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创新,但别忘了回到内心
□岳 雯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说,“过去的这一千年是西方现代语言与文学发生与发展的一千年,现代文学充分利用了现代语言的表述功能、认知功能和幻想功能。这一千年也是书籍的时代,书籍在这个时代形成了我们大家熟悉的这种形式。这一千年即将结束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越来越关心文学与图书在科技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命运如何。”
卡尔维诺说这话的时候是1985年。现在,历史的指针早已悍然越过2000这一时刻,文学的命运却依然晦暗不明、未见分晓。今天,经过十年发展拥有大众拥趸的网络文学,必然会成为下一站拥有无限创造活力的文学样式之一,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承认、欢迎、拥抱“新”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隐含的逻辑。我们如此迷恋“新”,是因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新”意味着活力与创造力,意味着乐观的能量,意味着未来我们所期待的一切。“新”被赋予绝对力量的文化逻辑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像是一块磁石,使新和旧迅速汇聚成对立的两极。在除旧布新的名义下,“新文学”由此诞生,“新青年”也被认为是疗救古老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到了科技时代,计算机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升级换代,使人们对“新”的依赖更是有增无减。年轻人的行为开始成为生活方式的重要来源。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正在形成。
在这一文化逻辑的作用下,我们势必要对俨然以新的文学样式的面貌出现的网络文学持乐观的欢迎态度。网络文学当然是新的,因为载体是如此“新”,柔软的纸张渐渐有成为“历史之遗物”的可能,闪着莹莹蓝光的显示屏才是这个时代的象征物。虚拟、互动、狂欢……种种带有绝对性的价值指认给网络文学蒙上了一层“民主”的面纱,于是有人开始宣称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网络文学当然是新的,有人条分缕析了其语言的崭新之处。谁也无法否认,语言是文学的命脉,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是,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语言格局里,数字、字母都成了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意、反规范、多变均被视之为“新”的另外一副面孔。
无可否认,网络确实在我的个人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文字也曾陪我度过了一些零散的愉快时光。我还记得初遇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时的惊喜,也曾如粉丝一般日日在网上苦候更新。甄嬛渴望爱情的心与天下所有女子无二,而她在波诡云谲的后宫步步为营翻手为云覆手雨亦让人惊心动魄,神思不已。辛夷坞也曾是我的心头好。她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写“玉面小飞龙”微微的成长,那些经历、那些情感,有多少是为我们所共有的。2007年我们遭遇“穿越”。一大批现代小女子争先恐后地返回到历史上的某一时刻,用现代眼光洞悉古代风光,用浪漫传奇填满历史血肉。网络文学的“新”有时候的确让人吃惊。譬如,凭空构建一个时空,回避历史现场,发挥天马行空的想像力,这是纯文学不曾预料的。曾经就有朋友向我大力推荐阿越的《新宋》,让我读后慨叹真是一个异数。写作者阿越像一个工匠,他痴迷于一砖一瓦,小心翼翼地在纸上复原一个庞大的北宋帝国,在复原的同时又生出若干支脉,想像历史走向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这还不算。网络文学的“新”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比如,你知道什么叫“女尊”文吗?读到锦秋词的《兰陵旧事》,简直令我大吃一惊。在这里,男女两性的性别规约、社会职能甚至包括生理机能统统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女性占据了更主动、更强势的地位,男性则要么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工具要么成为女性的依附品。求新求变,网络文学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路人无数。(www.xing528.com)
这不仅仅是网络文学的命运,纯文学的作家们也在为如何创新绞尽脑汁。创新这件事,已然把中国文学逼到了死角。观察今年的长篇创作,不难看出作家们的苦心孤诣。张翎的《金山》选择了新的题材领域——海外华人的生活史、奋斗史。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那些被称作先侨、猪仔华工或者苦力的中国人,除了历史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我们还知道多少。刘震云则在“新主题”上下了功夫。他的《一句顶一万句》据说是一部关于“寻找”、关于“孤独”的小说。这似乎并不新鲜,刘震云独辟蹊径之处在于把“孤独”坐实到“说话”上,为了写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的孤独”,刘震云找到了让故事自由滑行的方式,从一个人直接过渡到另一个人,从一个故事讲到另一个故事,循环往复,一咏三叹。周梅森写的是“新的事件”。在《梦想与疯狂》里,他迅即对以排山倒海之势扑面而来的资本力量作出了反应,当今股市改革过程中的热点事件都在这本小说里得到了一一展现。在打开自我这条道路上,可能没有人比虹影走得更远了。在成名作《饥饿的女儿》里,她曾这样做过。这一回,在新作《好儿女花》里,虹影继续扩大表达的边界,将一个家庭各种各样隐秘的情感关系和盘托出。由此可以想像,为了不重复他人、不重复自己,作家们付出了多大的心力。
我们的时代像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形态各异的“新”从文学世界里奔涌而来,一层层覆盖我们的文学经验,更新我们的文学想像,可是,在我们内心深处,为什么还是如此不满足呢,无论是对于网络文学还是纯文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面前,选择了背过身去。
最近在读的书,一本是《珍妮的肖像》,美国作家劳伯特·纳珊1940年写的。这似乎是一本关于爱情的小说,关于两个人在时间的荒野里相遇、相爱的故事。低微而辽远的冬夜,穷画家“我”在公园邂逅了一个“不大知道时间”的小女孩珍妮。画家为她画了一张速写,被画店经理看中了,并嘱咐他继续给小女孩画张像。以后,他一次次碰见珍妮,每次她都要长大几岁。画家终于画出了珍妮,跨过残忍的时间的距离。画家最后一次看到珍妮,是在度夏的巴沫河,暴风雨中,珍妮在河里竭力挣扎,画家跳下水去救她,然而抵不过飓风的力量,或者说时间的力量。对于画家而言,整个故事发生在从1938年冬到1939年秋不到一年的时间,而珍妮却已经过完了她的一生。爱情在小说里活过许多次,究竟什么是爱情的本质,每个人都有一个答案,且各各不同。在茫茫不可知的时间背后,《珍妮的肖像》提供给我们的是对爱情单纯的信仰与珍重。
翻着那些泛黄的纸页,我有些疑惑,在文学的疆域,我们真的需要大踏步向前吗?《珍妮的肖像》里的画店老板有这样一套理论,他说,“一个女人总该有点超出时间的气质……她们好像同时属于所有的时代。一种永恒的气质——你在一切名画里,从达汶西到沙赞,都见得到。”文学也是这样的吧。新的东西固然让人眩目,可是如果没有超出时间的气质,没有将它的根须深植入人的内心,那么,一阵阵风吹过,我们依然颗粒无收。文学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中正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善用自己的孤独。真诚地生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体验,把心灵整个浸润在生活所赋予你的一切中,这才是创造吧。当一个时代都在风驰电掣般向前冲的时候,作家可不可以退回来,回到广袤的内心世界,一笔一墨凝定一个灵魂。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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