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表象下的沉静灵魂
趁着周末去北京看望多年不见的几位师长，虽然来去匆匆，但目之所及与耳之所闻，就像指尖在无意中拨了一下琴弦，时常会在心灵深处引起一阵震颤。
来自外部世界的初次造访者，若是从井然有序的地方突然降陆于此，往往只会看到中国社会喧嚣杂乱的复杂现象。就如同从网络媒体上倾听中国，所听之物大多都是激昂的政治口号和民族主义。此类声音越是激昂亢奋，冷静和理性就越是掷地无声。
然而，在似乎满眼皆是浮躁的表层之下，有很多人不为尘嚣所惑，而是在冷静观察和思考着中国的现状与未来。虽然毫不留情地针砭时弊，但他们却愿意脚踏实地，试图从体制之外设身处地地为当政者出谋划策。他们是浮躁表象之下的沉静的灵魂。
此次在北京偶遇的几位中年知识分子，使我对中国“自由派学者”增长了见识。很多人在潜意识里都把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两个极端，要么是政府御用的吹鼓手，要么是大逆不道的反骨文人。而“自由派学者”大概就归于后一类，所以初听之下会令人为之色变。
但实际上，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角色和功能不同而已。前者往往被批评为先天下之喜而喜，后者大多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两者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前途。问题只是后者的作用一直被低估，甚至被理所当然地妖魔化。
数年前，我曾反复阅读过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的杂文，并且还怀着敬佩之情，在北京郊县的一座陵园寻找其坟墓。作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其实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特立独行之处。他只是针对一些丑陋的现象，发表了很多人不愿公开表达的观点。例如直率地批评当时盛行的反美情绪，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言论，等等。
上海的朋友说王小波的系列作品最近都被放在书店的显著位置，仅这一点都令其感到兴奋。确实，中国现在需要更多类似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在体制之内还是在体制之外，不为批评而批评，不为反对而反对，而是本着社会良心和历史责任感，力图视当局所未视，思当局所未思，言当局所未言。
去年9月，中国政府在人们期待之中，发表了第一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从起草到发表之日历时一年多，征求了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百多名专家学者的意见，但结果是，民间丝毫不感兴趣，国际社会也没有给予预期中的反应。相反，很多人都不予理会，甚至表达了更大的失望。(www.xing528.com)
今年2月，北京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杨鹏针对这种现象，接受了《凤凰周刊》的采访。他说，中国当前的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脱节，而官场中人却感受不到，反而自我感觉很好。
此一评语，应该是点到了关节。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中国多数的官方文件虽然在出笼之前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在出台之后却起不到预期的积极效果。当然不只是党政文件，即使是有强烈针对性的新闻发布会和发言人谈话，都难以准确和有效地传播当局所想要传播的信息。单向思维和自说自话，这是官方宣传不能使民众和外部世界喜闻乐见的主要原因。
这次在北京期间与杨鹏等人不期而遇，感觉到这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绝非偏见定义上的反骨。相反，他们比一般人更愿意支持政府，更愿意为政府出谋划策和分忧解愁，更愿意为构建文明的社会秩序，去承担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承担的责任。
在见面之时，杨鹏送我两本大部头著作，一本是《老子详解》，另一本是《杨鹏选集》，书名极具自信。可是，在北京机场候机厅翻阅这本“选集”时，竟赫然发现它并非是正式的出版物，没有版权页，封底只印了几个字：“赠阅品，成本费用四十元”。
我一口气看完了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其温和、观点、见识、理性、自律、独立和家国意识，远远超过那些出口便是空洞的政治高调的文章和书籍。
无论如何，中国的进步与社会的和谐，永远离不开这些独立思考的人。因为“和谐社会”这个词本身，便是摆脱过去执政理念的独立思想。
从体制之内俯视广阔的社会，然后又在芸芸众生中，冷静而客观地反观和评估现行体制，这是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
2006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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