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生于埃及。28岁时到亚历山大城师从阿曼纽斯(Ammonius)学习哲学。阿曼纽斯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但没有著作,并且不许学生们传授他的思想。普罗提诺跟随他十一年。普罗提诺抱着到波斯学习哲学的想法,参加罗马对波斯的军事征服。这次军事行动彻底失败,他逃亡回来。40岁左右时在罗马定居。他在罗马开办的学校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甚至包括加里安皇帝和皇后。他说服皇帝在康帕尼亚建立一座“柏拉图城”,实现柏拉图《理想国》的蓝图。这项计划因遭大臣的反对而搁浅。普罗提诺生活简朴,善意助人,在他周围形成了尊他为精神导师的团体。在他60岁时,波菲利(Porphyre)成为他的热忱追随者。波菲利所写的《普罗提诺生平》的回忆录记载了这位哲学家的生平和善举。特别提到他所具有的强烈的宗教热忱。在波菲利和他交往的六年之中,他四次陷入与神直接沟通的迷狂境界。普罗提诺在50岁时开始写作,写成的五十四篇论文分批寄给波菲利。波菲利把它们整理成六集,每集九篇,故名《九章集》。
普罗提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太一、理智和灵魂为“三个首要本体”。“本体” (Hypostasis /Principle)一词被普罗提诺赋予独特的意义,与过去出现的“是者”、“实体”、“基体”等范畴相区别。普罗提诺所谓本体指最高的、能动的原因,现代人也把它译为“原则”。严格地说,本体并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具体的神。
第一本体“太一”
“太一” (to en /the One)指无所不包的统一性。“太一”这一中译概念取自《庄子·天下》中概括老子学说的一句话:“主之以太一。”如同老子的“道”既是有、又是无一样,太一有肯定和否定两重规定性。肯定地说,太一是善本身。它的善不是伦理之善,而是本体的完善和圆满,或者说,它是生命之源、力量之源。否定地说,太一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万物的总和,而是先于万物的源泉。正因为如此,它不能与任何一个有生命、有力量的东西相等同。太一无形式、无德性、无意志、无思想、无意识、无运动、无变化。因为太一不具备多样性,是不可分割的原初的单纯的统一性。一切能肯定的东西都有它的对立面,都是区分和分割的结果,只能归属于“多”,而不是“一”。太一也不是理智的对象,因为理智只能靠概念和范畴去把握对象,而一切概念和范畴都需要区分才能被定义,因此只适用于能被分割的东西,但不适用于不可分割的太一。总之,太一是不可名状的,不可认识的。
普罗提诺特别强调太一的否定特征,以此说明它超越了“是者”所指示的存在和本质,太一不是一个东西,而是“是者”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东西之所以为是者,首先因为它有某种统一性。在此意义上,他说:
正依靠太一,是者才是一个东西。除去太一,是者就不再是什么东西了。……任何东西失去了其所是。(22)
这段话表明,普罗提诺意识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最高原则的分歧,他同意柏拉图把善作为最高原则,而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把“是者”作为最高原则。
流 溢 说
普罗提诺虽然没有用过多的概念来规定太一,但却用形象来比喻它。太一时常被喻为“太阳”、“源泉”。按照这些比喻,太一虽然不运动,但却能生成其他本体,这一生成过程被喻为“流溢”。这一比喻有两方面意义:其一,太一的生成并不是主动的创造,创造是一种外求的活动,但太一却是完满自足的,“因为它既不追求任何东西,也不具有任何东西,更不需要任何东西,它是充溢的,流溢出来的东西便生成其他本体”(23)。或者毋宁说,流溢是善的自然流露。普罗提诺说,物满自溢,这个道理甚至连无生命的事物也要遵从。无生命的事物尚且尽可能地滋生繁殖,何况那最完善的太一呢?“那最完满的原初之善怎么可能封闭在自身之内,好像嫉妒无能似的呢?它是万物的力量!”(24)其二,流溢是无损于自身的生成,正如太阳放射出光芒无损于自身的光辉一样。太一的生成是完善的本性所在,是自满自足、产生外物而又无损于自身。
第二本体“理智”
理智或心灵是最先从太一中流溢出来的本体,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原初的绝对统一性,它包含着一些原初的区分,因而具有肯定性质,可用最一般的范畴表示它。当然,理智仍然享有太一的统一性,因此,被区分出来的多样性仍然是统一的。如果说太一是绝对的一,理智则是一和多的统一。用柏拉图的语言来说,理智本体是理念型相的领域。
普罗提诺还进一步说明了适用于理智的范畴,它们是:思想和存在、异和同、动和静。以上六范畴基本取自柏拉图的“通种论”。 普罗提诺认为,通种只适用于第二本体“理智”,因为它们是区分的产物,不能适用于不能被区分的太一。通种表示的三组区分是最高的理智区分,是区分一切可感物的前提。
第三本体“灵魂”
灵魂从理智中流溢出来。普罗提诺说,理智的流溢是对太一的流溢的模仿。作为第三本体的灵魂即柏拉图所说的世界灵魂,它是一种能动力量。它的能动性表现在变动不居,活跃于各个领域,既可以作用于和自己本性相一致的理智和太一,也可以作用于和自己本性不一致的低级对象。或者说,灵魂既是一,又是多:当它与理智和太一相通时,它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当它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之中时,作为推动事物变化的内部动力,它是多。
