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与云南民族文化的和谐关系

东巴法杖“腊合木通”（意即京竹棍），是东巴教的重要法器。它长1.8～2米，分为头、身、尾三部分，其中身部为一根京竹，据说京竹巴叉每节均为两个，表示东巴念经一句顶一句，说一不二。法杖的使用者同样有所限制，只有大东巴可以使用。大东巴念经、跳舞、诅咒时，往往念一句或跳一个动作，就要用法杖在地上顿一下，以示东巴法力无边，可以打通一切地皮，地下躲藏之鬼也逃不脱东巴的法力^[9]。东巴法杖是大东巴的权力和威严的象征，与欧洲的法国、英国国王即位时使用的节杖有类似的含义。

在文化传播的影响下，云南少数民族中曾流传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三大人为宗教。人为宗教传入后，与各民族原有的原始崇拜、巫术等文化习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融合，云南少数民族对竹的崇拜观念和情感也吸纳进人为宗教之中。如，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寺院中常常要栽象征每代佛的树种“佛树”，弯钩刺竹便被列为“佛树”之一。为什么呢？傣文佛经贝叶经记载，第十五代佛释迦牟尼原先是一个平民，在他成佛时在弯钩刺竹下换装，穿上象征成佛的黄披巾，弯钩刺竹因是释迦牟尼成佛的证据而被尊为“佛树”。这一记载折射出傣族与竹联系密切的生活习俗和对竹的尊崇、热爱情感，也反映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涵化过程。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准宗教活动和事象巫术、占卜和禁忌中，竹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或用以驱病避邪，或用以求子祈福，或用以报复仇人，或用以预卜吉凶，或作为预防灾祸的符号，成为体现与传导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媒介。

宗教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宗教兼容着后世分化出的哲学、科学、艺术、伦理、法律等多学科的思想，为原始人和后进民族精神文化和思想体系的综合形态。从这个意义上看，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到人为宗教的演进过程体现出人类的精神和思想进化过程，贯穿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崇拜、巫术、占卜、禁忌和人为宗教的竹，则为云南少数民族精神文化和思想体系及其演化历程的标志与符号。

五、竹涉及范围的广泛性：以拉祜族和独龙族村寨的三个调查为例

竹不仅伴随云南少数民族走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漫长演进历程，而且几乎渗透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举凡衣食住行、耕作收获、打猎捕鱼、生诞婚丧、祭祀庆典、度量记事、谈情说爱、文学乐舞，无处没有竹。竹还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了人的哲学、伦理、科学思想和各种情感。

对竹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运用的广泛性，我们在此就不一一例举，仅以三个个案调查材料做一说明。

金平县三区翁当乡拉祜族苦聪人1959年生产生活的用竹情况是：他们被附近的哈尼族称为“卡库扎”，意即编背箩的人，当时他们的食物获取方式尚为以刀耕火种为主、兼行采集和狩猎。竹笋是其采食对象之一；竹子是制做各种狩猎工具的原料，用以制做驽、箭及埋插在地上刺杀野兽的利刃、竹刀等。每个男人都能制作竹质工具和用具，如背箩、背囊、饭盒、席垫、筛子，编织能手一年能编出四、五十件竹器。这些竹器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变成简单的商品，以物易物换回旧衣服、稻谷、盐和用以制造小型弯刀所需的旧铁料，有时也出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此处还很难见到火柴，保留了擦竹取火的取火方法。房屋的一种形式为竹叶房，用竹子或细树枝作四壁，将竹叶绑成一束一束系在房顶上当顶。最普通的乐器是竹制的口弦和巴乌，有十二种芦笙舞。^[10]

