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现状与可能性：沉思与凝望

幸存与“渐入佳境”——对当代文学现状及可能性的思考

□陈晓明

今天的文学萎缩了吗？从数字生存来看，今天的文学比任何时期的文学都繁荣昌盛，只要看看现在每年超过两千部的长篇小说出版数量，就可以知道现在的文学已经是如何生产和传播的。现在的文学不只是在纸媒体上生存，也不只是在刊物上生存，它还有庞大的网络传播，那上面的写作是一个无限大的符号生产。其实，文学的普及不再像五六十年代一样，仅只靠通俗化和民族形式来拉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现在是通过全民教育的升级、文化的普及、文化的民主化潮流，文学的传播和参与人数得到空前的增强。如果要看看现在的博客空间，如果承认那也是一种文学写作方式的话，仅从新浪博客每天超过2.5亿的浏览量，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有多么热爱自己的文字，对写作和阅读投入多大的热情。这样庞大的文字传播空间，虽然会淹没文学的品质的生成，虽然会无止境地复制和覆盖，但这是文学普及化和文化民主化的伟大现场，我们谁也不能与它抗拒。因为它背后不只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生成，同时是后工业化的电子产业链的生产模式，这一模式是我们生存世界的经济基础，只要这个经济模式保持活力，网络文学的空间和能量就会无限放大。

我们立即会说，当今文学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格局，哪里是传统文学，或者说“纯文学”（这个概念引起太多的歧义，但没有办法，权当比喻吧，总之就是我们认为的要死的那种的文学）安身立命的位置？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归结为，也只能归结为：传统延续至今的那种文学——我们命名为——纯文学、严肃文学、高雅文学……这种东西，它在今天要出局吗？它如何生存，还有多少自我更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作为文学自身历史延续下去的那种可能性，即创新的可能性——没有创新它的历史就终结了，它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因为比较起新兴的草根写作，比起网络写作，它在数量上已经是绝对劣势，它惟一可以存在的理由，就是它还对文学创新有多少贡献。那么在“创新性”上，或者说，在维系传统的文学性的行动上，它还有多少可能性？这是问题的实质。如果不是为创新和文学纯粹艺术性的伸展前景忧虑，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焦虑的。每年千部的长篇小说，每天几亿的浏览量，文学的市场份额即使没有大到令人满意，也不会小到让人羞愧绝望。根本的问题在于，当今中国文学，或者说汉语写作中最纯粹的那些写作，还有多少创新的可能性？就最近几年的创作来说，相对于这十几二十年来，它是不是有重要的突破？如果有，那么，我们的汉语文学形成什么格局都不重要，都有一种内在之力，而不是一个庞大华丽的文学嘉年华。

我的这种观点可能太精英主义化了，但问题只能推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否则那些问题只是伪问题。当今的文学是严重分化的，美其名曰多元化或多样化。文学的写作、生产、传播都没有困难，困难的是有没有方向，有没有标准。现在要认定标准和方向显得异常困难，要确认什么是好的尤其困难，再也没有权威可以一言九鼎，谁对谁也不买账。这就是经典化困难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指斥垃圾、表达虚无主义的观点十分容易，因为到处是浮华的外表，到处是虚无；而要真正指出好的作品，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在今天可能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它是一项责任，是文学的“幸存的共同体”的责任。因为没有这种作品及对它的言说，文学的历史实际就终结了。因为那样的文学只是同质化的娱乐化的文学，并没有真正的格局出现，都被格式化了，哪里还有新的格局？

在这里，可能要提及 “幸存”（survival）的概念，这就是说，现在真正危机的和紧急面对的责任，是这种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创作，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就没有文学性存在，就没有文学的魂灵存在。所有的那些文学符号的复制和狂歌乱舞的传播，只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学性的存在，有了这种文学还保持着创新的可能性，文学的生命就延续。怎么折腾，格局怎么变幻，怎么多元都无所谓，它都死不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所谓格局只有两种格局，一种文学性的写作；另一种是娱乐至死的生产。后者无疑生命力正当旺盛之际，那些疯狂生产的符号随时都要淹没覆盖前者的存在；前者似乎垂垂老矣，它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困难，它甚至没有多少自我保护能力，它随时会被吞没或沉没。它只是幸存，只有在幸存的意义上，只有向死而生的幸存，这种写作可能才是为文学续上性命的写作，才是文学生命倔强的存在。(www.xing528.com)

