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意识的增强剂：大寨不再吃大锅饭

2.大寨也不吃大锅饭了：农民政治意识的“增强剂”

大寨，原本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大寨之路》和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从此，这个小山村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红色第一村”大寨，曾经是我国农业战线上树立的一面旗帜。与“大寨”两个字紧密相连的是“大锅饭”，是“一大二公”，是集体化道路。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大锅饭”闻名一时的大寨，能否在观念上转过弯来？

确实，不仅是在大寨，当时不少地方、不少人“大寨观念”还相当重，一时不能跟上新观念的变化。1982年冬，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决定采访大寨。事先，记者的想法是：“大寨如果不吃大锅饭了，那是新闻；大寨如果继续吃大锅饭，那也是新闻。”采访得知的情况是大寨不吃大锅饭了，也搞起了承包责任制。于是，1982年12月21日，《羊城晚报》刊登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大寨也不吃大锅饭了》，著名专栏评论家微音还配了“街谈巷议”专栏评论《贺大寨人不走“大寨路”》。这篇新闻是这样的——

大寨也不吃大锅饭了

本报昔阳二十日电，山西省大寨大队也不吃大锅饭了，今天，他们将八百六十亩耕地全部分给一百三十户农民承包，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原来集体经营的一个煤窑，一座酱粉坊、三台拖拉机、二百亩果园、八百亩山林，也全部承包给个人。(www.xing528.com)

上午九时，大队党支部书记贾长锁带领着社员，从麻黄沟一直到狼窝掌、康家岭，逐块分责任田。获得了自主权的社员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原大寨大队大队长、现任大寨公社副书记贾承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才刚刚起步，过去搞的极左那一套不灵了，我们大寨人再也不走‘大寨路’了。我曾经到河南省兰考县去参观，那里条件比我们差，但积极性比我们高，发展速度比我们快。可我们大寨社员往地里一转，干不干两块半，不少好地荒了。大寨的一本经再也不能念下去了。”

从今天起，大寨社员又有了自留地。按政策规定，他们每人分到二分二厘地，全大队共一百二十三亩，占耕地的百分之十五。过去大寨社员吃菜靠生产队统一分配，不能满足要求。我们在大寨村里转了一圈，看到有些社员在门口用瓦筒放上土，栽上白菜、西红柿。大寨社员的家庭副业现在也开始活跃起来，许多社员家门口有了鸡窝、兔笼。不少农户还圈起了猪圈，个人养猪共达一百四十头，其中有七十头是近两个月才买回来的。在村口，我们见到了老农贾九胜。他正在抚摸着心爱的三头牛，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中央的政策合了俺的意，俺今年光卖猪卖兔就收入五百元；养了六只母鸡，下了蛋俺都吃了。今年俺买的母牛，两头都怀了胎，猪圈里还有四头猪哩。

这篇新闻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表面上看，新闻报道的是大寨的农业生产情况，实际上更体现了当时大寨人的思想斗争情况，体现了他们政治观念的变化。这篇新闻对当时农村改革发展影响极大，那些观念一时转不过弯来的人，从此抛弃了极左的那一套，走上了顺应时代潮流的道路。

通过新闻宣传转变农民政治观念的例子还有很多。建国初期，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是当时全国各地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951年7月18日起，《新湖南报》发起了“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持续达5个多月，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场讨论是建国以后中共中央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评运动，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运动。在这场讨论中，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了教育和改造农民落后思想的基本思路，为此后解决农民思想教育问题提供了成功的历史经验。

美国学者罗吉斯·伯德格说：“大众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自然形成的乡村隔绝状态。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为农民传播了现代道德，大众传播开阔了农民的视野，传播了信息，说服农民接受变迁。”正是如此，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的政治信息传播，农民的政治观念逐步觉醒，并不断加强。现在，农民在政治上的表达愿望越来越强烈，他们积极参与村内、村外事务的管理，再也不是从前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另一方面，利用大众媒体，发布政治信息，宣传政治主张，引导社会舆论，也成为现代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