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对于政治的影响，最大莫过于影响政治决策。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农村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新闻舆论的力量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时的中国农村，在经历了“一大二公”、三年困难、“农业学大寨”运动之后，农村生产力被严重束缚，农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农村经济面临破产的境地。许多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不仅没有分到钱，反倒还欠集体的钱，负债累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人吃人的事情并不鲜见。
1980年春夏，新华总社先后给了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戴国强4位记者一个共同的任务：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据可靠消息，中央将在当年9月召开一个高层次会议，专门研究包产到户问题。总社要求记者尽快行动，要沉下去，到农村的最底层，直接倾听农民的心声，为党中央制定有关政策提供第一手的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受命之后，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戴国强立即分赴各地，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深入调查。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深入晋北、陕北、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平凉和定西等四省区，以“内参报道”的形式接二连三地发回了一大批报道。“内参报道”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立体地反映出农民兄弟依然一贫如洗的凄苦状况，反映出他们为求生存、求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尖锐冲突，反映了他们呼吁放宽农村政策的强烈愿望。形势之严峻，闻所未闻，不仅是党刊、电台从未报道过，就是各省党政领导也极难从下级的内部报告中了解到。
“内参报道”经过北京新华总社，及时送到中南海——中国最高决策层手中。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那一年，宁夏固原一个社农民集体罢工拒绝开镰收麦，强烈要求包产到户。此事经“内参报道”呈给中央领导，三天后，胡耀邦便带了有关此事的“内参”亲临宁夏六盘山区，直接来做宁夏干部的思想工作。(www.xing528.com)
多年以后，根据这些“内参报道”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告别饥饿1978》。作为当时调查组织者之一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杨克现在序言中写道：“毫不夸大地说，这些‘内参报道’，对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依据新闻记者采写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决策，不独是新华社4位记者的这次“西行漫记”。只是因为他们的“内参报道”事关中国命运，放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看，才显得特别突出，特别有意义。现在，随着传媒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新闻媒体在国家和社会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03年4月底，全国媒体广泛报道了青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致死的案件。一时间，媒体对收容制度的质疑不绝于耳。继而，北京大学许志永等三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最终，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公布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宣告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
2007年3月，广州《信息时报》关于建议将除夕列为法定假日的系列报道，得到近20万网友的支持，全国十几家主流媒体也争相呼应。不久，国务院责成国家发改委、国家法制办研究调查除夕放假问题。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媒体报道将成为决策出台的重要参考依据。
媒体报道之所以引起决策者的重视，进而成为决策重要依据，与新闻媒体的特性分不开。新闻记者以真实为生命，加上记者身份的特殊性，群众愿意对他们“掏心窝子”，说真话，讲真情。记者的实地采访、调查，往往能够多渠道、高效率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同时，只有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新闻媒体才能取信于人，赢得市场。如果媒体报道有错误，也能在广泛的监督中，随时得到修正。因此，新闻媒体在了解真相上具有比其他渠道更大、更显著的优势，被公共政策的决策者重视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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