贡山县独龙族1960年用竹情况是：采集工具竹篓，竹笋是其采集的主要野生植物之一；捕鱼工具有罩鱼竹笼，捞鱼的竹篾编篓，钓鱼竹竿；竹猎具有弩弓、箭、竹签；打铁用的竹风箱。许多男子都会编织竹篾器：竹背箩、竹箩、竹盒、簸箕等。日常生活用具和家具以竹制品为主，煮饭的一种方法是把粮食加水装在竹筒中封口火烧。居住的房屋为竹篾房，全部用编成的竹篾作四壁和地板。往返于独龙江上的交通工具在50年代以前主要是竹溜索，50年代起架起一些藤篾桥。^[11]

30多年过去了，时至20世纪末的今天，从总体上看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仍较落后，传统用竹方法保留较多。

澜沧县南段村龙竹棚寨拉祜族1991年的用竹情况是：家家户户都把竹棚作为传给后代的重要财富，每户均有30多棚，世代承袭培植，经久不衰；房屋建筑从梁、椽、楼板、房门、床铺、围墙、禽畜厩栏等全是竹；农业生产工具中的点播杆、脱粒棍、扬谷扇，生活用具中的簸箕、筛、竹席、饭盒、谷箩、竹篾桌、竹囤、竹凳、水筒、竹杯、竹勺、竹碗、筷，储藏籽种和粮食的竹筒、笼、篾箱，猎具中的渔箩、小动物夹、鸟扣、诱捕野兽的厩拦、弓、弩、毒箭、毒签，献佛的饰品“统”、竹刀、竹标枪、香炉筒，祭祀活动中的“打左叶”、“千只眼”、“缚鬼绳”，饮食中的甜笋、酸笋、干笋、烧饭香竹等，都为竹制^[12]。

以上三个个案调查说明，竹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普泛性，即遍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诸领域。

六、纵横交织的文化结丛：云南少数民族竹文化事象的性质

云南少数民族的饮食、生产、生活、居住、交通、人生仪礼、宗教、文学艺术、记事度量等诸领域遍布竹文化质点，竹筒饭、竹枷、竹饭盒、干栏式竹楼、竹溜索、新郎扛在肩上的长竹筷、竹“圣树”、口弦、刻竹记事等每一种竹文化事象，都洋溢出浓郁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气氛，都喻示着独特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但这些数不胜数的竹文化事象仅只是各民族的各门类亚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不是其全部构成要素，竹筒饭、酸笋是傣族饮食中最富特色的品种，但还有诸多与竹无直接关系的菜肴，如菠萝紫米饭、油炸青苔等。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竹文化事象犹如天女所散之花，虽未覆盖某一块地方，却撒遍各块文化沃野。散布于云南少数民族各门类亚文化的竹文化事象，从其外在景观来说均与竹相关，从其内在意义来看皆昭示着云南民族文化，故而从横向上纽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有着内在联系的文化结丛。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其各个演进阶段都与竹保持着密切关系。从采集—狩猎阶段的竹刀、竹弓箭，到刀耕火种阶段的竹点种棍，再到集约农业的竹筒水车，竹伴随着云南少数民族走过食物获取方式的各个阶段；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乃至人为宗教，竹都是云南少数民族精神演进历程各阶段的重要标志。属于人类文化进化不同阶段、不同水准上的竹文化事象，从纵向上纽结在一起，成为标示出云南民族文化演进轨迹的文化结丛。

各个领域或门类的竹文化事象构成的横向的共时性文化结丛，与各个进化阶段的竹文化事象构成的纵向的历时性文化结丛，交织成三维立体的竹文化结丛。

这一三维立体的竹文化结丛所昭示的，不仅仅是云南少数民族共时、静态的一些特征，也不仅仅是云南少数民族历时、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而且是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过程的隐秘一角，是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个部分。

七、在适应和创造中达到和谐：竹文化事象所构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www.xing528.com)

