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多签一份公报，台海局势受益

多一份公报又有何益

本月2日，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在《华盛顿邮报》上就中美关系发表一篇文章，其观点和主张引起广泛注意。霍尔布鲁克认为，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因此现在就应该着手谈判和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以使双边关系得到更新。

霍尔布鲁克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善于通过外交斡旋和谈判来处理国际纠纷。1995年，他主导了关于波黑问题的和平谈判，最终达成的《戴顿和平协议》使其名声大噪，他也因此连续五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不少人认为，假若现在的总统是戈尔，那么，霍尔布鲁克一定就是国务卿。

霍尔布鲁克之所以就中美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中美关系的行家里手。早在1977年，他就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亲自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工作。他现在是美中协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理事。

这篇文章题为《对华关系的定位时刻》（A Defining Moment With China）。作者首先把中美关系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一直到1989年，是双边关系的第一阶段；从1989年开始到去年的“911”事件，是第二阶段；自此往后，中美关系便进入第三个阶段。

上述“三段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中美两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分水岭。这种划分法自有其合理性，大致上能反映出两国关系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但是，这种大刀阔斧式的划分又显得粗糙和简单化，因为它忽略了对双边关系更具实质内涵、更具深远影响的政策性事态。其中，邓小平时代的内外政策向西方倾斜、江泽民时代明显把西方作为借鉴目标的重大社会变革，都是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重大因素。

这种粗犷的手法，是霍尔布鲁克一贯的外交风格。他可能并不十分在意如何更准确地划分，而只在乎如何使自己的主张显得更具说服力。他把“911”事件作为中美关系进入第三阶段的标志，目的就是为了顺势引导出自己的核心论点，那就是：中美谈判和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的时机到了。可是，这并不现实。

中美之间现有的三个联合公报，是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这三个公报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发表的上海公报；1978年12月两国宣布建交时发表的公报；1982年8月17日双方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签署的“八一七公报”。

霍尔布鲁克认为，上述三个公报签署以来，至今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世界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冷战结束、台湾成为民主政体、香港回归中国、中国入世等。对这些事件所导致的新形势，上述三个公报的起草者们都未能预见。

为了进一步论证签署第四个公报的必要性，霍尔布鲁克在文中着重强调了两个看法：一、北京和华盛顿的战略利益再次出现了交汇点。他认为，如同苏联曾经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一样，恐怖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两国共同的战略对手；二、签署第四份公报有利于台湾海峡局势，能够帮助台湾与大陆展开建设性对话。

作为民主党资深的外交智囊，霍尔布鲁克观察中美关系的视野很开阔。他过去提出的一些建设性的看法，特别是反对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忠告，都曾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美国舆论曾经说，只要他一开口，别人就会静听。(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霍尔布鲁克提出的种种理由，却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国际局势来看，这一建议其实并没有多大可行性，更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霍尔布鲁克认为，恐怖主义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如果夸大恐怖主义对双边关系所具有的积极作用，那只会显得一厢情愿。恐怖主义不属于国际关系范畴，它不是国际交往中的一个角色，所以不可能取代苏联而与中美两国形成新的战略三角关系。在对付苏联的威胁时，中国在美国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但在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时，中国的作用不再是独一无二。

不可否认，“911”事件使华盛顿开始重视反恐。但伤疤好了之后，痛苦还是容易忘记的。久而久之，在华盛顿战略决策者眼中，恐怖主义虽然罪大恶极，但毕竟不是美国的政治敌人，更不是头号政治敌人。因此，反恐斗争并不能促使中美两国相信，如果不立即把双边关系推到更高层次，双方的战略利益就会面临空前的威胁。

霍尔布鲁克说，中美关系千头万绪，没有与生俱来的稳定性，甚至潜藏着太多可能导致关系破裂的问题。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的确，自1979年建交以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一直时好时坏，甚至波澜起伏。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也必须指出，那就是，双边关系之所以不能一劳永逸地稳定下来，最大原因并非是少了一份联合公报，而是多了一个台湾问题。

在文章中，霍尔布鲁克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显然希望第四份公报应该进一步就台湾问题达成某种共识，以避免爆发不测事件。可是，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都在说明，即使能够达成什么共识，那也是非常有限的，照样会留下很多尾巴。更可怕的是节外生枝，旧问题不能解决，反而会制造新的分歧。与其如此，当然不如存而不论。

中美一旦就第四份公报展开谈判，那就意味着双方将不可避免地要把新账旧账再算一遍。霍尔布鲁克在文章中说，前三个公报的起草者没有预见到现在出现的问题，可是，他所提到的西藏、人权等，与中美关系毫无相干。这正是中美谈判第四公报的风险之一，因为它很容易把其他问题也统统扯进来，就像滚雪球一样使分歧越来越多。

中美之间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双方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做那些更加紧迫、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事情。美国人常说“不要惹是生非（Let the sleeping dog lie）”，中国也有“求同存异”的说法。处理双边关系，这是最稳妥的态度。

中美签署第四个公报，并非是霍尔布鲁克的首创。在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前后，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elton Roy）就曾提出这一设想。相隔三四年之后，同样作为民主党外交智囊的霍尔布鲁克正式提出，并非巧合。它代表着一种声音，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也表明美国一些有远见的外交家一直在想方设法把中美关系推到更高的层次。

因此，笔者虽然不苟同签署第四公报的具体建议，但对霍尔布鲁克过去就中美关系所发表的很多言论印象良好。他坚持认为，中美关系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必须正确处理，必须不断予以更新。他确实有很多高瞻远瞩的见解。

2002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