因而，要去指认那些创作，要从满眼的浮华格局中认出它们——这是不容易的，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作为幸存者，经常奄奄一息，要从那最后一口气中看到生命延续的可能。

在这里，我试图指认一些作品，我以为它们显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幸存的可能性。我所依据的标准在于：其一，它对中国人的生存历史与现实有真实的穿透；其二，它立足于本土生活，对人性有更丰富的洞察，它因此开掘了人类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其三，它依然有能力发挥出汉语的表现力，汉语在小说叙述或诗性写作方面的独特意味。在一般的意义上，三者各居其一就是好作品了，而要作为幸存之作，要能给予汉语写作更结实可靠的生命，则要三者都达到。

我以为（恕我受篇幅所限，不能更多提及），当今时代至少有四位作家是值得我们称道的：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这四位作家的代表作是：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贾平凹的《废都》《秦腔》、阎连科的《受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今年，我读到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才有了这样清晰的轮廓。这些作品，我以为就是放到20世纪世界文学中去，都不丢中国人的脸。有这样的阵势，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才有底气，才能形成一支真正的队伍，才能征战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不再需要“唯唯诺诺”，没有“诺奖”，我们照样可以挺直身板。据说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他确实应该读读这几本用汉语写的书，他应该会知道深浅。

这几部小说不幸都是属于“乡土叙事”的作品，这也说明作家只有在自己文化和经验的深处，才能写出有震撼力的作品。说起来，我前面提到的这四个作家都是北方作家，有点倔也有点愣的北方佬，一直生长在土地上的北方佬。南方作家灵秀聪慧，做小说于细微处见功夫；北方佬死倔，才有那种不顾后果的愚顽，才有长篇或大气象出现。大智还要若愚，那才会走向道路深处，走向穷途末路。这才会有向死的写，往死里写，那就是身处绝境中的写，这才有幸存的写，才有写的幸存，才有汉语文学的幸存。

其实，幸存就是死里逃生，绝境就是无路可走，走到极端，走到极限。想想贾平凹写《废都》，后来才有《秦腔》；刘震云写《故乡面和花朵》，后来才有《一句顶一万句》。幸存的经验，是绝境，也是“渐入佳境”。对于很多人来说，中国文学，甚至传统文学，乃至于文学都走向死亡了，在我看来，这些人才火候刚到，渐入佳境。想想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一直都是青春写作，紧急而匆忙，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名篇佳作，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时写下的作品，现代以来的文学史，哪有几个四五十岁的作家？除了鲁迅，我们掰着指头，数过去的都是青春派。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让那些本来要成熟的作家，改造世界观，突然要重新开创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文学经验，他们又变成新手，力不从心。紧接着就是右派的一批人，他们青春期突然中断写作，归来的吟唱已带着中年的苍凉，毕竟中间隔绝了几十年，续上的是五六十年代的记忆。直至今天，中国白话文学还不到百岁，五六十岁还在写作的人，汉语小说这才摸到门径，这才渐入佳境。并不是重复“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古训，而是现代中国的文学就延宕至今才到火候。大器晚成，不是指个人，而是指汉语写作今天的可能性，这是好不容易才等来的晚熟，虽然来日并不方长，但这样的可能的辉煌时刻却不应该视而不见。

我承认我所理解的“幸存”的经验是一种神秘的经验，我所说的“四条汉子”，并不是说他们有多伟大而能扛鼎，他们的作品有多厚实而能撑起文学的台面；我只是说，他们的写作有一种在土地上的倔强性，那是大地上的掘地的经验——也许显现了幸存的经验，那也许是文学幸存的偶然家园，是文学前途未卜的意外之喜。只要有这种偶然，有这种意外，有这种也许，汉语言文学就能幸存。当然，大地、乡土，还在佳境之内，还有疆界关闭。还有佳境之外吗？乡土之外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吗？也许，还会有意外。