云南少数民族的竹文化事象，是对自然适应的结果。在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的驱使下，云南少数民族无论是在采集—狩猎阶段、初级农业阶段，还是在集约农业阶段，也无论是在自然崇拜阶段、图腾崇拜阶段、祖先崇拜阶段，还是在崇信人为宗教阶段，都以特定的需要出发，利用其现有的能力去适应所处的自然环境，把大自然馈赠给他们的丰饶竹资源制变成满足各种需要的对象，或作为食物，或作为烹饪器具，或作为点种工具，或作为灌溉工具，或以之建桥筑屋，或以之表现宗教观念，或以之为人生仪礼之物，或以之表达审美情感……，把竹利用得淋漓尽致。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包括竹在内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之中得以产生、存在与演进。

云南少数民族竹文化事象，是利用竹资源进行文化创造的结果。云南少数民族从采集—狩猎、初级农业到集约农业的演进过程，是一个“人们在利用地球资源创造生活资料方面获得了不断进步的成果”，其中每一阶段的进步，都包含着在利用竹资源方面的新的创造。擦竹取火，创造了人工取火法；竹弓箭，创造出远距离捕获动物的工具；点种竹棍和竹扬扇，创造了食物由野生向生产的进步；引水灌溉竹笕、竹筒水车，创造了由初级农业向集约农业转变；竹溜索，创造出两岸陡峭、水流湍急的怒江峡谷的交通；竹楼，创造出适宜于湿热地域的民居形式；竹筒饭、竹筒茶，创造出风味别具的饮食；还有那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的与竹相关的乐舞和原始崇拜，都是云南少数民族创造性智慧的结晶……。通过这些创造，不断占有竹的“剩余能量”，把竹的“能量”最大限度地注入自己文化的机体中，使之不断演进与发展。

在对包括竹在内的环境适应与创造的过程中，云南少数民族不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维系着二者的平衡与和谐。云南少数民族大都离不开竹，生产生活和祭祀节日都要用竹，在竹上注入诸多情感和智慧，形成崇竹、敬竹、种竹的传统。如彝族视竹为“祖先竹”、“金竹爷爷”，拉祜族把竹当作“圣树”，哈尼族建寨必种竹，傣族把弯钩刺竹当作“佛竹”。傣族等坝区民族在房屋四周、村寨周围、寺庙旁边、田边地角广植竹类植物，哈尼族、景颇族、基诺族、瑶族等山地民族也大量种植竹子，形成许多种竹习俗，保证种植的质量和效果，又有一些种竹和伐竹的禁忌，有效地保护了竹林资源。郁郁葱葱的竹林一方面为生活生产用竹提供了可靠的用材来源，另一方面又保护了生态。大面积的竹林在旱季可以凝聚大量的雾露，提高周围的水湿条件；雨季由于茂密的林冠阻挡和大量枯落物对降水的吸收，可减少水流过多和冲刷的作用，有效地保持了水土^[13]。这样，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能量流和营养物质的良性循环，二者互利互惠，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

【注释】

[1]《云南的竹林资源》，载《云南日报》1994年6月1日第7版

[2]《云南竹类的分布》，载《云南日报》1994年6月1日第7版。

[3]R·G·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埃德蒙·利奇：《列维—斯特劳斯》第61～62页，中译本1985年版。

[5]《人吃饭、牛吃草的由来》，载《基诺族民间故事》第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赵安贤讲述、杨叶生、智克整理：《遮帕麻和遮米麻》，载《山茶》1981年第2期。

[7]李剑飞口述，李缵绪、章虹宇记录：《人类和万物的起源》，载李缵绪主编《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8]云南省民研会：《毕摩帽说明》，载《云南民俗集刊》（第三集）第141～143。

[9]董绍禹、雷宏安：《纳西族东巴教调查》，见《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第25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0]宋恩常等调查整理：《金平县三区翁当乡拉祜西调查》，载《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二）第81～9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洪俊等1960年对贡山县独龙族的调查，载《云南省怒江独龙族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材料之七）第13～35页，1964年内部印行。

[12]徐永安：《澜沧县南段村龙竹棚寨拉祜族传统文化调查》，载《思茅拉祜族传统文化调查》第1～5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王慷林、薛纪如、岩坎拉：《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利用竹子的研究》，载《竹子研究汇刊》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