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日
“我的祖父死于糖尿病并发症，我父亲也饱受糖尿病困扰，他因为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在黑暗中度过了人生最后10个春秋。如果有一个专门的治疗中心，他的视力就有可能得以保全。”在北京大学－礼来糖尿病眼病中心揭牌仪式上，美国礼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陶瑞尔这段告白是完全私人的“一番特别的感触”。
陶瑞尔，去年被提名为全美62位顶级CEO之一。
记者：在发展中的中国，药品价格是大多数患者所担忧的，而通常人们的印象里，外资公司生产的药品价格普遍偏高。您对此如何解释？
陶瑞尔（Sidney Taurel）：药物的研发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12～15年，大约需要花费10亿美元。而且其中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为一种原本很有希望的研究很可能最后无果而终，大量研发通常只有其中一部分能转化成使用的药物。典型的发现过程包括药物开发、临床前测试、FDA开展的IND审批三阶段的临床试验，以及最后FDA基于临床试验结果，进行审批和公司申请过程。
像礼来这样注重创新的企业需要一定的利润回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还有能力不断投资，获得产品突破、回报股东、保证我们在市场上的生存力。
另外，产品定价时，还要考虑它的性价比。我们的产品不仅拯救生命，同时也节省总体保健成本：它们往往比手术和住院治疗等其他保健方式更经济。
很多国际性研究都会显示药品在特定医疗阶段中的成本性价比。比如，最近一项调查表明，有效的治疗糖尿病可以为每位病人在一至两年内节约685～950美元。现在治疗一个糖尿病人需要花费很多，但是及时治疗远比在它引起并发症之后再治疗更为经济。
记者：您对中国药物审批有何建议？
陶瑞尔：全球的企业正在把中国纳入三期注册试验。中国药物注册需要两次审批，第一次要获得新药临床研究申报（IND）许可，至少需要八九个月。临床试验之后，还需要至少10个月进行第二项新药注册申报（NDA）审批。中国新药注册申报审批时间与国际标准类似，但是新药临床研究申报的时间则比其他国家长很多。
这两项审批的技术要求有很大差异。SFDA已经认识到研发试验给病人带来的福祉，以及在中国进行全球化试验带来的好处。为使中国拥有更多的国际试验成果，应当将试验审批时间缩短3～4个月。
记者：您最近有机会参加了中国发展论坛。对中国医疗改革发展方向，您有何见解？
陶瑞尔：我们相信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现有医疗体系的改革。我看到医疗改革的举措，包括乡村地区的医改正在逐步推进，这些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对病人有利。与此同时，基础医疗保险计划则为近1.5亿中国百姓提供了医疗保险。改革应当允许不同保险商之间的竞争，给消费者更多选择。应当促进形成一套健康的医疗体系，使所有人都能够获得他们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障体系。
记者：在医疗决策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陶瑞尔：决策过程要关注一个关键问题：什么对于病人是最好的？一个以病患为中心的制度，首先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首要责任。医生们则有责任帮助病人认识到健康生活的好处——减少疾病和降低生存成本。
有必要保证一套没有任何摩擦的机制。各级政府应当合作，摒弃所有阻碍医疗的制度，只保留那些保护病人利益的部分，并且废除那些超出真实价值的成本。
我们需要把医疗保健纳入信息时代的医药IT体系，让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并且可以获得很好的医护。
记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礼来在药品研发、生产、销售过程中是如何管理的？在中国的管理模式是怎样的？是否和在其他国家一致？
陶瑞尔：礼来的新药开发过程始于对某种特定疾病的关注或病人的需求，目前，我们关注的主要领域包括：内分泌紊乱，例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肿瘤以及神经系统疾病，包括抑郁、疼痛、阿尔茨海默氏病和精神分裂等。
