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表达，不能把自身的要求说出来，就没有权利，更无所谓政治文明。现在，新阶层不断出现，人们的利益诉求日趋多元，不少阶层都有其“代言人”。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是农民的“代言人”之一。
200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封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的信。这封被当地人称为“建国以来监利县影响最大”的信开头写道：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就是这封信，引发了湖北乃至全国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现在看来，这封信是直接寄给国务院领导的，当初并没有直接投书媒体，但是李昌平作为新闻人物广为人知，始于2000年8月《南方周末》的头版大幅报道，从此，李昌平天下闻名。他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令人刻骨铭心。时任《南风窗》杂志总编辑的秦朔称李昌平是“一个时代的发言者”，还说“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为它的命运而殚精竭虑的发言者”。
2004年初，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的问世，让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成为农民新的“代言人”。在这本书里，陈桂棣、春桃夫妇对农民生活的现状、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行全过程等做了全面深入的报道。同时，作品深刻揭露了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诸多难题和矛盾，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心声，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www.xing528.com)
“三农”广大问题也引起了高校学子的热情关注。2004年2月24日，《三湘都市报》报道，中南大学商学院女大学生曹裕，利用假期通过实地采访、调查得来第一手资料，撰写成《关于湖南省桃江县花果山乡政府负债情况的报告》，并致信温家宝总理，披露花果山乡乡政府盲目投资、公款吃喝挥霍，以及恶化干群关系的腐败、弄虚作假等问题。《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国家信访局两次函复曹裕，感谢她对农村经济工作的关心，表示如果情况属实，将严肃查处，并希望她继续提供有关资料。
同年寒假，20岁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二学生李强，在家乡山西农村进行了8天社会调查，写了一篇4万多字的《农村八记》，对农民实际收入下降、农业税过高、农村教育、农村改革后的机械化、农村基层政权等问题作了翔实、生动的反映。温家宝总理看到后，亲自写信热情鼓励，认为“实属难得”，并指出：“从事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是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了解和深深地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文章。”
200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突出位置，刊登了温家宝总理的回信，并分8个部分选登了李强的农村调查报告，同时配发了“编者的话”。中国第一大报如此高规格地报道《农村八记》，进一步扩大了李强深入农村搞调查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记协、中宣部新闻局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专门为《农村八记》联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一位与会者认为，大众传媒及其从业者应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成为农民权利的“代言人”。
事实上，在“三农”问题一直未解的今天，除了层出不穷的农民“代言人”，许多有责任的媒体也主动承担了代言人的角色。如我国第一“农”字号报纸《农民日报》的办刊方针就是“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而且，许多非农报刊也对“三农”问题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据新闻传播学者王天定、石萍统计，2002年前6个月，《南方周末》出版的24期报纸中，与“三农”有关的新闻报道、言论共85篇。王天定、石萍认为，像《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无疑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精英媒体，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无疑会影响到其他媒体，引导更多的媒体关注这一问题。
应当看到，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进行，农民利益，特别是农民的政治诉求，需要畅通的表达渠道，完善的表达机制。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表达渠道，如何真正实现“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这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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