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与云南民族文化：一场奇妙的相遇

张文勋

大约是五年前吧？何明君因要查找有关竹文化的资料，和我谈到他和另一位朋友打算写一本中国竹文化研究的专著，并谈了他们的设想。我觉得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极有特色的新课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希望他们能早日成书。两年之后，《中国竹文化研究》问世了，我读到此书，才知道另一位作者是廖国强君。何明君在读大学和攻读文学硕士期间，曾修过我讲授的课，由于他勤学好问，我们之间过从较密，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他获得硕士学位后，从事方志编篡工作，我们也时有来往，学术是我们师生友谊的桥梁，我主持的几项民族文化研究课题，都邀请何君参加，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多年的交往，使我对他的学术成就有较多的了解。何君治学，长于多学科综合研究，其视野开阔，中西融通，而对文化学和美学的研究，尤见功力。廖国强是专攻唐宋经济史的硕士，师从云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李埏教授，精于史学，也兼及文化学等其他学科。何、廖两君的合作，可以做到文史结合，史论互补，相得益彰。《中国竹文化研究》表现出理论的深度、资料的广度和历史的厚度，都表明他们合作的成功。时隔不久，两君又开始另一部著作《竹与云南民族文化》的写作，并对我谈到他们的写作计划，我很高兴地把这个课题列入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历时二年，此书现已脱稿，在付梓之前，应作者之邀，特撰序文以记其始末。

竹对于人类来说，是大自然的恩赐，竹全身的实用价值，早已被原始先民所认识和利用。当人类还处于穴居野处的时代，就已经发现竹笋是天然美食，而且还逐渐认识到竹的用处很多。例如筑巢而居，竹是最好的原始建筑材料；用石刀石斧刮削竹子制成的弓箭，是远距离捕捉禽兽和防身的最好器具。所以，我国古代歌谣中才有“断竹续竹，飞土逐六”的描写。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原始先民从蛮荒时代逐渐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由石器时代进入铜铁器时代，由对自然天火的恐惧到钻石木以取火的伟大发明，竹的利用范围日益广阔，竹和人们生活的关系也更趋密切。于是，竹的价值也由单纯的自然之物，进入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人们赋给它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竹文化”。什么是竹文化？它包含哪些内容？其本质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可留给文化学理论家们进一步探讨。何、廖两君在《中国竹文化研究》一书中，也有许多精辟的理论分析。例如他们认为很难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分类模式去划分中国竹文化，他们用“竹文化景观”和“竹文化符号”两大类去概括纷繁的竹文化现象，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一家之言。用符号学的理论阐释竹文化现象，也有助于将一般的竹文化事象，上升到理论上作更深层次的探讨。中国竹文化经历代士大夫文人的提炼、抽象，成为人们意识领域中种种与竹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文化观念，用符号学的理论去阐发其文化内涵，无疑更具有理论意义。但是，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竹文化，和华夏文化中经士大夫文人发展加工的竹文化比较，则有很大差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云南少数民族的竹文化，更接近他们的现实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以，我们直接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交汇点上，去探讨这些民族的竹文化，更便于把握其本质特征和民族特色。何、廖两君在《竹与云南民族文化》中，虽然仍把全书结构为上下两编，但上编题为“竹与物质文化”，下编题为“竹与精神文化”，而不是“竹文化景观”和“竹文化符号”，我想，这也许更符合云南少数民族竹文化的实际。从物质文化的层面看，竹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普遍；但从精神文化的层面看，却不像汉文化中的竹文化那样，在文学、艺术以及伦理道德观念和人格意识等文化领域中表现得那么充分。

