战役指挥部旧址

昆仑关战役指挥部旧址位于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扶济村塘禾山敢墙洞，距昆仑关92公里。1939年冬，西南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奉重庆军事委员会之命在此成立行营指挥所，组织指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昆仑关战役。指挥所上可与重庆蒋介石联系，下可与所辖第三(苏浙赣)、第四(粤桂)、第九(湘鄂赣)战区沟通，成为西南七省的前线行政军事指挥中心。蒋介石曾到指挥所视察战事，对团级以上军官进行训话。

1939年1月，日军占领与北海相邻的涠洲岛，修建了军用机场。同年11月15日和16日，先后从钦州湾的企沙、龙门等地登陆。由于国民政府桂林行营对日军进犯广西的线路判断错误，因而邕(宁)钦(州)一线兵力不足，致使日军长驱而入，11月24日攻占南宁，12月4日占领邕(宁)宾(阳)线上的昆仑关。为保卫西南交通线，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组织桂南会战。会战前夕，白崇禧在扶济村后山上的两个岩洞里成立行营指挥部，指挥作战。两洞不高，距山下仅10米，方便出入。洞口开阔，修建有厚达40～60厘米的防护墙，可抵挡敌机向洞内扫射。洞内亦十分宽敞，可容近百人。防护墙内筑成上下两层的数间小屋，上层为观察哨所，下层为警卫室，至今仍有部分残墙留存。

在昆仑关激烈争夺阶段，白崇禧为方便指挥，率指挥部部分人员推进到宾阳县新桥乡白岩村，设立前线指挥所，但指挥部大部分人员仍留在扶济村。昆仑关战役结束后，桂林行营指挥部撤回柳州，在扶济村办公历时近三个月。

位于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的昆仑关战役指挥所旧址　(来宾市文联提供)

“麒麟山人”遗址

“麒麟山人”遗址位于来宾市兴宾区桥巩乡合隆村西南面约500米处，为自治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群山簇拥，峰峦秀丽,远望此山，俨然一只卧地昂首的麒麟，故而得名。

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专家贾兰坡、吴汝康在此山盖头洞(壮语为卡姆头洞)发现一个人类头骨的颅底部分化石，伴生动物化石有鹿牙、猪牙，还有大量腹足类动物的壳，并发现粗糙的石器一件和人工打制的石片两片。人头骨化石被命名为“麒麟山人”，现存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博物馆中，广西博物馆内有复制品。据考证，“麒麟山人”生活年代为距今约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麒麟山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说明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就在来宾市兴宾区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位于来宾市兴宾区桥巩乡的“麒麟山人”遗址　(来宾市文联提供)

石巷迷宫

石巷迷宫位于来宾市象州县象州镇沙兰村的青山岭上，占地约5公顷。由一堵堵约4米高的岩石构成，石壁呈鱼鳞状；石巷宽处可容两人并行，窄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巷内有奇形怪状的石壁石块、奇曲弯转的巷道、石门、栩栩如生的石头塑像、千丝万缕的古藤。巷道四通八达，奇曲弯转，人入内行走，极易迷路。走出石巷，但见近处桃李成林，远山如黛，烟霭轻绕，山风习习，沁人心脾。整个迷宫颇似欧式城堡，由于浓密的灌木、野藤覆盖，极为隐蔽。有关地貌专家认为，石巷迷宫约于3.5亿至4亿年前后泥盆纪时代，由海底地壳变化和水长期侵蚀而成，是岩溶地区特殊的地貌奇观。

武宣文庙

武宣文庙是自治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来宾市武宣县城，又称黉学官，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也是武宣最早兴学立教之地。文庙于明宣德六年(1431年)从旧县城(今三里镇旧县村)搬迁而来，坐北朝南，俯视黔江，面对文笔峰，地势高敞，规模雄伟，甚为壮观。文庙占地面积4760平方米，历经明、清、民国各朝相继修葺，形成建筑布局有照壁、东西厢房、礼门、棂星门、状元桥、泮池、名宦祠、明伦堂等组成的砖木结构建筑群体。

武宣文庙　(陈德仁/摄)

忻城莫土司衙署

忻城莫土司衙署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土司建筑群，位于来宾市忻城县城关镇翠屏山北麓，始建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由忻城第八任土司莫镇威完成衙署主体建筑，经历任土司先后扩建附属建筑，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土司衙署建筑群。主要由土司衙门、莫氏祠堂、土司官邸、大夫第、三界庙等主要建筑组成，总面积38.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衙署建筑皆砖木结构，具有中原古典宫廷建筑特点，气势宏大，格调典雅，民族特色浓郁，是元末明初土司制度文化的缩影，也是研究土司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因为最具壮族建筑特色，被誉为“壮乡故宫”，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考古价值，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来，《一代廉吏于成龙》、《流亡大学》、《石达开》、《刘三姐》等10余部影视作品在此拍摄。据传，这里就是壮族“歌仙”刘三姐故事中莫老爷的府邸。莫土司衙署是忻城土司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见证，也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我国西南土司制度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因此，有专家认为，要研究壮族的历史，一定要研究壮族土司制度的历史；要研究壮族土司制度的历史，一定要研究忻城莫土司的历史。这反映了忻城莫土司史在壮族史中的重要地位。

忻城莫土司衙署　(邹文彬/摄)

莫土司衙署花廊　(邹文彬/摄)

中央电视台在忻城莫土司衙署拍摄节目　(邹文彬/摄)

壮族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始于宋代，是唐代羁縻制度的延续和发展。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以夷治夷”、“以蛮治蛮”政策，利用当地酋长并以其势力管辖所及的区域，分别授予官职，准其子孙相继承袭，是为土司制度。到了明、清时期，为适应封建地主经济发展，中央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土司制度逐步被流官制度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