礼来的临床试验项目在全球50多个国家展开。在新产品开发中，我们也把中国纳入到多中心临床试验研究，这样，中国患者就能与西方患者同步享受新药品带来的便利。鉴于中国庞大的市场，我们正准备开发专门针对中国患病人群的产品，比如说抗乙型肝炎病毒药品。我们已经准备和中国政府合作，使礼来的药品能被尽可能多的病人使用，不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记者：礼来在今后几年中有什么新药问世？
陶瑞尔：过去4年中，我们推出了9种新产品，其中不少产品都取得很好的销售增长：力比泰，希爱力，Byetta，欣百达和Forteo等。所有新产品销售额总共增长47％，达到38亿美元，占2006年总销售额的24％。而2005年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额的18％，2004年新产品的销售占总销售额的11％。
现在我们已经是行业研发的领军人物。在2005年，礼来投资30亿美元研发，占总收入的21％，而行业的平均值只有15％。过去7年来，礼来已经投入了近200亿美元用于研发。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后10年中推出14种新产品。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只推出了7个新产品。
记者：对患者来说，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陶瑞尔：今后几年，我们的临床研发规模将达到空前水平。现在我们已经开发了30多种新式的分子生物药剂，其中19种正在二期研发甚至更后阶段，另外还有34种现有产品用于新适应症的研究和产品延展性研究。公司希望在今后两年内进行大量临床试验，在2007年和2008年开发至少15种新分子进入到一期临床试验。
礼来原有的模式是“大而全”，现在我们正在转变，希望有一种更具针对性的模式：在恰当的时机，提供恰当剂量的恰当药物。这种模式意味着医生可以提前知道哪些病人会对某种药物产生反应，使副作用的风险减到最低。这样就可以提高使用药物的疗效，使之具有更高性价比。
记者：最近有很多跨国企业的并购案发生，但我们注意到礼来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大动作，这是为什么？(www.xing528.com)
陶瑞尔：事实上，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分析，规模和业绩固然有一定关系，但我们认为它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关系，不一定成正比。我们还发现，制药业因为合并而排在前20名的公司，其研发生产力相对较差。
因此，我们认为，更大的规模并不能帮助礼来成功，所以我们不准备进行大规模并购。礼来的发展策略是基于技术革新的有机成长，而不是通过硬性扩张。
但我们会积极寻求部分、小规模资本市场的收购，前提是被收购的公司效益良好。比如，我们最近就宣布了对ICOS公司和Hypnion公司的收购。收购ICOS使我们拥有了希爱力，收购Hypnion我们得以在睡眠紊乱的治疗研究上拥有更多实力，填补研发空白。
记者：礼来公司的研发战略有什么设想？
陶瑞尔：我们认为现在是开展药品研发的黄金时期。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人们迫切需要最好的药物和方式来治疗癌症、糖尿病、骨质疏松、阿尔茨海默氏综合症、心脏病和其他疾病。拿睡眠药物来说，在2005年，全球治疗失眠的药物经济价值大约为37亿美元，预计到2014年这个市场将会增长至55亿美元，这个市场的商机还远未被完全开发出来。
目前一种新药研发成本大约在11亿美元左右，如果不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那么这个成本到2010年很可能会增至20亿美元，这是难以接受的。不能只靠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把新药推向市场，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把成本降至平均8亿美元。
这个降幅很大，其中策略包括：对症下药，使用新型科学技术，比如用生物标记来降低损耗。
记者：与中国的伙伴合作，是否有可能减少开发新药的成本和时间？在中国研发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陶瑞尔：2003年10月，礼来和上海化学探索者合作，在浦东张江高科园区建立了礼来研究实验室，该中心的研究重点是实验初期化合物的合成和选择。礼来提供资金，化学探索者会负责招聘和管理科研人员，并且负责实验项目的开展。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已经在中国累计投资近2亿美元。中国加盟礼来的研发，这对双方是双赢：对我们而言，合作可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增强灵活性，尽快将新型药品送达患者；对中国而言，将会帮助科研人员积累更多的国际研发实践经验，提高中国的研发能力。
