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香港模式应该走出实验室
香港回归之前若干年,笔者还在欧洲当记者。有一次在北约总部采访时,英国驻北约代表团的一名外交官和我聊起香港的前途,并提出了两个十分悲观的观点,至今还是印象深刻。
第一种观点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流行,那就是,英国撤离香港之日,便是香港的政治自由走向终结之时;第二个观点是,即便中央政府有诚意保持香港既有制度五十年不变,内地居民和地方政府也不一定愿意给予积极的合作,因为“一国两制”是不平等的政策,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和地方官员必定希望拥有与香港同等的权利。
香港回归已经十年,西方人当年的种种悲观论调,包括某些恶意的诅咒,都早已不攻自破,包括上文提到的两种观点。
一方面,虽然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任何执政党一样,不可能鼓励和邀请任何形式的政治挑战,但在回归后的香港,原来的反对势力及其言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似乎比较活跃;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在实施初期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内地居民和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感到“不平等”,反而还自愿地支持和配合这一政策。至少到目前为止,要求与香港“平权”的意识,在内地依然没有出现。
以现实利益来衡量,中国收回香港十年以来,不仅没有从中得到实际利益,反而是倒贴了不少。这是因为,香港对中国的最大价值不是现实利益,而是不可量化的长远政治效应。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香港是中国面对国际社会的政治橱窗;第二,它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潜在的示范效应。
因此,在过去十年里,北京方面之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自律和自制,最大限度地容忍香港的异己势力和不同的政治立场,甚至不惜代价地为港人利益而牺牲内地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顾及到香港的政治橱窗作用。
而从结果来看,这个橱窗无疑是成功的。“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毫无疑问地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恪守承诺的政治信誉,体现了中国人也能管理好资本主义国际大都会的智慧、能力和实力。
然而,香港的政治橱窗作用,毕竟是阶段性的,是局部的,也是表层的。香港成功模式的最大价值,只能在中国内地社会才能得以实现。事实上,“一国两制”政策在设计之初,不只是考虑到了香港的利益,而且也考虑到了整个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因此,过去十年,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保持了稳定和繁荣,无疑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成功试验,但它必须逐步走出实验室,超越香港,促使整个中国更快地前行。(www.xing528.com)
要准确分析香港模式的成功之处,还有待政治家、理论家和学者们去研究和总结。但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状况看,至少有两个重点可以给人们以启示。
启示之一,中央政府严格遵守自己对港人作出的各种承诺,并且有高度的自律意识,慎重对待自己的权力和言行。把视野延伸到内地,假若各级政府也是如此地恪守承诺,善用权力而不是滥用权力,严于律己又宽以待民,那么,中国社会进步的潜力就将无可限量。
启示之二,最大限度的政治宽容并没有导致香港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更没有引发内地社会的不安。既然连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对势力都可以容忍,中国社会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既然连性质不同的政治体制都无法动摇中国的国本,那还有什么人、什么主张、什么思想、什么言论,足以颠覆中国执政党的权力根基?
包容不同的观点,容忍异己之见,允许各种价值观的存在,尊重不同的思维模式,想香港人之所想,急香港人之所急,这就是“一国两制”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国两制”无论如何都是权宜之计,但就中国的现实看,它依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中国内地还要继续摸索和总结,务实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但是,在价值观上,两地必须有意识地逐步趋同。这是两地居民的责任,更是政治家们的责任。假如说一国之内存在两种发展制度是迫不得已的现实需要,那么,两地人民在价值观上长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那就将成为中国领土上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200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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