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现：西方哲学简史

第一节　人的发现

人文主义的巨擘或为文学家，或为艺术家。前者如但丁、彼得拉克、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后者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他们的文学观、艺术观和道德观传播了与经院哲学不同的价值观念。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则从哲学和神学的角度论证了人的崇高价值。在他们的笔下，人不再是匍匐在上帝之下的可怜的被造物，而是上帝创造的杰作，世间最可宝贵的生灵。人文主义者发现的人的价值包括尊严、才能和自由。

人的尊严

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论人类悲惨状况》的文告中强调人是值得怜悯的悲惨动物，他承认自己没有涉及人的尊严这一主题。有鉴于此，彼得拉克（Pranasco Petraca，1304—1374年）说他是第一个讨论人的尊严的人，他也是第一个自称为“人文主义者”的人。人文主义者以“人的尊严”、“人的崇高”为题，歌颂人的价值。人的灵魂和肉体、人的创造和幸福都是他们讴歌的对象。

人文主义者托麦达（Anselm Turmeda）在《驴的论辩》中设想人与驴争论谁更优越。人用人能建造辉煌的宫殿为例，证明人比动物更高贵，驴用鸟筑巢的本能证明动物的建筑才能也不差；人说人以动物为食，因而比动物更高级，驴举出寄生虫以人体为养料、狮子老虎也吃人的反例。但是，人最后找出的证据说服了驴：上帝肉身化的形象是人，而不是其他动物。德国的人文主义者阿格里帕（Rudolph Agricola，1443—1485年）说，人体的比例是万物的尺度，人体的构造是小宇宙。人不但包括地界的四种元素，还包括天界的精神元素，人体的直立姿势使人不像其他动物只能俯视地面，人能够仰望苍天，因而能够以精神世界为归宿。西班牙的人文主义者斐微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年）热情地讴歌了人的形象。他说，在奥林匹斯山诸神的眼里，人的形象“如此协调一致，任何一部分若被改变或损益，都会失去全部的和谐、美丽和效用”⁽²⁾。

艺术家阿尔伯蒂（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年）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却不同于其他部分；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他的杰作被人欣赏。人在自然界中的崇高地位在于自然赋予人的卓越本性，他说：

自然，即上帝赋予人理智、可教性、记忆和理性，这些神圣性质使人能研究、辨识、认识需要避免或趋向的东西，使他以最好的方式保存自己，除了这些无价的、可企羡的伟大礼物之外，上帝还给予人的精神和心灵另外一种能力，这就是沉思。为了限制贪婪与无度，上帝给人谦和与荣誉的欲望。另外，上帝在人心之中建立了把人类联结在社会之中的坚固纽带，这就是正义、平等、自由和互爱。⁽³⁾

人的才能

“人文主义”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指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atatis），当时的人文学科大致相当于古代罗马学校讲授的博雅学科（liberal arts） 。 15世纪意大利崇尚古代文化，恢复以古典拉丁文为主的人文学科，包括语法、修辞、诗学、历史与道德哲学，它的培养目标是个人的表达能力和文化修养。人文学科最初在新开设的拉丁学校中讲授，后来欧洲各国的中等学校也普遍开设，不但学习古典拉丁文著作，还学习希腊文著作。人文学科的培养目标是优雅的语言、细致的艺术鉴赏和创造能力以及高尚的道德，它塑造了与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完全不同的新人，同时在社会上树立了新时代的人的崇高形象。

人文主义者追求语言典雅、流畅，刻意摹仿古罗马雄辩家的风格。人文主义者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年）在《拉丁文是优雅语言》中把中世纪的语言称为“野蛮的拉丁文”，他声称自己的目的是恢复古典拉丁文的高尚和纯洁。他更反对野蛮拉丁文表达的经院哲学。他在《辩证法的争论》一书中说，哲学家的争论很多都是语言上的纠缠，语法和修辞可以解决这些困难；他的目标是用古典拉丁文的用法简化逻辑，用修辞手段代替呆板的演绎程式。他把雄辩术称为“万事万物的皇后”，他要“举起雄辩术之剑——至上的皇后之剑反对哲学家的偷偷摸摸的剽窃，处治他们的罪行。雄辩家可以更清楚、更严肃、更优雅地说明含混的、可怜的、贫乏的哲学家要说明的问题”⁽⁴⁾。

