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国古代教师观
在世界教育史上,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400)、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的教育思想为欧洲各国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世界各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他们前后师承,形成了十分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体系。古希腊“三杰”把理性教育作为全部教育工作的核心。[27]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只有知识才能使人变得有智慧,而智慧就是最大的善。[28]因此,应当“自知无知”,把学习看做人生最重要的事。他创造了“产婆术”,教师作为“助产士”,以谈话的方式与学生不断反诘和归纳,创造性地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自己获得解决问题的结论和答案,发现真理。这成为西方近代和现代启发式教学思想的最早渊源。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法”,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用对话的形式进行师生间的启发问答,引导学生去主动探索现实问题,并追求理念世界。他还创办了阿卡德美学园,实践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积极传授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学生共同开展讨论和研究,培养了一批上层统治者以及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杰出人才。
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三件事能使人善良而有德行,这就是天性、习惯和理性。而要使它们相互协调一致,除了立法,就要靠教育。他更加以培养“理性”为主,注重现实;认为惟有通过培养人的理性,才能使人有德行。为了促进天性、习惯和理性相互调和和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他提出“自由教育”的主张。所谓“自由教育”,就是适合自由民的身体和心灵发展之需要。[29]由上可见,古希腊“三杰”出于对理性的共同追求和科学精神,有深厚的师承关系和共同的教育思想主张,但他们又不局限于教师的权威,而是不断超越、发展和创新,形成各自的思想体系。这正体现和实践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www.xing528.com)
昆体良(35~96)是古罗马时期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在《论演说家的教育》中提出,教师应当是德才兼备的人,像《荷马史诗》中的非尼斯一样,既教学生怎样演讲,又教学生怎样做人。教师务必要以纯正的德行和自身的威信,保持学生免遭损害。教师首先应当唤起个人对他学生的父母感,以慈父的态度对待学生,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纵容,处处为学生做出模范和榜样。但“仅仅教师自己作出严于律己的榜样是不够的,他还必须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学生的行为”。[30]他主张在教学中应当利用儿童的积极情感,用提问、夸奖的方法来鼓励学生的学习,运用启发诱导的方式培养学生学习态度和能力。他认为,除了使我们的学生不需要总是有人教,我们的教学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此外,他还较早提出了教师对于学生的培养应当因材施教、量力而行。他在教师及教学法方面的这些思想和经验,对后世的人文主义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教师观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很多都反映了教师这一职业的本性和规律性。它们的区别往往是不同哲学思想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反映。如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当仁不让于师”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中国古代教师观则是以德性为核心的,而古希腊“三杰”的教师观是以理性为核心的。同时,由于儒家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教师观更加强调师道的权威和教师观的继承性。西方古代的教师观则一直保持一种活力,不断发展和革新。但进入中世纪,欧洲的学校建立在《圣经》及其讲解人——教师的权威之上,学生只是盲目听从和接受,不允许任何的质疑、探索和创造。“一切真理都在圣经上写着。”教师由此被圣化。教师是冷酷的,死记硬背、严酷纪律和体罚是最常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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