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与杜平有缘
仓立德（《中国日报》评论部顾问）
“缘分”这个词，过去在北京不大听得到，内心里也不大相信有这回事。自从在新加坡与杜平相识相知，才知道“有缘千里来相会”确非虚妄，虽然我这里讲的不是儿女私情。
那是十多年前了，我刚刚结束在英国利兹大学的国际关系学位课程，应聘到新加坡联合早报担任外电编译，不久就听说北京的一位记者也即将来工作。我当时是该部门唯一的中国人，自然对这位新同事心生期待。
彼此相识，都有一见如故之感。我们有着太多的相似甚至相同。
我们都来自北京的中央级新闻媒体——杜平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我曾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多年。
我们都从事国际新闻报道——杜平曾派驻欧盟和北约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我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做过常驻记者，时间大约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因而也都报道过当时中国和世界一系列大事变。
我们都采访过中央领导人的外事活动——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报道过邓小平等领导人与外国政要的会见，杜平则在九十年代采访过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的国事访问。
我们的教育背景也差不多——杜平毕业于名牌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先后主修英语和国际新闻专业，苦读了六年；我是三年“工农兵学员”，三年国际新闻研究生，前后也是六年。
我们两个都属虎，我长他一轮，比他多经历了“文革”的蹉跎岁月（我曾在内蒙古下乡、上学、工作十一年）。
我的原籍是北京，杜平虽老家在安徽，但也是我们“北京女婿”——他娶了北京姑娘力力作终身伴侣。还有一个小秘密：杜平竟和我的一个表弟同名同姓！
如果说我们在异国他乡初遇还属偶然，那么，此后在新加坡的共同事业、共同命运和共同的兴趣爱好，终于使我们结为心灵相通的挚友。
在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除了同个屋檐下伏案奋斗，记不清我们有多少次在海滨、餐桌、花园、球场一起海阔天空，畅叙心曲。烦恼忧思快乐，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包，无事不谈。从素昧平生到结为知心的十几年，我最看重的就是我和杜平这种坦诚相待、推心置腹。
我们为何不约而同前往新加坡？这是个我们问过自己无数遍而难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应该说，自从踏上这个岛国的第一刻，我们就抛弃了过去的全部——相对稳定的工作，相对安逸的生活，相对确定的前途，一切“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开始，前程漫漫，后无退路，开始几年，苦闷和失落感常常袭来，又不足与外人道。这时候，我们的相互理解和相互鼓励，对彼此都是雪中送炭，至今忆及，犹觉弥足珍贵。(www.xing528.com)
说到底，我们不过是中国改革大潮中涌起的小小浪花。以我来说，新加坡真正进入视野是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讲话，其中提到中国要借鉴新加坡的发展模式，由此开始注意《联合早报》。杜平则比我“捷足先登”——1994年随团采访江泽民主席的新加坡之行时，对这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已有了第一手观察和深入了解。此后这些年，我们都深深感到，祖国的发展和变化仍时时影响着我们的命运，祖国的一举一动都时时牵动着我们的心。
《联合早报》为杜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杜平也以笔墨和心血为早报增添了光彩。在国际部，杜平除编译外电，也常撰写述评或分析类的深度报道；在邓小平逝世时，他专程到北京做实地采访。我不久后调到编辑部，也时常编排到杜平的文章。短短三年间，杜平以出色的表现连升三级，职务由中级而高级而执行级。他的作品多次获华文报的最佳评论奖。
后来十多年，杜平一直担任评论员。除起草代表报社立场的社论，读者更熟悉的应是他的署名国际评论。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文章是《联合早报》的一个招牌，其影响已远超新加坡本地，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欧美华人世界有广大读者。杜平更被郑州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应邀前往讲学，赢得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杜平的每篇作品我都是仔细阅读、认真品味的。国际评论的对象是国际关系，而谈论当今国际关系当然离不开举足轻重的中国。从本质上说，国际关系就是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动，其要害是国家安全；而各国软硬实力的消长和发展趋势，又时时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安全。杜平常常论及的中国问题之所以全球瞩目，就在于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路向不断改变着亚洲乃至世界的力量平衡。杜平国际评论的魅力，就是在纷纭复杂的国际事件中，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寻找其中变化的推力，梳理内外原因，指明未来大势。
中国背景和国际视野兼具，杜平的优势就在这里。对中国问题的深刻理解和长期关注，在欧洲几年与西方政要的广泛接触和对西方世界的亲身观察，对当代国际问题长达二十多年的深厚积累和深入研究，使他的评论理论和实际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言过去所未言，视他人所未视，既能由中国大陆而及台海、东南亚、欧美，又能反其道而行之。这种中国和世界、世界和中国的互相观照，不仅加强了分析的力度和深度，也令身居中国内外的读者都能从他的真知灼见中获益。
文如其人。从我们的多年交往中，我感到杜平是个性情中人，疾恶如仇，敢爱敢恨，男子汉的爽朗笑声尤其富有感染力。他的政论文章既渗透理性思考，又“笔端常带感情”，讴歌赞颂进步和光明，讽刺揭露丑恶和阴暗，蕴含一种善恶分明、崇尚正气的力量，这很大程度是他的个性和人品使然。
我印象尤深的是，杜平勤于思考。不管是中国还是国际问题，他从不得意于一知半解，常常追根问底，以求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得益于地利之便，他时常寻找各国原版好书，或历史，或社会，或外交，或文化，每每一书在手便通宵达旦阅读。有幸的是，他每有心得，常与我讨论。这种令人愉悦的交流探讨，有时会撞出思想火花，有时会增加观察角度，有时也会有助于激发他的写作灵感。
可以说，我对杜平的敬重，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他的文采，他的力透纸背的洞察力，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国内外所取得的专业成就，更多的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来自共同的精神追求，来自他对中国发展变化那份感同身受的深沉的情怀，他对各种国际问题的不懈探讨。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沟通，一种心灵上的惺惺相惜。所谓“同声相求，同气相投”，也不过如此吧。
演艺界有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写国际评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篇文章，一句话，甚至每个词每个字，无一不是作者学识、经历、感情、思想、见解的写照。我的这篇文字意在从我和杜平交往的侧面，描绘本书作者的心路历程，可让读者在掩卷之余，窥见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人品、气质乃至内心世界。
2010年初，杜平职业评论的生涯进入一个崭新的起点，他加盟香港凤凰卫视，成为该台评论员队伍中的生力军，从而让亿万海内外观众得以从屏幕上领略其温文尔雅、敏锐深刻、宏观大气、高屋建瓴的观点和风格。从电台到报纸再到电视，杜平历经传统媒体的三大平台，始终不懈地自我更新，自我进取，自我超越，难怪被广大读者和观众誉为“超级媒体人”。而我本人后来也重返北京，被《中国日报》聘为评论部顾问。虽然相距千里，但我们如同往日，依然相互关心，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愿借此机会，盼望作者与我的缘分历久弥新。
身归故里，心系天下。处在历史巨变中的中国，处在世界大潮中的中国，你从何处来？你往何处去？我相信，杜平将一如既往地上下求索，在新的平台上源源不断地奉献出他的真知灼见。
2012年5月于北京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