但更重要的是，人文主义者都认识到“文”与“人”的联系。他们提倡古罗马的优雅拉丁文，目的是为了传播新的生活方式。佛罗伦萨大学1397年章程说：“修辞艺术不仅是一切科学用来说服人的工具，而且是公众生活最伟大的装饰。”⁽⁵⁾斐微斯认为：“语言是自然赋予人行善的工具。”彼得拉克说得更清楚：语言的实质在于社会凝聚力、人性的表达以及利他主义的精神，这些不仅体现在哲学理性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有雄辩力量的语言之中，这一语言“不仅修正我们道德生活与行为，而且也修正语言自身的用法”。修辞是展示自己心灵与劝人为善的工具，对于提高道德水准和伦理实践至关重要。⁽⁶⁾

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然是道德教科书，但人们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世俗方面，把健康、富有、幸运等作为外在的善，它们是实现内在的善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人文主义者既不赞成禁欲，也不以思辨为幸福，但他们也不认为财富和其他物质利益自身有道德属性；他们把古罗马人追求的荣誉和高尚作为首要的德性。但丁早在《神曲》中就说过，哪里有德性，哪里就有高尚。中世纪的武士尚武，新兴的商人拜金，两者都不符合崇尚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者的情趣。他们追求的德性是荣誉及其外在标记，如优雅的语言、服饰和举止，高超的艺术鉴赏力等。(www.xing528.com)

人的自由

人文主义者认识到，人的最高价值是自由，即选择和造就他自己地位的力量；自由是神赋予人的礼物。人运用自由最后达到了与神的儿子和神一样的最高境界。斐微斯在《人的寓言》中说，世界是天神朱庇特为人准备的一座舞台，人在上面可以扮演从最高的天神到最低的动物的一切角色；造物主从人的本性中除去固定的本质，让他的行为决定他的存在，人因此比其他实体具有更多、更高的本质。

新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年）在《柏拉图神学》中构造了一个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等级体系。它由太一、心灵、灵魂、形式和形体五个基本实体构成。“太一”是基督教的上帝，他包含着万物的理念；理念注入天使的心灵，心灵产生理性的灵魂；灵魂包含着与心灵中的理念同样多的“精微理性”，灵魂的创造把精微的理性外在化为形式；形式与形体的结合组成可感的具体事物。在这个宇宙图式中，灵魂占据着联系精神世界（太一、心灵）和物质世界（形式、形体）的中介位置，费奇诺所说的灵魂主要指人的灵魂。个人灵魂是世界灵魂的个体化，因而人可以利用精微活力进行创造，比如，医生集中天体影响力治疗身体紊乱；天象也影响人的想象和思维，使他们能够发现事物的隐秘性质与和谐，创造文艺作品；人还有把事物中精微活力激发出来的创造力，这就是魔术。费奇诺把魔术称作最崇高的自然哲学。然而，他心目中的人性的楷模是艺术家的灵魂。人所创造的奇迹主要是艺术：伟大的城市、辉煌的建筑、雕像和绘画、有用的工具器械，表现了人利用自然、装饰自然的创造力，显示了人的灵魂的神圣。人就是地球上的神。

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皮科（Giovanni Pico，1463—1494年）不满意把人置于宇宙中心或把人看做“小宇宙”的观点：他说，造物主在完成创世活动之后，决定再创造一个能够景仰他的杰作的伟大而美观的存在者，这就是人。上帝已经把恩典分摊给了其他被造物，他决定让人分享这些被造物所有的一切。皮科借上帝之口对亚当说：

我们没有给你固定的位置或专属的形式，也没有给你独有的禀赋。这样，任何你选择的位子、形式、禀赋，你都是照你自己的欲求和判断拥有和掌握的。其他造物的自然一旦被规定，就都为我们定的法则所约束。但你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可以按照你的自由抉择决定你的自然，我们已将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在那里你更容易凝视世间万物。我们使你既不属天也不属地，既非可朽亦非不朽；这样一来，你就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你能堕落为更低等的野兽，也能照你的灵魂决断，在神圣的更高等级中重生。⁽⁷⁾