普罗提诺使用哲学与宗教相混杂的表达方式说,太一、理智和灵魂是三个本体,但又是同一个最高的神。他和其他希腊人一样,相信星辰日月都是神,但他在哲学上却是一神论者。用单数大写的神表示三大本体。用哲学的语言说,神即是一,或是绝对、纯粹的一(太一),或是一和多的统一(理智),或既是多,又是一(灵魂)。(25)就是说,三个本体为同一位神。后来的基督教教父将“本体”译为神的“位格”,把神作为单一实体,引申出上帝“三位一体”的概念。
可感世界
普罗提诺承认在三大本体之外,还有质料。质料没有任何规定性,包括形状的规定性,但质料不是“虚无”,而是“非是者”、非存在。非存在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一团漆黑的混沌。排除了事物所有性质之后,事物不成其为事物,剩下的只有质料。正如涂抹一切颜色之后仍有黑色一样,质料并不是完全虚无的状态。
质料和太一是对立的两端,犹如黑暗与光明的对立。正因为如此,由太一发端的流溢终止于质料,犹如光线不能穿越无际的黑暗。然而,灵魂以其活跃的能力,却能与质料相结合,产生出个别的、可感的事物,它们的总和就是可感世界。
人的灵魂
人生活在充满灵魂的可感世界,人的灵魂与周围的灵魂相通,普罗提诺称之为“同情”。这种作用力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一种物理(自然)的力量,推动着人的活动。但是,人的灵魂不是完全被决定的。普罗提诺承认人有自主的能力,因为影响人的灵魂的“灵魂”本体处于中间地位:一方面可以上升到最高本体,另一方面可以下降到可感世界。同样,人的灵魂既可以通过思辨和观照追求神,也可以耽于肉欲而陷入身体不能自拔。应该注意的是,人的灵魂两种相反的能力并不表示自由状态,恰恰相反,它表明灵魂无自我完善的能力,不可避免地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普罗提诺没有“自由选择”的观念。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意志的自由选择表现在人们对“应当做什么”的思虑的结果;按普罗提诺的说法,人不会自觉地思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因为“自觉”和“专注”成反比关系,当一个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时,他不会自觉地思考这件事的性质,正如一个专心读书的人,不会对读书这件事有自觉意识。对他来说,人的灵魂决定做或不做什么时,都不自觉地受到外部灵魂的影响。
灵魂的上升
人的灵魂被禁锢在肉体之中,人的灵魂朝向本体或神的上升活动是摆脱肉体的唯一途径,具有趋善避恶的伦理价值。普罗提诺说:
灵魂很自然地对神有一种爱,以一个处女对她的高贵父亲的那种爱要求与神结合为一体。可是当她委身于被造物时,她在婚姻中受骗了,于是她把以前的爱转换成尘世的爱,失去了她的父亲,变得放荡起来。一直要等到她重新开始厌恶尘世的放荡,她才再次纯洁起来,回到她父亲那里,一切才都好起来。(26)
灵魂如何回归到神呢?普罗提诺要求通过德性的修养,净化灵魂,经过对神的沉思,最后达到观照神的最高境界。观照使人达到迷狂境界。迷狂是比幸福更强烈、更充实的生命体验,是灵魂出窍、舍弃躯体与至善的太一合一的不可名状、无与伦比的神秘状态。普罗提诺这样形容观照“:他不再看见一个对象,但将视线与对象融合,致使从前的对象变成视线,他忘记一切其他景象。”(27)可以说,观照只见光线,不见对象,或者说,把一切可视对象都融会在光线之中,即使神的形象也不会出现,否则将不会有神人合一的境界。神人合一的思想是普罗提诺给柏拉图主义注入的新内容。新柏拉图主义叙利亚学派的创始人扬布里柯(Iamblicus,3世纪中叶—326年),以及雅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普洛克罗(Proclus,412—485年)把新柏拉图主义与希腊神话和东方宗教相结合,繁衍出复杂的多神教体系。他们宣扬降神术、通神术和星象学,把新柏拉图主义融化在各种宗教之中。
希腊哲学的衰落
公元529年关闭雅典的哲学学校只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希腊哲学业已衰落颓败。希腊哲学的衰败不但有表可征,而且有因可循。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端对希腊哲学的性质做了精彩总结。他认为哲学起源于诧异,哲学家追求非实用的智慧,哲学是为知识而求知的自由事业。正是这种特有的纯思辨精神,使得希腊人创造出周围民族所没有的文化形态——哲学。尽管希腊哲学也包含非理性因素,具有现实针对性,但它的基本精神是理性的沉思和超脱的静观。它的优越性同时孕育着危险。理性思辨或囿于自身领域而维持自足和纯粹,或满足外在需要而与宗教、道德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在前一种情况下,纯理性思辨自身不能克服内部争论和冲突,孕育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在后一种情况下,伦理化的哲学一旦不能满足民众的道德追求,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
