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经译注-作者与成书

一、《难经》的作者与成书

很多人认为《难经》的作者就是扁鹊。历史上《扁鹊见蔡桓公》的记载广为流传，更使人相信此书为扁鹊所著。经过学者们的考证发现，在《汉书·艺文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都没有关于此书的记载。虽然东汉末年著名医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提到了《八十一难》之名，但同所引其他四部医籍一样，并没有指出该书的作者。直到唐代杨玄操的《难经注》和《旧唐书·经籍志》才提出《难经》为秦越人（扁鹊）所著。由此，对《难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一）《难经》作者的考辨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分析可见，对《难经》作者的争论，至今仍未统一。归纳起来有下列四种主要说法。

1．黄帝所作　因为书首冠以“黄帝”二字，所以将《难经》作者归之于黄帝。如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所载：“黄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梁·阮孝绪在《七录》中有《黄帝众难经》之目。古代托名“黄帝”命名书名的现象很多，如道家的《黄帝铭》、记载天文学知识的《黄帝杂子气》等。如据此决定《难经》作者证据不足，附和此说的学者也较少。

2．秦越人所作　自汉以来，早就有秦越人著《难经》的说法，但真正有历史记载的却是在《旧唐书·经籍志》中：“《黄帝八十一难经》一卷，秦越人撰。”还有《新唐书·艺文志》载：“秦越人《黄帝八十一难经》二卷”。

3．淳于意所作　明代赵浚谷指出：“传记言《内经》乃黄帝书，《难经》乃越人书。吾观《内经》非黄帝书，育越人书；《难经》非越人书，直仓令书耳。以为仓令之书，故必寄之于越人；以为越人之书，故必寄之于黄帝。”他认为当时写书多假托前代圣贤之名，借以流传，为了能“道有济于开成，虽没世而名弗称，君子弗疾也。”（丹波元胤《医籍考·医经一》）在仓公《诊籍》一书中有20例诊脉独取寸口的医案，而《难经》的脉法也以独取寸口为主要特点，因此有人认为《难经》可能是淳于意的著作。

4．东汉名师作　此说法来自日本的“丹波元胤”。他在《难经疏证·难经解题》的注文中提出东汉名师撰写《难经》之说。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亦认为《难经》成书于后汉，时间上限只能在公元79年，即后汉章帝建初四年以后。(www.xing528.com)

以上四种说法，虽各持一见，但认为此书是秦越人所著的占大多数。从现有资料分析，以战国时期秦越人著作《难经》的说法较符合历史事实及学术发展规律，且有较多的旁证加以支持。

（二）秦越人与《难经》的成书

1．《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述仓公回答汉帝的诏问：“所诊治病，病名多同而诊异，或死或不死，何也？”之中，多次提到以《脉法》的理论为病人“期决死生”的依据。说明淳于意以《脉法》作为度量病人“生死”之准绳。这种《脉法》，唐·王冰在《素问注》中曾几次引用。如在《素问·三部九候论》注中云：“《脉法》曰：‘人一呼而脉再至，一吸脉亦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四至曰脱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尽。’今相失而不可数者，是过十至以外也。五至尚死，况十至者乎!”这里所引《脉法》的内容与今本《难经·十四难》首段部分基本相同，说明淳于意遵循运用的《脉法》，就可能包括《难经》。再从仓公《诊籍》所记具体病案来看，亦可见淳于意常以《难经》作为指导临床实践的依据。例如，破石案，立案为：“诊其脉，肺伤，不治，后十日溲血死。”依据是：“切其脉，得肺阴气，其来散，数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番阴脉入虚里，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变也乘之”。本例记述的肺脉：“其来散，数道至而不一”的脉象改变和“色又乘之”；以及“肺脉散者，固色变也乘之”的肺伤而呈现赤色，为火刑金、色胜脉等色脉相参的理论；与《难经·十三难》：“五脏有五色，皆见于面，亦当与寸口、尺内相应也。……色赤，其脉浮大而散”的原文相较，极为相似。又如：阳虚候案，立案为：“诊脉以为痹，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气逆，不能食。”这与《难经·五十六难》：“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痈”的论述相对照，两者只有详略之别，并无实质差异。有专家认为以上例证与淳于意运用《难经》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相关，由此认为淳于意是《难经》的传人，并不是《难经》的作者。

2．《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没有提到扁鹊撰写《难经》，也没有提到他著《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之事，却有他“特以诊脉为名耳”“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的记载。刘安在《淮南子·泰族训》中也说：“所以贵扁鹊者，非贵随证施治，贵其抚脉息而知病之所由生也”（公元前140年间）。桓宽《盐铁论·轻重篇》也说：“扁鹊抚脉息而知病之所由生，阳气盛则损之而调其阴，阴气盛则损之而调其阳”（公元60年间）。这些记载说明扁鹊善于诊脉断病。查《难经》确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他首创的独取寸口诊脉法。再从西汉初年的仓公《诊籍》来看，淳于意已将《难经》的脉法广泛运用于临床，这个事实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秦越人著作《难经》之说的可能性。到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已称《八十一难》为“古训”，以此推断，《难经》成书可能距东汉已有一段较长的时期了。正如欧阳圭斋在其《圭斋文集》中说：“《难经》为先秦古文，汉以来《答客难》等作，皆出其后。又文字相质难之祖也。”

3．两汉非医学名著对《难经》理论的引用。《难经》之述不仅见于西汉初年淳于意《诊籍》、东汉郭玉《诊脉法》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等两汉医籍之中，而且在一些非医学名著中也常可见到。例如：元气之说首见于《难经》，曾被西汉经学家董仲舒引用。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中有相关的记载，说：“一国之君，犹一体之心也。……布惠施政，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这里是把“心”比作“一国之君”，把元气之流皮毛腠理比作是君主的“布惠施政”，在这里他以医喻政，说明“元气”这个医学术语其应用已经超越医学，流行于世；又如，东汉班固《白虎通义·隋性》说：“三焦者，包络府也。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这段文字与《难经·二十五难》提到“心包与三焦为表里”；《难经·三十一难》所说“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十分相近。《难经·三十五难》论脏腑表里关系时说：“小肠者，心之府；大肠者，肺之府；胃者，脾之府；胆者，肝之府；膀胱者，肾之府。”班固撰写时，正是根据《二十五难》所述内容，参照《三十五难》“腑为脏之府”的通例，首先概括地写道：“三焦者，包络府也。”接着照抄《三十一难》所说：“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此外，《白虎通义》原文中还有《难经·三十三难》提到的“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等文字和内容。这些依据对我们现在认识和理解《难经》原文的含义有启发作用。

另外，在《难经》的原文中也使用了秦朝开始有的“天干”，如《二十四难》论经脉气绝时用天干纪日，并结合五行相胜之说，估计疾病的发展预后。《五十六难》论五脏之积时也用天干纪日，推测五脏之积的发病时日。从《难经》本身的学术观点及其发展变化之迹考察，《难经》只有“心主”（《二十五难》）而缺“手厥阴”（《二十四难》），这与《素问》及《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相同；心病补泻皆取手心主而不取手少阴（《七十九难》）句分析，其成书似在《灵枢·经脉》成篇以前。另外《六十六难》既有“心之原，出于大陵”（十一脉时代），又有“少阴之原出于兑骨”（十二经时代）的话。这种现象也说明《难经》之作，大概是由十一脉时代转入十二脉时代之际，可能正值战国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历代文献的推测论证，《难经》一书成编于战国时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些论述也为秦越人著《难经》的说法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