皮科借上帝之口，为人性和自由谱写了一曲我们在现代人本主义者那里才能听到的赞歌。

人的局限

文艺复兴时期有人文主义与反人文主义的对立，人文主义内也有不同派别。当人们把视野从抽象的人性转向社会政治中的人，他们对人的局限有更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17年）堪称第一个用世俗眼光审视政治本性的哲学家。他在《君主论》中认为，荣誉是君主的目的，为了取得成功的荣誉，君主可以采用任何手段，传统公认的美德对君主没有约束力。为什么违反道德的政治不可避免呢？马基雅维利的回答是“人性恶”。他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马基雅维利教导君主，生活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君主就要“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因此，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因为人总是单纯地受当前利益支配，“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上当受骗的人”。⁽⁸⁾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是什么好人，政治的本质是以恶制恶，使用欺骗和暴力混合的手段才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

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Matin Luther，1483—1546年）和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年）都认为，人在本性已经全然败坏：“我们的本性不但缺乏一切的善，而且罪恶众多，滋生不息。……人的一切，如知识和意志，灵魂和肉体，都为情欲所玷污；或者简直可以说，人除情欲以外，别无所有”；“腐化不是局部的，乃是没有一处是纯洁而不受它致死的病毒所沾染”，“而且腐到不可医治的程度，以致非有一个新天性不可”。⁽⁹⁾宗教改革继承了奥古斯丁关于原罪和恩典的神学，路德要人摒弃“自我” （Ichheit） ，承认自己的非存在，完全依赖和热爱上帝，只有得到“因信称义”的恩典，人才能由“罪人”变为“义人”。人不能自以为义，但却能够确定已被上帝称义。路德把获救的确定性比作判断理性而不被理性判断的真理标准。他说：“人的理解力可以确定并毫无疑虑地断定三加七等于十，但却不能提出任何理由证明为什么其是真，为什么不能否定其为真。……即使在哲学家中也无人规定那些判断一切的共同观念。同样，圣灵在我们心中判断一切而不被任何人所判断。”⁽¹⁰⁾

加尔文要求的“因信称义”不只是信仰的皈依，而是从旧人到新人的全身心的转变。加尔文论证说，无论宗教善事还是道德努力，都不能使人摆脱罪的状态，既没有虔诚信仰，也无真正的道德。在全心全意的精神转变中，心（cerebri）比理智更重要。理智理解信仰对象，而心把理解了的信仰对象转变为内在情感，以及行善避恶的意志，信仰在虔诚的心中达到知情意的统一。加尔文把“因信称义”看作从拣选到成圣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不仅要在内心转变精神，而且要过模仿基督的圣洁生活。圣洁生活不仅表现为宗教道德的精神领域，而且也表现在政治、经济、科学等公共领域。加尔文比其他宗教改革家都注重律法。他说：“人是处于两种管制之下的：一种是属灵的，由于属灵的管制，良心得到造就，知所以对上帝存虔敬之心；另一种乃是政治的，由于政治的管制，人得到教导，在人类的往来关系中遵守社会本分。”⁽¹¹⁾

米歇尔·蒙田（Michel Montaigne，1523—1592年）是后期人文主义的代表。在经历了宗教改革触发的宗教战争之后，蒙田对早期人文主义的人性论持批判的反思态度。蒙田不再相信人在自然界的优越性。相反，他认为正是人自诩的优越性造成了人性中骄横自负方面的膨胀。蒙田的随笔自始至终都强调，五花八门的关于人的见解是不可靠。他认为，天下找不出哪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持完全一致的看法。世界上大多数弊端来自人们内心对承认自己无知的害怕。蒙田说：“承认自己无知，我认为是说明自己具有判断力的最磊落、最可靠的明证之一。”⁽¹²⁾他认为人是渺小的，“自高自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所有创造物中最不幸、最虚弱、也是最自负的是人。……这种妄自尊大的想象力，使人自比为上帝，自以为具有神性，自以为是万物之灵”⁽¹³⁾。蒙田有句座右铭：“我知道什么？”他用怀疑主义探究人的问题，并非要否定一切。相反，他声称自己的“生活哲学”是一种健全的常识。这种常识哲学的特点是自然主义。蒙田说：我的生活方式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惟其生活得自然，所以生活的幸福”，“我们不能不跟随自然”。⁽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