欧泰格博士（Dr．Jorg Ostertag）是礼来中国公司总裁，这位供职于美国公司的德国人，有丰富的亚洲工作经验，欧泰格博士先后负责过礼来在泰国、缅甸、柬埔寨、韩国、日本的业务，2005年出任中国区总裁。
记者：在中国市场，礼来的药品如何定价？
欧泰格：我们的药品分成国产药和进口药两种，国产药由礼来苏州工厂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料，在苏州加工制造，包括希刻劳、百优解等。进口药的部分，是通过几家药品进口商分销到礼来指定的经销商，再通过经销商销往各个医院、社区和药店。
无论是国产药还是进口药，都由政府定价。国产药方面，根据药品的研发、生产和费用，加上合理的利润，报经物价局审批，最后确定最高零售价。进口药的定价，是在进口价格基础上，加上关税、增值税和其他费用，报经物价部门审批后得到最高零售价格。进口价由礼来出口国分公司根据药品的研发费用、成本、利润等制定。
记者：在药品流通环节，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时有发生，好像已经成了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对此，礼来如何看待？
欧泰格：作为一家恪守职业操守的外资企业，礼来公司在运营中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和自律原则，所有员工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会被立刻查处。我们希望进行公平竞争，并相信我们的产品和员工都是我们竞争的实力所在。
礼来公司130余年来建立的品牌具有4个特征：即突破性产品，医学特长，主动聆听和积极回应，以及可靠和可信。在客户和我们的医药代表中，我们有一个共识，即礼来公司是凭借自己的产品和专业性来满足客户和病人的需求，为客户和病人提供高度附加值的服务，而不是通过其他任何不正当的交易。
记者：最近，反商业贿赂成为中国医药市场的一个热点话题。药品销售中的一些“潜规则”正在崩溃。您对反贿赂如何评价？
欧泰格：我们欢迎中国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商业贿赂。商业贿赂损害所有人的利益，病人、医生、医院、政府甚至企业自身。现在病人和医生之间信任的缺失正日益加深，这是个不正常现象，而且很危险，应当有所改变。
记者：礼来用什么办法防止销售人员与医生、医院等医疗机构进行不正当的交易？
欧泰格：我们内部制定了严格的措施来杜绝不良销售行为的发生。礼来中国根据礼来总部的规定，制定了《礼来中国关于医疗提供者业务交往的职业道德／药品推广政策及相关标准操作规则》，即员工人尽皆知的GPP（Good Promotion Practice）。
GPP由礼来中国总裁委托医学和注册事务总监及市场部总监制定，GPP的内容十分详尽，涵盖礼来在中国业务的各方面，如市场推广、会议和招待活动、不良事件和产品投诉报告、研究项目、慈善捐赠和教育基金、面向消费者的媒体广告等，甚至外部伙伴关系等，都进行了详细规定。
礼来有一支专门的团队来负责培训、推广、考核并确保每位员工完全遵守这个准则。每位员工在入职时的一项重要的培训内容就是学习GPP，每位员工都要签署承诺，严格按照GPP的规定开展业务活动。任何违法GPP的行为将受到处分，甚至被解雇。
附文：礼来
礼来（Eli Lilly）上校于1876年在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创立礼来公司，发展至今，已成为世界领先的制药公司。其在全球各地拥有超过4.2万名员工，药品行销于143个国家和地区。礼来公司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西班牙和美国等9个国家设有研发中心，8000多名研发人员在50多个国家从事临床试验。
礼来于1918年来到中国，在上海设立第一个海外代表处。1993年礼来重返中国。至今，拥有一家独资企业——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近30家办事机构，并与中国科研机构联合进行合成化学研究。旗下品牌希刻劳、稳可信、百优解、再普乐、健择、力比泰、易维特、希爱力、人工基因合成人胰岛素优泌林及其最佳伴侣优伴，人胰岛素类似物优泌乐等被公认为创新药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