我们在罗马后期看到的就是希腊哲学各派这样两种结局。学园派和怀疑派的思辨和争辩否定一切普遍的、公正的规范和标准,破坏了一切理论基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树,这种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思潮从内部阻止希腊哲学发展,为知识而求知的自由探索蜕变成为否定而争论的理性自杀。伦理化的哲学也逐渐丧失指导道德实践的功能。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被歪曲为纵欲主义,唯物主义被庸俗化为物质利益至上,成为贵族和富人放纵无度的享乐生活的辩解和安慰。斯多亚派堕落为一种“官方哲学”,他们宣扬的节制、忍让、服从命运、安分守己、尽忠尽责、热爱他人的说教,与罗马统治者残暴、奢侈和争权夺利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斯多亚派学说丧失了道德哲学所必需的实践性和说服力,成为贵族们寄托精神的清谈和空想。至于后起的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的修行方式流为迷信和巫术,和各种荒诞的偶像崇拜相掺杂,也不能为哲学理论发展提供动力。事实表明,希腊哲学已丧失了自身的活力,不能作为积极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必须被吸收到另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之中才能保存自身价值。历史证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新兴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兴起是希腊哲学衰亡的外部原因之一。基督教以其素朴的信仰取代繁芜的思辨和论辩,用新的伦理化宗教的理想满足了人们的道德追求,因而在与希腊哲学优胜劣汰的斗争中战而胜之,取而代之。至于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如何产生出独特的基督教哲学,这正是我们在下一章里所要阐述的主题。(www.xing528.com)
【注释】
(1) 引自《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648页。
(2) 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54b 28。
(3) 引自《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648页。
(4)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vol. , ed. by A. Long,Cambridge,1987,p. 117.
(5) 拉尔修:《名哲言行录》,7卷36章。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178—179页。
(7)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vol. 1 ,ed. by A. Long,Cambridge,1987,p. 282.
(8) 希波利特:《驳一切异端》,1卷21章。
(9) H. Von Arnim,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Stuttgart,1905,vol. 3 No. 391.
(10) 奥勒留:《沉思录》,9卷3章。
(11) 同上书,4卷49章。
(12) 塞涅卡:》信件集》,65件12节。
(13) 爱比克泰德:》言谈集》,2卷19章24节。
(14) 西塞罗:》论神的本性》,2卷29章73—74节。
(15)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ed. by A. Long,Cambridge,1987,vol. 1 ,p.336.
(16) 爱比克泰德:《言谈集》,2卷18章24—28节。
(1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133页。
(18) 拉尔修:《名哲言行录》,9卷76章。
(19)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ed. by A. Long,Cambridge,1987,vol. 1 ,p. 14.
(2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06a。
(2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177页。
(22) 普罗提诺:《九章集》,6集9篇1—2节。
(23) 同上书,5集2篇1节。
(24) 同上书,5集4篇1节。
(25) 普罗提诺:《九章集》,5集1篇1节。
(26) 普罗提诺:《九章集》,6集9篇9节。
(27) 普罗提诺:《九章集》,6集7篇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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