对于物质生活还比较落后，生产技术停留在刀耕火种的云南某些少数民族来说，竹的实用价值实在是太大了。从饮食医药到生活器皿，从生产工具到交通运输，从服饰装璜到居室建筑，总之，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不与竹有关。在他们的长期缓慢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许多与竹有关的民风民俗和民族审美意识，一直保留至今。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云南少数民族的竹文化，更具有原始先民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特征。以竹制弓弩作为主要狩猎工具和自卫武器，在拥有现代先进武器的人看来，那是很原始的，但对原始先民来说，那却是了不起的发明，是他们的智慧的结晶。而这一切，无论从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看，都是早期的竹文化现象。与此相同，无论是竹制的简陋渔具，或是竹编的浮桥、吊桥、溜索桥、竹筏等等，无一不保存有早期竹文化的特征。它们既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又是他们的智慧的创造；它们既是竹文化的物质构件，又是精神的产品。它体现出少数民族人民对生活的理想和创造的精神。此外，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布朗族、基诺族、佤族等民族的主要居室建筑——竹楼，可以说是云南少数民族竹文化的代表。竹楼的来源，有各种神话传说，无论是说天神的启示，或者是模仿诸葛亮帽子的造型，都寄寓着这些民族对居室建筑的审美理想。而以竹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竹楼，无疑是这些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借助于竹的多种实用功能而创造出来的建筑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用竹建成居室，首先是它的物质性的实用价值；但是其建构之精巧，造型之优美，风格之独特，又无一不是精神文化的体现。我们把这种文化现象，看作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融为一体的竹文化也未尝不可。与竹有关的云南民族文化中，乐器的制作和演奏，也具有鲜明的特色。芦笙、竹笛、竹筚、竹号、竹口弦等等，就其乐理而言，和现代的笙簧管弦乐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简单和复杂、低级和高级之分。云南少数民族的这些竹制乐器，都是利用竹发声的自然机理，因此，具有简单质朴、古朴原始的特色。至于竹制工艺品，也还没有中原地区竹工艺品制作的精美，较多地保存有单纯质朴、随物赋形的特点。这一切与竹有关的文化现象，就其共时性而言，和现代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比较，也有其独具的民族特色。

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那就是在云南少数民族竹文化中，保存有原始先民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鲜明痕迹，这和我国汉文化中的“比德”观念截然不同。我国历代士大夫文人以竹去比喻高洁的品格和不屈的气节，总之，就是把竹人格化、伦理化。正如明代何乔新在《竹鹤轩记》中说的：“夫竹之为物，疏简抗劲，不以春阳而荣，不以秋霜而悴，君子比节焉？”难怪苏轼也说：“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这些观念，在文学艺术中得到充分表现。而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在民间口头文学中，以竹比德虽然也有，但不那么突出，更多的则是把竹视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神物，在创世神话和洪水神话中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在对图腾和祖先的祭祀活动中，多与竹有关系。例如在彝族、白族的神话中，都有借助竹筒救活了一些少数民族祖先的传说。类似的传说，在《华阳国志》、《水经往》等一些汉文献中也有记载，这表明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关于竹的神话传说早已有之，而且至今还在民间流传。总起来看，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与竹有关的文化现象是多方面的，就其特征看，概括言之有以下几点：第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云南少数民族的竹文化，保存有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特点，因此，纯粹作为精神文明现象的特征，不算十分明显，而是具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紧密结合的性质。故其实用的价值和宗教仪礼中的观念形态价值和审美价值，往往是浑然一体，不可剥离。第二、因此，它的另一鲜明特征，就是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文化的痕迹，也就是说可以看到人类从原始蛮荒时代到早期文明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具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性质，形成特有的竹文化现象。正如何、廖两君在本书中说的：“云南少数民族的饮食、生产、生活、居住、交通、人生仪礼、宗教、文学艺术、记事度量等诸领域，遍布竹文化质点，竹筒饭、竹枷、竹饭盒、干栏式竹楼、竹溜索、竹筷、竹圣树、口弦、刻竹记事等每一种竹文化事象，都洋溢出浓郁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气氛。”他们认为：“属于人类文化进化不同阶段、不同水准上的竹文化事象，从纵向上纽结在一起，成为标示出云南民族文化演进轨迹的文化结丛。”这是很有见地的。

研究竹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不仅具有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的价值，而且对当代各民族文化转型与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云南是多山、多民族的地区，竹对各民族来说，不仅对植被、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对具有民族特色的云南民族竹文化进行发掘、整理、加工，使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的竹文化形态得以保存，并使之与现代文化接轨，那么，这些丰富多彩的竹文化，不但不会泯灭，反而能融入中华文化大花园而大放异彩并走向世界。就民族经济资源开发来说，前景也十分广阔。作为工业原料、建筑材料、工艺品和饮食、药材原料……竹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对发展山区各民族经济文化来说，竹的经济和文化价值，都具有开发的优势。所以，何、廖两君对竹与云南民族文化的研究，不仅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对促进云南各民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最后，我想把具有比德意义的拙诗《咏竹》抄录附后，以赠何、廖两君：

萧萧呜绿叶，天籁起幽篁。

傲骨凌风雨，虚怀入管簧。

雕根成妙品，配药出良方。

品格何高洁，材具足引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