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去详细了解韩国的“新村运动”，看看“传媒下乡”的力量。
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农村的条件非常恶劣，通电的村子不到20%，有自来水的还不足15%，80%的农舍还是茅草屋，人均年收入才几十美元，政府财政也没有什么余力。1970年开始的韩国“新村运动”改变了这一切。到2004年，韩国人均GDP已跃升至1.4万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0.84，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分三个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收入和发展农村工业区。自1970年开始，韩国政府10年间累计向“新村运动”投入了2.8万亿韩元，相当于财政支出的1%，韩国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以显著改善。这说明，政府的财政投入在农村建设中非常重要。
然而，正如李寿成所说，政府对农村教育方面的支援，是最为主要的，也是“新村运动”最成功的一点。据了解，“新村运动”期间，在农村进行了各种各样教育。对基层“新村运动”指导者的培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同时，持久、广泛开展的法制、公德、忠孝伦理以及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性教育，则促进了农民素质的全面提升。传媒在农村教育中就立下了汗马功劳。(www.xing528.com)
朴振焕，早年留学美国，获农业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韩国农业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他担任韩国总统朴正熙的经济事务特别助理，一直在总统办公室直接介入新村运动的决策。在《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一书中，朴振焕介绍了新闻媒体的作用。
朴振焕说：“在运动刚开始时，政府在没有寻求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支持的情况下在整个农村地区实行新村运动，当农村的居民积极参加新村运动时，很少有记者对新村运动进行报道。当政府试图将新村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时，就需要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形成一种共识，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们对这项在农村实行的所取得的惊人的成果的宣传将是很重要的支持。”
不仅如此，参与新村运动宣传的“大多数是报社、电台、电视台的管理者或高级职员。”据统计，1974年—1980年，参加新村运动培训的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分子的职业分类中，新闻工作者及作家有602人（总数为10513人），是继教授（2272人）、牧师和僧侣（782人）之后的第三大类人群。
广泛而又深入的媒体宣传，不仅扩大了新村运动的影响，还促进了农民观念的深刻变化。朴振焕说，“快速方便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民阶层中影响着他们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现金收入，并能赶上城里人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这使他们产生极大的兴趣去学习更多关于农产品定价的策略、农产品的市场改革、经济作物和牲畜产品的生产、饲养技术。对农民的训练课程随着他们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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